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摘　要：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构成了制约因素。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关键词：历史比较；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

　　自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独立的发展进程以来，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各国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与这种对现代化理论的密切关注度不相适应的是，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各国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误区。这些误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前提和目的是要实现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2、强调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把国家看做发展的障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

　　然而，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过程，并且，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曾借助国家力量扶植本国工业并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针对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研究所呈现出的“罕见的非历史性的特点”，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张夏准教授指出，这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产生很大负面影响的政策，“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刻意误导”[1]。而克服这种误导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研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时“不应看他们‘说什么’，而应看他们‘做什么’，因此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要”[2]。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即通过“历史来研究现代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识现代化理论“误区”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具体的、归纳式的研究方法，其与目前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抽象的、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不同的认识论功效。杨光斌教授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曾经对存在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些人为缔造的基于西方英国和美国经验的“普世规律”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和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不少神话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常识”，它们被不加辨别地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渐渐地被内化为“定理”、“规律”和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对“常识”不再辨别，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种神话般的“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3]他分析这些“假规律”支配社会科学主流研究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忽视对社会科学概念产生情境的追问。“社会科学就是使我们如何知道的知识体系，而社会科学深受观念的影响，观念又来自经验传统。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在比较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地辨析。[4]对于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而言，克服概念情境障碍是决定其研究有效性与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克服概念情境障碍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

　　存在于现代化研究中的理论神话很多，一些神话是自由主义大师缔造的，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神话；一些神话是社会主义大师缔造的，如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些神话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对大师顶礼膜拜，并在延续大师思想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基于学术范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就在于意识形态对其信奉者而言具有特定的思想封闭作用，习惯于一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人，很难接受来自相反意识形态的正确意见。意识形态有价值偏好方面的，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如西方特有的基于对人的普遍理性的信任而延伸出的普世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此，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落后的优势”理论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试图发现一种在所有的时间和条件下都有效的普遍方法和普遍规律。然而，这些态度必须被放弃。它们过高估计了经济现实和科学工具特性的简单化程度。当经济史学家组织和解释他的材料时，他所能希望的只是发现有限的统一性模式，这些模式虽然也许对于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具有解释的价值，但是却可能完全不适合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时期。”[5]

　　格申克龙对现代化研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其提供并反复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格申克龙正是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克服了在当时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认为人类社会具有统一不变的工业发展模式的错误观点，并且认为，普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无论是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都只是“一些学者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原型所做出的一般理论概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6]

　　为了突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格申克龙在其代表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本书是采用历史的方法考察当前的问题” [7]通过对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可利用的历史资料加以综合考察研究，格申克龙批判了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落后的优势”理论。“我们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大量思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概括的支配。根据这种概括，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将要遵循先进的、或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踪迹。‘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的图景。’（资本论序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理论概括的有效性基本上不容置疑。我们显然可以富有意义地说，德国在上世纪后半叶遵循了英格兰在较早时期走过的道路。但是，人们也须注意提防过于绝对地接受这一理论概括。因为它所包含的部分真实性可能会遮蔽现实存在的另外部分，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其落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8]“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实例中，当一个落后国家最终发起工业化时，其工业化进程与更先进的国家相比将显示出相当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还体现在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工艺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方面。不仅如此，在工业发展的速度与特征方面的这些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此外，工业化进程所处的文化氛围，即它的‘精神’或‘意识形态’，在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也有显著的不同。最后，这些落后的属性在各个实例中显现的程度，看起来是与当事国的落后程度以及其天然的工业潜力直接相关联的。”[9]

　　可以说，格申克龙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其强调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他的首创。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产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学术思潮，其是在反思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自然法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于19世纪，在德国形成了一个对学术研究方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学派。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曾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观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出于个人经历和价值立场的影响，其对德国历史观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批判目的。但我们认为，德国历史观的形成与德国在当时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它对于后发国家研究被英美社会科学遮蔽的历史和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挑战了启蒙运动有关人类普遍理性的信仰，而这种普遍理性的信仰，正是社会科学专注于普世规律研究的源泉。针对这种普世规律的非历史性和伪科学性，德国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界中的现象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缺乏有意识的目的；然而，历史则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人类的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原则。因此，变动的历史是理解人类事物的惟一指南。由于历史个体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历史学家必须抛开抽象的概念和普遍的理性原则，直观地面对具体的鲜活的历史个体，通过理解历史个体的独特个性来获取关于人类世界的客观知识。[10]

　　德国历史主义在经济学界的表现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德国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派，它一方面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德国历史学派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它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其最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强调每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之路都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而根本不存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关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共同规律。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认为，“经济科学并非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探求不变的相同的规律，经济关系是依地点和时间的差异而相区别的，所以经济科学仅仅是研究某一国经济的‘国民科学’。”[11]正因为德国历史学派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某一国的经济发展，只承认具体国家的具体发展特点，因此，他们强调要摒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研究方法，而主张历史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绝对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12]

　　德国历史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认为，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必须的，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们对于自由贸易的鼓吹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尽管这种鼓吹是以一种“世界性学说”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13]“任何一个通过使用保护性关税和航海限制等措施，把它的制造业和航海业提到一个别国无法与其自由竞争的地位的国家，所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措施莫过于扔掉通向成功的梯子，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急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14]

　　德国历史学派产生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期间，美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堡垒，而且也是抱有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学士聚集地。当时美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这个新的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学，一种建立在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学，而不是流行于英国的那个经济学”。[15]亨利·凯里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是林肯早期的顾问，他将他的经济政策纲领命名为“美国体系”，以区别与他反对的“英国体系”，他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将美国置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16]进入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大部分本土经济学家都是贸易保护论的积极倡导者，当时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曾经认为“正如英国的工业品一样，英国的贸易理论是为了出口，而不是用作本国消费的”。[17]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历史学派倡导的通过历史比较和归纳来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对世界各国学者持续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韦伯、波兰尼、熊彼特、法国年鉴学派、世界体系学派、依附学派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罗斯托、库兹列茨包括格申克龙的著作中找到明显的痕迹。即使是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佛雷德·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历史学派比任何事物都开拓我们的观念，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帮助我们理解完美世界政府的计划。”[18]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作用突然被掩盖起来，而在现在的美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那些倡导贸易保护的经济学家也不被提及了。[19]究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人们认为历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不再有作用，还是像张夏准教授所言，这是一种发达国家刻意而为的“踢掉梯子”的行为呢？

失去历史视野的当代现代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其现代化方案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策略下实施的。尽管并没有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看作一种现代化理论，但事实上，由于其特有的实践性——即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套规范性的转型方案，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指导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新的现代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当代关于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非历史性的特点，古典经济学抽象的、演绎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发展研究中再次占据垄断性的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科彻底的衰落了。充斥经济学研究的是大量的公式、图表和数据模型，似乎经济学是一门只有与政治、社会完全脱离才具有普遍价值的纯工具学科。然而，这种经济学去政治化化的过程却是精心预谋的，只有把形容词政治去掉以后，经济学家才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20]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对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据微不足道的地位，经济学遮蔽了经济史，也就遮蔽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真实路径，从而可以使强调市场自发运行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的推行。

　　对于政治经济学衰落的过程，汪晖在其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进行过细致的分析，“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它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以计算或统计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经济学常常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他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来承担。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21]尽管政治经济学被看做经济学的起源，但它并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总体的社会科学及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离开总体的方法能进行单独的经济或政治过程研究，用安古斯· 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22]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它所展现的不是学科的而是历史的视野。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从本质上就意味着经济学历史视野的消失。而遮蔽了历史视野的经济学为我们缔造的就是一个波兰尼所谓的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制造了无尽的灾难。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作为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这种复兴得以实现的基础就是在方法论上重新回归一种非历史的、强调人的理性的演绎推理。新自由主义从本质而言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新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合乎理性的人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据该假定，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是“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理性预期的假定基础之上，新自由主义没有给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活动留有余地，认为政府可以彻底地退出对经济的干预。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所有策略——包括产权私有化、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制定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经验的分析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假设之上的，在这种假设之上，其论证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这种非历史的视野使其忽视了人类社会本质上不是一个纯市场的社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纯市场的社会。正如波兰尼所言：“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毁灭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23]

　　事实上，二战后凯恩斯国家管制主义的兴盛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后的一片荒野之上的。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这种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的。为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吸收过剩生产要素，从而促进经济回升。因此，只要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有效用。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而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不足和资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固定资本存量则供给过剩。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发达国家亟须建立一种既能降低通货膨胀又能解决初级产品和能源不足的经济发展策略。新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新自由主义认为要解决当时发达国家存在的经济滞涨问题，一方面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刺激投资欲望，另一方面要增加初级产品和能源供给，这两者的实现都需要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而扩展全球市场的前提，则需要建构一种全球统一的意识形态，即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新自由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自由市场理论主张拆除贸易壁垒，解除金融管制，以方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为应对危机产生的，因而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合理性是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资本集团的利益之上的，基于这种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视野，新自由主义所着眼解决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危机，而是资本扩张的危机，因而它对危机本身产生原因的分析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都是有局限性的，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转型方案更是有误导性的。

　　“新自由主义”站在资方的立场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凯恩斯主义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抑制了资本家的投资欲望，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生产停滞的危机。作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滞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放弃国家在缓和劳资矛盾中的作用，解除国家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得到尽情的发挥，以此来调动资本家的投资欲望，解决生产停滞的问题。然而，20世纪70年代生产停滞的原因不仅仅是高税收抑制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更重要的原因是生产过剩导致了产品滞销，由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所以资本家便不愿再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新自由主义”在扩张全球市场的同时，由于没有解决大众贫困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使发达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所以在其推行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大量的资本便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全球资本市场迅速泡沫化。在资本再分配机制中，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流通领域的投机超过了对物质再生产的投资，利率和有价证券增殖率超过了利润率，膨胀的货币借贷资本超过了萎靡的产业资本，从事证券投机的大股东控制了再生产职能资本经理人，市场活动的短期行为超过了长期行为，所有这一切，到处滋长出扑不灭的泡沫经济，最终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次代危机之所以发展到金融危机的地步，正是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结果。据有关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24]在政府对金融投机放任自流甚至鼓励的姿态之下，放贷机构明知贷款户可能无力偿还贷款，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款贷出，反正可以把贷款证券化，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可以再卖给投资人，反正可以获取手续费；评估机构可以故意高评，反正可以收评级费；投资人可以放心投资，反正可以衍生为“担保违约掉期”，再卖给对冲基金。华尔街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充分验证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金融管制解除创造的巨大投机收益面前，整个美国都疯狂了。在这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为这种疯狂投机的行为提供学理和道义上的支持。面对自由放任导致的狼狈处境，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不得不提供巨资实行救助，而美国政府的大手笔救市行为彻底宣告了由里根总统一手缔造的“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神话破产的根源就在于其试图建构一个脱嵌于社会的纯市场经济。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嵌入在社会之中，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条件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 [25]。布罗代尔在其三卷本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对三种不同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区分，即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经济是透明的和近距离的现实世界、是低利润的区域、是不同市场之间水平联系的区域，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手段。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则是远距离的和投机的世界、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领域、是非同寻常的高利润区域。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其从根本上而言是反市场经济的，因为市场经济鼓励平等交换，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制造不平等的交换，其发展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的毁灭。[26]用布罗代尔的概念解释新自由主义就是其试图用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使全人类服从于少数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资本主义或者说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所犯得最大错误就是把万物商品化。波兰尼认为这种渴望建立商品化社会，并认为其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理论之所以产生是源于其研究方法的错误。其没有从长时段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出发，而是从短时段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出发。“经济人”假设建立在亚当·斯密关于原始人倾向于从事牟利性活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假设“与不远的未来而不是与模糊的过去之间更有相关性，这导致经济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的兴趣限制在相对晚近的历史中，即在交换和交易具有一定规模的时期。无意识中，这导致天平向市场行为的心理学一侧倾斜，因为在最近几个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中，每一种事物都可以被当成具有趋向于使那种最终被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性质，而其他暂时潜伏下来的趋势则被忽略了。”[27]然而，“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28]

　　在对人类社会进行长时段、多维度的分析之后，波兰尼认为，“经济人”假设从长时段看，并非人类的秉性，19世纪资本主义也不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展的自然结果，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国家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29]从这个意义而言，纯市场经济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反向保护运动则是自发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 [30]脱嵌的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就在于其试图把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些不能作为商品的要素商品化。“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31]“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向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自制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崩断——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32]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应，证明了波兰尼“双向运动”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但是，社会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即使是资本家，也会周期性地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会努力参与旨在增加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各种保护性运动。例如，当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时候，商业群体就会主张强化中央银行，以使国内的信贷供给能够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33]他的这些论断正在成为各国政府的实践。

　　通过分析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历史的方法对经济发展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视对经济史的研究，意味着其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是历史的常态。按照抽象的自由主义原则限制国家的行为也许可以减少国家对自由的干预，但却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除了古典自由权的重要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之外，免于恐惧和饥饿的自由同样重要。国家管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自由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无论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都并不代表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协调，因为穷人比其他人面临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大多数地方，处于贫困境地的人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准已然下降。对于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没有了。[34]那些按照新自由主义规范制定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的增长，反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攫取投机利润的牺牲品，而其之所以会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误导，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立场的缺失，另一方面恐怕源于对发达国家真正成长历史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