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现代化研究需要回归历史视野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很多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国家具有制度后发优势，因而其不必像先前的发达国家那样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建立新制度，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制度发展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不同国家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国内国际条件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简单的制度移植是一种忽视过程的历史错位的观点。

　　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三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彻底的失败，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种反历史的，假定人类社会具有“普世”的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方案。而事实上，历史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轨迹，任何一国现代化的成功，都是源于其在特定的时期，由特定的人，实施了特定的发展战略，任何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出建设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须同时关照到历史的这三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构成了制约因素。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战的需要，面对二战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急切的工业化心态，美国意识到其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以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的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了其欠发达的局面，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其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而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传统现代化理论由于实践效果甚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如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斯塔夫利亚诺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学派的普遍质疑。来自内部的批判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构建起自己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现代化理论。而依附论则直接指责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工具，其试图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脱钩。

　　尽管传统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遭到过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上却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识的领袖，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会科学霸权的能力。对此，华勒斯坦曾评论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拥有强大的社会地位，它以社会科学的典范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一使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机构的资助，这些西方机构大肆进行宣传，让人们把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各门学科当做具有普遍规范性的学科加以接受。那些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的非西方社会科学家也有自己的使命，他们力图使某些实践能够被本国政府和民众接受，他们把接受和推荐这些观点看做加入普遍学术共同体的门径。[35]

　　正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种强势地位及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才更需要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总结和探索现代化的经验。

　　根据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并结合具有历史视野的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现代化研究需要明确一下几点认识：

　　1、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巴林顿·摩尔曾根据不同国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阶级关系和结构的差异梳理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和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意、日法西斯主义道路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这种递进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增强。针对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格申克龙指出，由于导致某个国家落后的基本要素会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促使其采用本质上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手段。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36]

　　巴林顿·摩尔和格申克龙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条件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影响，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会逐渐增强。组织力的增强，说明后发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不利的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因而其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不利条件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关注到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国家现代化模式之间关系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后发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俄国和中国等都需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可以形成组织力帮助落后国家克服当时存在的发展阻力并推动一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以国家或政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固的，其最终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当然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即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俄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出现向英美模式的转型。但对这一转型的关注使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转型的程度和结果。事实上，二战后德日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而对于俄国而言，其在苏联解体后发生的转型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政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这些国家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即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效产权模式。

　　同样关注现代化问题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斯等认为，产权是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产权的合理性与否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对有效产权的保护程度。对于诺斯强调有效产权的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非常认同，但他把有效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诺斯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国经济史的分析之上的，但我们认为，其对材料的选取还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诺斯的理论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美国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在该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土地所有者们既有的获取清洁水源的权利，支持了煤炭工业——该州当时的关键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37]二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是如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对公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邓小平时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高了经济绩效，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有效产权的保护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该保护何种产权。

　　与私有产权一样，知识产权也被普遍认为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但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并非一步到位。在发达国家专利法创立阶段，很多国家都是有选择的设立专利制度，为了促进本国技术发展，多数专利法都疏于对发明原创性的审查。比如在美国，1836年专利法修订以前，无须任何原创性证明，即可取得专利权，这方便了为进口技术申请专利。此外，在19世纪，英国（1852年前）、荷兰、奥地利、法国等国曾明文许可本国公民为进口的发明申请专利。[38]从知识产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完善的。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也曾泛滥成灾，特别是对外国人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成问题，如今发达国家苛责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一种不平等交换的方式，也是一种违背历史进程的做法。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具体条件，不能进行制度移植。某些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制度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利，很多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其实大多数都是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每一个成功的制度都有其成功推行的特定条件，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就是随着时机的发展逐步建立的，时机不成熟，即使好的制度也未必产生好的效果。另外，即使有好的制度，也只有与好的政策匹配才能达到期待的效果。

　　2、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是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格申克龙在谈到“落后的优势”时曾经指出，“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39]通过制度变迁关注现代化问题的诺斯同样非常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而产权结构决定经济绩效，因而“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40]由此可见，无论是格申克龙还是诺斯都认为，国家是决定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对于国家在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国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认为只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者所依据的正是英国的成功经验，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

　　然而，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自发形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在19世纪英国完全具有世界工业领先地位之前，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国基本的产业政策。很多人把英国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称为重商主义，认为其是前工业社会时期英国的商业政策，而英国的工业政策是自由贸易。事实上，这不仅是对英国历史的误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误解。重商主义注重的是对财富的积累而不是生产力的保护，而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注重保护却恰恰是其工业生产的能力。1721年，乔治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对国家法律进行了改革，这标志着英国开始推行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沃波尔指出，“没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41]布里斯科总结了1721年英国立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保证厂商在国内免受国外制成品的竞争；必须确保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尽可能予以奖励和补贴”。[42]“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十年之后，作为国会议员和著名自由主义者的休谟又向国会提议 ‘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铲除’。”[43]在这种动议之下，英国对欧洲大陆采取了工业品倾销政策。

　　正是在国家对工业保护的基础上，伴随着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从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世界上的技术实力无与伦比，但同一时期内英国却继续实行它的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固地位时，英国厂商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才越来越高。1833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行动，1846年英国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废止了保护农业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业品关税。许多熟知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英国的这一政策转向或许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行为，旨在“通过扩大欧洲大陆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来阻止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步伐。”[44]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像后来学者描述的那样是自发的，恰恰是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英国得以走向自由贸易道路，而技术优势本身却是英国在长期设置高额关税壁垒后获得的。更具有启发性的是，发生在英国19世纪中期的经济自由化也是英国政府掌控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实现的。这一点，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有过明确的论述：“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正如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是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一样，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出现了各种立法以废除种种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国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强，国家此时已拥有了集权的科层制度来实现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任务。对于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计划，应该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45]英国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的转型，但与其给人的印象相反，英国的这条转型之路走得相当漫长，并且经过精心设计，从《国富论》的发表到格拉斯通预算案的发布前后共经历了84年。[46]

　　所谓英国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而言的，并不是说国家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国这样起步最早的发达国家，她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得到过国家如此重大的帮助，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唯一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正如诺斯所言，既是经济成长的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让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国家排除出现代化的进程。

　　3、意识形态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曾重点论述过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强政策合法性，“维持现存秩序的成本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有关。在参与者相信制度是合理的范围内，实施规章和产权的成本由于以下简单的事实而大幅度下降，这就是甚至当私人成本收益算计认为不服从规章或违反产权是合算时，个人也不会这么行动。”[47]由此可见，成功的意识形态是政府组织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把现代化的目标内化为意识形态本身，其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阻力，还可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动力，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越强，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格申克龙在其《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其把意识形态看做促进现代化的一剂猛药。他认为，“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有关赞同工业化政策的理性论断并不需要一种准宗教式的热情。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大规模和突然发动的工业化努力则要求一种精神状态的更新。”[48]这种精神状态的更新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他在分析圣西门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拿破仑三世的当权拥有经济和金融影响力的人们中大部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而是圣西门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一种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却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更容易为法国曾经拥有的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们所接受？”“对此的回答必须再次利用经济落后的基本条件。”“在法国的条件下，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动一个工业化过程的精神媒介是完全不适当的。要想在落后的国家中冲破停滞的壁垒，唤起人们的希望，将他们的精力投入于经济发展，下一剂猛药将比保证更好的资源配置甚至更低的面包价格更迫切。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商人，甚至一流的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需要一种比高额利润预期更为强有力的刺激。为了摆脱重重的陈规与偏见，所需要的是信心，而信心——用圣西门的话说——也就是相信，黄金时代不在人类的过去，而在人类的未来。”[49]相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格申克龙特别提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论对德国工业化的作用。“李斯特的工业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与圣西门主义有着十分密切联系关系的理论，李斯特试图将圣西门主义的精神信使转化为一种在德国环境下可以接受的语言。在德国当时的环境下，既没有预先的政治革命，也缺少早期的国家统一，由此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种更适宜工业化的意识形态。”[50]与此同时，格申克龙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1890年代的俄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相似的作用。在使俄国的知识界能够更好地调整、适应本国资本主义的到来以及它以往对于村社组织和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组合的信念的破灭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了把该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铁一般规律的结果这样的思想体系。”“在俄国的绝对落后的条件下，还将需要比在法国或德国环境下更强有力得多的意识形态来为工业化快车的知识与精神之论加油助力。”[51]

　　在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法国、德国、俄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之后，格申克龙特别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适用的。针对当时受英国模式的影响，普遍流行的一种认为19世纪的工业发展本质上是与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错误认识，格申克龙强调这与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倾向于根据一个已经处于其经济高涨前夜的特定国家的落后的程度而变化”。为进一步证明其假设的合理性，格申克龙再次分析了法、德、俄三国的意识形态状况。“在法国，一个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发展居然由一群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信条的狂热支持者的大企业家所维系，这个谜注定仍然要使人迷惑不解，除非我们假定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需要一种作用力极强的意识形态药方，去克服停滞和按照常规行事的壁垒，并且诱导对于一种通常总会使人口中的大多数群体蒙受某种暂时的物质牺牲以及必然会产生传统价值和信仰丢失的政策的普遍支持。在德国的场合（那里比法国更落后），通过令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于工业化进程，使得圣西门的学说得到了有效的增补（如果不是被替代的话。）在比德国还要落后的俄国，这同一职能由更致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履行，看来是与一种普遍性的欧洲模式相当吻合的。也许是这种联系，而不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传统，有助于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在1890年代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吸引力，这些人预先倾向于接受这种学说既非个人性格所使然，也不是基于一般的哲学信仰。将这种成本高昂以及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冷酷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描述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决策，而是描绘成经济发展的铁一般规律的一种结果，这显然是为了抚慰知识阶层遭到扭曲的道德良心”。[52]

　　借鉴格申克龙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作用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首先在瓦解一个旧政权即国民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诺斯曾经指出，“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民将公正想象成与现存规章同样久远，进而从一种道德意义上服从这些规章，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是让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参加变革制度才能产生。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不仅应提供一幅可信的图景，显示不同集团已察觉的明确的不公正同知识企业家希望改变的大系统之间的联系，而且应提供摆脱这些不公正的乌托邦计划和行动的指导原则。”[53] 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树立起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承诺在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战乱、贫穷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一个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国家而言，其如果期望人民牺牲自己的消费需求，并承受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痛苦，无疑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团结人民的同时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这种牺牲成功的转化为对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眼前的牺牲不仅不是一种痛苦而且成为一种光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民族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中，自由主义逐渐被边缘化。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初和 20世纪末的两次意识形态斗争中都没能取得主流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对于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是不适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倾向于激发人的自利性，使社会丧失凝聚力，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都需要一种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服务于统一的现代化目标的意识形态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是民族主义（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法国、俄国、中国），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克服个人的自利倾向，为一个“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 [54]。

注释：

[1]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15页。

[3] 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80页。

[6]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2-3页。

[7]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8页。

[8]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0页。

[9]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0—11页。

[10] 参见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

[11]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12]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第223页。

[1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5-307页。

[14]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307页。

[15]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16]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55页。

[17]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54页。

[18] 转引自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9页。

[19]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54页。

[20] 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9页。

[21] 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22] Angus Walker：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London:Rivers Oram Press,1978,p.22. 转引自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第12页。

[2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4-5页。

[24] 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及与中国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25]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导言第16页。

[26] 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8-39页。

[28]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40页。

[29]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8页。

[30]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导言第19页。

[3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导言16页。

[3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导言第16页。

[3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导言18-19页。

[3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前言第9页。

[35] 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56-57页。

[36]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2页。

[37]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137页。

[38]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139-140页。

[39] 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2-3页。

[40]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页。

[41]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1页。

[42] 张夏准：《富国陷阱》，第33页。

[43] 张夏准：《富国陷阱》，第81页。

[44] 张夏准：《富国陷阱》，第35页。

[45]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46] 张夏准：《富国陷阱》37页。

[4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2007年，第62页。

[48] 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30页。

[49]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29页。

[50] 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31页。

[51]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31页。

[52]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225-226页。

[5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2007年，第63页。

[5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第62页。

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