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若干思考
按：谨以此文庆贺最尊敬的吴老90寿辰
长期以来，我国在实践上,以及学术界、思想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总体思路上是以“现代化”已经成功的外国强国为榜样和参照系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想避免丧权辱国，只有效法先进。于是，从变法维新到“以俄为师”和仿效日、欧、美，从学习“苏联老大哥”再到努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百余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就这样展开了。以外强为现代化模式的理论来源之一，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或信念：后进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处于社会发展中的低级阶段，而发达国家处于高级阶段，是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是各后进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可以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一百余年中，这种理论的主流地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产物，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是，在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的开端，历史发展和实际生活向人们提出对上述理论进行重大反思的要求。
所谓反思，并非根本否定向“发达国家”的学习，而是反思“以发达国家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模式和目标，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是否正确。这里所谓的“发达国家参照系”是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当前我国理论界十分流行的某些观念，如：在经济发展上，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经道路和客观规律是：沿着从手工、人工生产到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道路，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到资本密集的发展模式。在经济规律上，被认为是基本经济法则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生活方式上，以“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等等。
反思基于如下原因：
一，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终结：人们都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生产是依靠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藏，丝毫不能短缺。西方国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生产总量越来越大；西方国家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料也越来越多；没有巨量能源和原料的供给，现代化的西方一天也维持不了。但是，地球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据权威人士估计，可以把握的世界石油蕴藏量约为1800亿吨。以1995年世界石油开采量33.2亿吨计算,石油储备大约在2050年宣告枯竭。天然气方面，如果年开采量维持在2300兆立方米，现有储备将在57年至65年内枯竭。煤炭储量较为丰富，但按现有开发水平，也只约可供应169年。特别应注意的是，在目前世界能源消耗中发达国家占据绝大多数。仅美国一国，就大约耗用全球能源总量的40%。在能源和原料供给的刚性约束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再长期延续。与此同时，大量消耗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大量产生有害废弃物质，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环境，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容继续下去。这早已成为西方国家有识人士的共识。这就明确宣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取向绝非人类社会的美好天堂，它很有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中极为短暂的一段插曲。
二，中外资源禀赋与世界格局：对中国来说，资源与环境状况要比许多发达国家恶劣得多。按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国情报告》判断，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将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化若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走下去，无疑是死路一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不可再生资源日益耗尽的前景下，中国将以最珍贵的资本和资源代替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去与劳动力昂贵而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竞争，其后果，不但无法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而且可能将最后一块市场和最后一点利润奉送给列强，同时造成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大多数人的失业。
三，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延续时间最长、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武力冲击下开始现代化历程的。近代中国有4亿庞大人口，80%以上是农民，不可能被弱小的城市工业所吸收，在百余年的近代历史中，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余万。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国际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中国的侵略，不但使中国不能主要依靠世界市场发展现代工业，连狭小的国内市场也多被侵占。弱小的民族工业的主要市场是贫困和购买力很小的国内农村市场。所有这些都使中国难以走上西方式的以农民转变为城市和工业人口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走一条使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破产而发展现代经济之路。恰恰相反，中国只能依靠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只能用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帮助农村经济，从而形成和扩大自身的市场的办法来发展现代经济。应该指出,限于专业,我们仅提出了近代经验。在现代的实际中,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问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四，现时之现象：中国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家庭经济，不仅在数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中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直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延续下来，对社会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削弱和破坏，不仅在封建时代中会导致全社会的动荡乃至灭亡，也会对现代社会造成致命的损害。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一平二调”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的低效、农副产品的匮乏和农民的贫困，都是例证。而今日能够满足13亿人口需求的、颇为丰富的农副产品，从鱼、肉、疍、奶到蔬菜水果，主要提供者也正是农户。这可称为全世界最大数量的农副产品之生产，不是靠国家和政府的大量投入，也非靠大农场之生产，而是亿万农户凭借自身力量而成。令人不解的是，经济理论界的诸多人士，却一直视农民家庭经济为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必欲除之而后快。目前叫得最响的是通过“城市化”来实行农村的现代化。不知当多数农民成为市民后，论者诸公餐桌之上可有肉否？
五，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现代化的反思：在西方社会思想界，对工业革命以来，以高能源消耗为基础、高环境污染为代价、“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为特征的“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反思已形成强大思潮，出现了一批具有深刻的、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发生革命性挑战的理论。这些思潮、理论不仅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已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发挥重要作用。
反思体现在多方面。以下仅举数例：
（一）对工业化、现代化所引致的资源、能源危机之反思：
有些学者提出：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地球资源不断的各种物质流和能量流，如空气、水、食物、原材料和化石燃料等。同时它们又将废弃物和污染物持续不断地排放给地球。增长的极限是指地球提供这些材料和能源的能力的极限，以及吸收这些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能力的极限。[1]超越极限的首要原因是快速的运动、增长或变化。地球上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而且增长得越来越快。它们的增长遵循了一种在数学上称为“指数增长”的规律。[2]对一个纯粹的指数增长方式而言，其数量增加是一遍一遍地翻倍，每次翻倍都花费与前次相同的时间。[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人类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护与维持自身的进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及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现在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这些努力都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环境资源被汲取太多太快，以至于已经透支了。也许我们这一代的资产盈亏表上还是盈利的，但我们的下一代却要承受损失。[4]
（二）对有限资源、不可再生能源制约下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反思：
学者们认为：“当前经济理论和实践存在的危机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时下的消费超出地球可持续更新的能力，正快速地耗费资源容量。换言之，我们以称之为收入的方式消费着自然资本。”[5]
“即使有更多更有效的制度和技术，地球维持人口与资本的能力也在慢慢接近极限，它充其量也只能支撑现有人口和资本的2—4倍。”[6]“一旦人口和经济超越了地球的物质极限，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两条路：由逐步升级的资源短缺和资源危机引起的崩溃；或通过精心的社会选择达到的总产出有控制的减少。”[7]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说；“如果世界上人口有瑞士人的出生率，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瑞典人平等主义的本能和日本人的社会纪律性，那么地球可以支持数倍于现在的人口而不使任何人受到困苦。相反，如果地球人口有乍得人的出生率,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印度人的不平等和阿根廷人的社会纪律,那么地球将无法维持现有的人口。”[8]
然而，以高消费刺激生产以获得高利润的经济中，高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一个渴望消费，提倡消费，而且肯定消费价值并对消费进行奖励的社会系统中，一个提倡适度物质需求的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9]
（三）对主流经济理论重大观点的反思：
学者们认为：“生化能源和物质基础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交换的。经济学仅仅把能源问题作为影响价格构成的一个因素。不管能源来自何方，能源和物质从原则上被认为是可以由人来支配的。”[10]
学者认为：“标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缺点是，该理论无法反映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作用。标准模型将这些要素看成是‘媒介’，意味着它们是由劳动和资本生产出来的。这种相当随意的假设只能受到某种‘好象’论的保护……事实上，是资本被人类生产出来，而自然资源是自然赋予的。……以当前市场价格为可耗竭资源定价是非常误导人的。”[11]
（四）对工业革命以来主导全球的现代化浪潮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人类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的产量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如果我们把可枯竭的资源基础继续置于日益集中的世界经济结构中，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这方面造成的问题越尖锐，且一旦丧失可把握的机会，人权平等的理念就会距离人类越来越遥远，这一进程正在无声无息地全面展开。卡尔.阿梅利由此总结出一点:当人们的全部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希特勒所提出的“种族淘汰”的观点就将不再是历史上的特殊情况；拥有特权的人与被剥夺了权利的人，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人种划分将在21世纪得以继续。在生存空间的斗争中，人类将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同时面对的还有生态灭绝的危险。它是人类一手制造的，并且通过市场规律得以保障。”[12]
（五）在历史学著作方面，近年来的一大批作品，例如以弗兰克《白银资本》为代表，提出了重新评价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估过高，不能令人信服，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此，而是反映出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中心论”、“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等理念的严格批判。
这里想着重评介一下曾经获1999年诺贝尔特别奖的德国学者赫尔曼.舍尔的《阳光经济》一书。我认为此书有若干思想特别值得注意，即作者对基于生化能源（即生物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弊端和局限的反思和批判；对这种西方式现代化对于落后国家的种种不良影响的反思和批判；对太阳能为代表的新式能源对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的预测及论断；对农业和传统生产方式——包括分散的、小型化的生产，新技术装备与人工劳动的结合——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非全球化式的经济体制，在新能源世界中即将发挥巨大优势和作用的预测和判断。
作者认为：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相对于稳定的太阳能量流、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以及宇宙射线，它是开放的。相对于生化资源的潜力，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资源，它是封闭的。只要世界经济建筑在这个有限的能量与原料基础之上，那么它注定只有一个倍受局限的前景。这里有两个无可辩驳的理由：其一，生化资源终会枯竭：其二，在生化资源转换的同时，我们这个星球有限的生命要素——水、土壤、空气和地球大气层——必然会遭到过度使用、损耗以至破坏。舍尔认为:生化能源基础使世界得以步入繁荣——但同时也使其走向覆亡。[13]作者认为，迄今为止的资源选择和技术发展方向，以及建立在生化能源载体上的基础架构，把世界文明拖入了死胡同。[14]世界文明只有不遗余力，立即转向采用可再生的、同时是自然可以负担的资源，摆脱对生化资源的依赖，才可能从现有的生化资源陷阱中逃脱出来。[15]他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由“发达国家”实施的生产方式是导致上述世界文明危机的根源：生化资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而此种生产方式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作用的形成，又进一步使生化能源在全球的能源利用方式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生化资源思潮始于工业革命。起点是蒸汽机的发明，它在将人类和畜类的体力劳动从生产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伟大的核能、煤炭、气体或是燃油发动机直至今天依然遵循其原理进行着工作。世界经济结构仍然深受其影响。所有在其后发展的技术，都与其所确立的生化能源基础密切相关。”[16]“工业革命之后，能源的集中供应成为可能，加上运输能力的不断改良，创造了拓展聚居空间的基础，居住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城市的中心首先从大型煤炭产地向四周延伸，之后沿着集中能源供应量的主线展开。”[17]“能效的提高使得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其后果，是原料和能源投入快速与持续的增加……可供支配的能源重量越轻,价格越便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为廉价的能源与资源的愿望就增长得越快,市场就拓展得越广阔。从工业革命衍生出不断加速的永久性的世界经济革命。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生化能源经济，不仅仅是这种发展的传送带，它还使得全球化成为经济活动的‘坚硬法则’。”[18]
舍尔认为，“生化能源系统”不仅仅导致了全球今日的能源和生态危机。以生态能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还对今日的世界经济在体制、运行机制方面造成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跨国公司的国际能源垄断地位，进而为其主宰全球经济奠定了基础。作者认为，以生化能源为支撑的现代技术的推动下开始了一个200年的经济替代进程，这一进程的推动力是不断加强的企业集中，最后形成跨国康采恩的“共同帝国”，作者称之为“全球游戏者”，它们绝大多数隶属于资源经济——能源、原料、农业康采恩。[19]这些“共同帝国”根据需要进行兼并，强制推行所谓的“国际经济法”。[20]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世界市场的规则是由大型的、具有世界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根据它们的利益拟定的。”[21]“大财团利用自由平等作为市场竞争中的利器，其目的就是要垄断市场”[22]。作者指出，“国民经济的资源独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目标，经济关系越倾向于国际化，这一目标就显得越重要。”[23]而垄断世界能源的最大恶果是：“谁掌握世界资源的支配权，最终就会掌握自然、乃至社会及其政府的支配权”[24]
作者认为，以“生化能源系统”为载体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这种不利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生化能源为动力的现代经济的冲击下，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固有的传统生产方式被破坏，农民大量破产，却不能为现代工业所吸收。它们无从发挥本国本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却被迫以高昂代价进口生化能源，以低廉价格出口原材料：第三世界的农村地区正酝酿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崩溃。那里有3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依赖于农业生产。世界性农业市场的建立，使人类对跨国集团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如果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前景继续处于世界市场的条件下，这30亿人中将会有20亿人失去其生存条件。[25]生化能源系统的主导地位越强——最后变成全球能源的单一文化——对农村地区的反冲力就越深远。在工业化国家中已成为过去的，对发展中国家却是当前必须面对的。因为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乡村迁徙到已经贫民化的城市中来。[26]“发展中国家一旦对原料进口产生依赖性，就会丧失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能源进口将会耗尽经济的收获，依靠进口来发展经济产业，在一开始，能源费用就已经吃光了经营的利润……60年代，第三世界的能源需求增长极为迅速，能源进口费用达到出口收入的50%，有的几乎达到100%，有的国家甚至超出了这一数字。”[27]
作者鲜明而坚决地反对第三世界国家奉行以生化资源为载体的“现代化模式”，无论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式的还是社会主义式的：“今天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简单地套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由此引发了多方面的文化和社会后果。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尝试，即社会主义与本地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生化能源趋于衰落的今天，去重复生化工业化的生产过程，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矛盾。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于那个时代的技术发展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8]“经济现代化的方案是，人们到生化能源体系中去索取，而不是在他可以生存的地方来进行创造，从而再次证明了这一发展的致命错误。”[29]他还认为:不可放弃的自然规律优于市场规律的原则。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借助行政机构消除市场规律之于自然规律的优先权，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我们的出路不在于私人经济、国有经济或是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而是确保资源利用方面自然规律高于一切的原则。[30]
舍尔认为，克服生化能源造成的人类文明危机的出路是采用可再生的能源：风能、水能、植物能，而最主要的是太阳能。在做了大量技术可行性的论证外，作者强调了新型能源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向的特殊重要意义；强调了农业乃至手工业在新型能源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作者说：阳光型资源经济的目标和成果是一种可以休养生息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它并非局限于食品生产，同时也包括本地的原料和能源。利用阳光型能源、原料和相应的利用开发技术，以及全球网络化和地方支配的信息技术，以分散的经济取代今天以集中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对于世界经济，意味着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一次新的基准调整，其中涵盖了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和不同种类自然经济生产的可能性。在阳光型能源和原料的基础上，实现总体经济发展对于生态循环、巩固的区域经济结构、文化模式和民主机构的不可少的回馈，使人类的社会存在得以保障再次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结构与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或是后工业时代的结构并不具有可比性。几乎被人们抺去的第一产业必须成为人们看齐的基准。随着非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的解体，第一产业将获得全面的休养生息，并通过利用新型转换技术以及今天自然科学知识广度与深度的可能性走向富裕。[31]
舍尔认为，向阳光型能源基础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史上一个重大变革的趋势：把少数巨型企业发展的趋势转变为具有生命力的、区域型中小企业。[32]在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形成了无数的农业、林业企业、手工业者，以及个体独立经营的职业。如同过去几十年中，乡镇大量由人力承担的工作被大型发电站所取代一样，人的工作又重新取代了大型电站。[33]
正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大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光热资源，正因为农业对它们比任何问题都重要，所以可再生能源代替生化能源的转换，将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使其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富强之路。作者疾呼：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把握住这一经济机遇，当机立断，不要再走弯路，直接跨入可再生能源体制。惟有如此，他们才可以保障农村地区的有效的能源供应，带动有生命力的农业和手工业体制，以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34]
舍尔的上述论点，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以上方面说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巨大危机，发达国家本身也难以继续下去。而发展中国家具体到中国，更失去了通过这条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条件。相反，被主流现代化理论所根本否定的、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对立面的传统经济中的诸多因素，却表现出顽强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很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进行变革，成为有效利用未来新能源和新资源的载体之一。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的出现和历史经验，向处于21世纪的中国人提出了以全新思维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历史使命。所谓全新思维是指：放弃以现行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或现代化道路的高级的必经阶段的历史观，而代之以世界文明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观。放弃以大量消费带动大量生产并导致资本和资源大量消耗的快速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现代化模式，而代之以在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水平基础上高度节约资源、充分利用人力和其它可再生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观。放弃利润最大化、市场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是最完美的观念，而代之以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利益协调兼顾基础上的经济运行机制。归根结底，时代向中国人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符合自己国情、世界既有格局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途径和规律应该具有哪些不同于“外强”的独特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认为重新审视160余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历程，可能对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颇有助益。尽管评述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的著作已不胜其多，但是，一，在以往的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书籍中，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忽略了中国传统经济和生产方式的积极因素，而这正是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注意的。[35]明显的例证是对待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传统手工业、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认识。主导看法认为这些均是封建社会经济因素的主要体现，它们被破坏和被取代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从国情特点角度来看待历史，却可从实证中证明，传统经济的诸多形式恰恰具有充分利用多余劳力、节约能源和资本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特征。[36]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应消灭传统经济，而应采用适合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形式，将传统提高到合理现代化水平。二，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发生了大量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主导看法至多认为这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产物，是迟早要被消灭的，因此多予忽视。我们认为，这些新式产物，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极为可贵的新因素。它们既有中国传统经济的优点，又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和新型生产、流通手段。因此需要大力挖掘这种新事物，注意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三，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传统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运行困难重重。主导看法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经济生产力的落后，是难以避免的必然后果。我们则认为，传统经济包括手工业产品在近代中国仍有顽强生命力，并和“洋货”进行了长期竞争。其所遇到的困难确与外国产品竞争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产品凭借超经济手段和特权进行恶性排挤的结果。这同时迫使中国经济放弃符合国情的劳力密集方式，采用以资本替代劳力的办法与外国竞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四，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大变动中，为中华民族富强而洒血奋斗的志士仁人中，不乏对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富民之路的探求，但多不为后世所重视乃至忽略。在这个方面进行努力，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思想学术的发展轨迹，也可大有作为。
在注重探究中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我们又应该加强对传统经济的诸多缺陷和严重问题的研究。尽管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是对传统经济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远远谈不上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否定。仅就近代农村家庭经营而言，其严重缺乏相互协作，严重的短期行为，生产上种种假冒伪劣，只顾一己之私利的顽固，等等，不但严重阻碍了农村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且直接损害了农户经济本身的发展乃至生存。研究传统农户经济的不足，不在于从表面上揭示它们的种种缺陷，而是发现其缺陷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认清，哪些是农户经济体本身固有的缺陷，哪些是历史环境造成的问题，从而准确把握改进小农经济的脉络。这些，均有待于深入研究。
以上观点自有不当，仅希望抛砖引玉，以求教于诸贤。
注释：
[1] [美] 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页8。
[2] [美]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15。
[3] [美]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19。
[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转自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45。
[5]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页87。
[6] [美]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49。
[7] [美]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197。
[8] 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107。
[9] 唐奈勒.H.梅多斯等着:《超越极限》页233。
[10]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3。
[11] （美）罗伯特.U.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页312-315。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12]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33。
[13]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5。
[14]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14。
[15]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7。
[16]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14。
[17]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103。
[18]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15。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化能源对运输业的推动：“商品化和服务行业的经济全球化，只有利用运输工具才成为可能。运输的效率越高，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就越丰富，运输能力越高，运输的费用就越低，运输的数量就越大。速度更快和价格更为便宜的运输劳动了世界贸易的狂潮，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都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签订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的集中过程达到今天的状态才成为可能。”世界范围内的生化能源系统，形成于20世纪前期，之后，“首先是集中和垄断，最终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实行全球化。”
[19]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19。
[20]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20。
[21]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313-314。
[22]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19。
[23]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318。
[24]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言，页20。
[25]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98。
[26]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101。
[27]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119。
[28]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306。
[29]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117。
[30]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子，页34。
[31]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引子，页26。
[32]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289。
[33]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300。
[34]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2000年，页304。
[35] 吴承明对此有大量精辟论述。
[36] 方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有精辟论述，参见《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在近代，小农经济中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与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关系，可在30年代的农村纺织业调查报告中找到多种事例。极应注意者为当代，绝大多数的农户经济仍然保持着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的密切结合。在温州的家庭纺织业中，在近代已经由工厂制造的棉纱，也可以由先进的小型纺纱机来生产，参见柯荣住“棉纱生产中的户际分工和交易—苍南县宜山望里两镇家庭经济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