“何处不逢君”：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水车起源与发展丛谈（五）

　　【内容提要】宋元诗文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又以翻车记载最多，筒车次之。有关记载表明，宋元是我国水车大发展的时期，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区各有特点。翻车在长江下游地区空前普及，成为农家必备的农具，被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它轻巧灵活，能够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翻车是塘埔圩田、陂塘水利建设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对唐宋以来长江下游新经济重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还对王祯《农书》设计的“牛转翻车”的实用性提出质疑。

　　本丛谈收集的材料（截至2011年1月10日），按时代划分可列为下表：

时代	年数	翻车	筒车	井车	刮车	“水车”[1]	合计
秦汉魏晋南北朝	809（前221—588）	13				4	17
隋唐五代	370（589—959）	16	1	12		3	32
北宋	166（960—1126）	51	18	7		2	78
南宋、金	151（1127—1278）	162	20	1		12	195
元	88（1279—1367）	47	9	1	1	10	68
合计		289	48	21	1	31	390[2]

　　从该表看，汉唐记载较少，入宋以后才多起来，北宋的记载已大大超过秦汉至唐五代的总和，南宋的记载又超过北宋一倍多。元代享国年数只及北宋的一半左右，但有关记载的数量比北宋少不了多少。在各类水车中，翻车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3/4。从汉到宋元，大幅度增长，其中南宋翻车记载数量超过南宋记载总数的4/5。筒车的记载由唐代的1条发展到宋元的46条，但两宋和元代的记载不像翻车那样迭次大增。井车记载总量远逊于翻车和筒车，但唐代的记载却大大超过宋元的记载。

　　根据我对材料反映的地区性的鉴别，宋元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其数量占总数的80%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车。在该地区中，又以江苏、浙江的记载为多，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安徽、福建、江西水车记载比江苏、浙江少许多，但在全国仍属前列；但筒车记载则但闽赣多于江浙。两湖、西南、华南的记载占总数的10%左右，但筒车记载大大超过翻车。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五省的记载不足总数的10%，翻车记载稍多于筒车，井车记载则冠于各地。东北、内蒙、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缺载。[3]

　　古代的事物是否有记载，如有记载，能否保存下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认为没有现存记载的就是不存在。而且我们收集材料也可能有疏漏。不过，我们材料是大量的，而不是个别例证，虽然不能据此作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分析，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水车发展的大致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宋元是中国水车大发展的时代，但这种发展在地区和车种上又是很不平衡的。发展最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使用最普遍的水车则是翻车。

　　宋元是长江下游作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翻车的大量记载，反映了翻车的使用与这个新经济重心形成的某种内在的联系。下面，我们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探讨宋元翻车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它在新经济重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何处不逢君”[4]——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在江淮及以南的许多地区，水车（翻车）已成为营农者必备工具。乾道五年（1169年），徐子寅奉旨以楚州（江苏淮南）空闲官田安置从北方南归的“归正人”，“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5]。淳熙十年（1183年），郭刚根据皇帝的指令作淮西荒地屯田规划，其中“六人耕田顷，给牛三头”；“合用农具：田一千顷用犁一千五百具，钯一千五百具，水车一千部，并碌碡、锄、镢之类，乞下淮西漕司制造应副。”[6]即六人耕的毎顷田供给水车一部。

　　南宋吴泳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说：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7]

　　吴泳在这里谈的是农业生产中最要紧、也是农民最熟悉的一些事物和知识，翻车也在其中。宁国府乃今安徽宣城。吴泳，四川潼川人，长期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以中央官员身份出任多处地方官。文中所述，并非宁国府独有，在江淮以南应带有普遍性。

　　上述屯田和官庄是政府组织的，政府供给启动再生产过程最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可以互通有无，不一定毎户一部水车。但独立经营的农户，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只要有条件的，都置备水车。实在没有水车的，哪怕租借或乡邻帮带，也要用上水车。北宋元祐五年，虽然去年遭灾，但“又缘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於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8]淳熙八年，江西南康军大旱，凡“边临大港，并有积水陂塘，可以车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合家老幼，举债辛勤，用工车水。”[9]陆游归耕时必要的准备之一是置买水车[10]。范成大诗中也谈到租借水车的事[11]。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记载，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左朝请大夫陈汤求知池州，还论郡县以耕牛、水车、舟船、农具估为家力，视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买卖又重收税钱，非劝农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纠察。诏申严行下。”陈汤所言不止是池州情况，在江淮以南农区是有代表性的。它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在估定农家财产的系列中，水车仅次于耕牛，和舟船一起列在其他农具的前头，可见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地位之重要：水车也是当时农具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南宋政府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同意陈汤的建议，废止这种估算家力的办法。

　　元朝政府继续推广水车，并采取扶植贫苦农民的措施。如《通制条格》卷十六载：

　　虽有河渠泉脉，如是地形高阜，不能开引者，仰成造水车，官为应副人匠，验地里远近，人户多寡，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水之家，均补还官。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

　　在这种情况下，水车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广。江苏、浙江一带水车使用尤为普遍。南宋毛珝的《吴门田家十咏》说：“到处车声转水劳，东乡人事独逍遥。一堤滟滟元非雨，总是吴江淡水潮。”[12]南宋黄震说：“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13]这当然是以广大农户普遍拥有翻车为前提的。家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阴）的陆游，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在入蜀途中，“乡仆来言：乡中闵雨，村落家家车水。”[14]淳熙十二年夏，江西上饶天旱，出现了“万室望霓愿，千村车水歌”[15]的景象。嘉泰元年孟夏，山阴农村正在车水抗旱，准备插秧，忽然下大雨了，结果“处处跃秧马，家家闲水车”。 “水车罢踏戽斗藏，家家买酒歌时康。”[16]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家拥有水车的普遍性。

　　水车响声成为当时农村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 “晌午鸦鸦响踏车，那边丛薄有人家。”[17]“波翻别壑闻车水，青遍柔桑趁浴蚕。”[18]“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19]这是浙江一带的农村风光[20]。南宋孙觌在致仕归耕后，在一篇通信中谈到他在江苏的常州、无锡农村所见：“自归耕穰田，望岁与老农共为休戚，春夏旱溢，两岸车声如雷。”[21]绍兴初年，王之道避宼乱，从安徽巢县出发到庐州（安徽合肥）的胡避山[22]，由于战乱的破坏，九十多里荒无人烟，“踯躅於荆棘蒿艾之间”，令人压抑。“将次胡避，殆见迹牛涔，蔬畦麦垅，转水车之咿轧，蔼炊烟之郁葱，农夫两两三三田作而反，挽犁携插，仅有可观”[23]，心情为之一舒。总之，有水车声便是有人家、有村落、有生气。

　　由于水车的普及，宋代以水车名地者屡见不鲜。如张师正《括异志》载：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干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卷六《杨道人》）

　　待制刘公湜……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卷二《刘待制》）

　　郢在湖北江陵县西北。海州在苏北、密州在山东，与海州接界。

　　水车名地在江浙一带尤多。在建康（南京），有俗呼“翻车桥”的安政桥。[24]在会稽（浙江绍兴）有“车水城”，南宋王十朋在这里重建民事堂。[25]府城中有“车水坊”[26]。府城南有“车水桥”，子城中有“车水桥巷”[27]。上虞县有“车水坊”。城市中地名冠以“车水”。当与城市消防或城市供水有关，同时，当时城中亦有农圃园林，用得着水车的地方尚多。

　　车溪一名也值得关注。《大清一统志》卷二二○谈到嘉兴府的“车溪”：“在石门县东北三十六里，流经桐乡县北，自皂林堰口抵青镇，南北二十里，两旁皆腴田，资以灌溉。”车溪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两岸腴田，车戽不绝”[28]石门、桐乡的车溪，明嘉靖《浙江通志》已载，其得名应该在这以前，是否宋元已有此“车溪”，待考[29]。但宋元以车溪名地者确实不止一处。如江苏吴江县有车溪[30]，浙江台州鄞县有车溪[31]，尤其是浙江湖州的车溪，南朝时已有此名。山谦之《吴兴记》谓“车溪出美鱼”[32]。江南水乡，交通运输主要靠船，用陆上运输的车辆命名溪河，似乎不大合理；宋元水车径称车，故各地“车溪”之得名，恐怕与水车的关系更大一些。

注释：

[1] 泛指水车及不明其确指类型者。本丛谈收集了若干与水车有关的水碓资料，亦归入此类。

[2] 同一条材料中谈及两种水车者，按两条计算。因而比实际收录材料的数量稍多。

[3] 史料记载中的“淮西”，包括河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我们没有把它们剥离开来，因而统计是粗略的。

[4] 唐释贯休诗云：“千山与万水，何处更逢君。”今改一字，反其意而用之。

[5] 徐子寅：《措置楚州归正人请田耕种事奏》。《全宋文》卷5395。

[6] 《宋会要辑稿》第 154册“食货63”

[7] 《鹤林集》卷三九

[8] 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元祐五年），《东坡全集》卷五七。

[9] 朱熹《施行下诸县躬亲徧诣田段相视》，《晦庵别集》卷六。

[10] 陆游《致仕后岁事有望欣然赋诗》：“买得水车无用处，绝知造物相归耕。”《剑南诗稾》卷三九。

[11] 范成大《喜雨》：“昨遣长须借踏车。”《石湖诗集》卷二三。

[12] 《江湖小集》卷十二《吾竹小稾》。

[13] 《咸淳八年春劝农文》，《黄氏日抄》卷七八。

[14] 陆游《入蜀记》卷一

[15] 南宋赵蕃《六月十五日时闵雨甚矣三首》之二，《淳熈稿》卷十一。

[16] 陆游《喜雨》，《剑南诗藁》卷二七。

[17] 南宋方夔《田家》，《富山遗稿》卷十。

[18] 朱松《送沈昌时赴宁海令兼叙别二首》，《韦斋集》卷四。

[19] 元·李昱《踏车行》，《草阁诗集》卷二。

[20] 方夔，淳安（浙江西部）人，攻举子业不利于有司，退隐富山之麓，以此名其诗集。上引方诗应系反映其家乡情况。朱松乃朱熹之父，该诗殆写于临安（杭州）。李昱生长于钱塘，元季避地永康、东阳，均在浙江地界。

[21] 《与沈德茂帖（六）》，《鸿庆居士集补遗》卷六。孙觌，常州人。

[22] 胡避山，在庐州西六十里，绍兴中，王之道为避金兵保聚其上，故名。

[23] 王之道《与淮南提盐许子长书》，《相山集》卷三五。

[24]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至大金陵新志》卷四下。

[25] 《会稽三賦（宋王十朋撰）提要》（《四库全书》）

[26] 宋张淏《会稽续志》卷一。

[27] 宋施宿等《会稽志》卷十一、卷一。

[28] 雍正《浙江通志》卷十一、卷五四。

[29] 元代释善住写有《车溪道中二首》，载《谷响集》卷三，应是他晚年寓居钱塘之作，不知是否就是桐乡的车溪。

[30] 明王鏊《姑苏志》卷十八。雍正《江南通志》卷四四谓“圆明寺在吴江县车溪傍，宋乾德中建”。可见，吴江县的车溪得名不晩于宋。

[31] 南宋陈耆卿《赤城志》卷二五。

[32]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三《遗书征》。

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