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富有学术勇气，目光深邃，这不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鉴学派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而且是指他实际上也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二战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一方面，它深化了人们对于史家与史料、历史认知的对象与方法、历史知识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历史叙述的形式与历史文本的解读等的理解，从而推进了历史学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极端地主张颠覆传统，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又造成了历史学碎片化、虚化，乃至于面临消解危险的种种消极影响。所以，多斯的锋芒所向，其意义不限于年鉴学派与法国，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借助多斯的视角，反思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过，首先还必须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

　　在笔者看来，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价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却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

　　多斯在其书中，虽然并未对自己使用的“碎片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他的概念还是明确的，即是指上述在语义上消极的层面的取向：在价值观上，以“碎片”为究竟，执意颠覆和反对任何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目标。所以，多斯指出：年鉴学派深受米歇尔·福柯理论的影响，后者“先是摧毁了人类作为文化主角的主体地位，然后抨击历史主义，并反对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和参考对象”。福柯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须“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他反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完全“断绝了追求整体现实和再现全面性的可能”。总之，由于年鉴学派追随福柯的理论，“历史被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并放弃了任何总体目标”。[1]换言之，在多斯看来，任何放弃了总体性目标的历史研究，就必然导致“碎片化”。

　　然而，就积极的语义而言，却不可同日而语。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总体化”（或叫“综合化”），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总是先从局部与具体的事实（“碎片”或“碎片化”）人手，渐求达于综合的理解与把握。古人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又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也。历史的认识无止境，人们自然要不断超越既有，从而不断进行新的“碎片化”与综合，或叫“解构”与“重构”。20世纪初年，近代中国“新史学”兴起之际，梁启超诸人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无非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一部“相斫书”，在主张引进西方进化论史观，探求中国民族进步的真相的同时，复主张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马叙伦说：“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新史学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其时的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

　　上述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缺乏总体宏观的视野，微观研究难免细碎，无关大体；反之，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难以深入，失之空泛。所以，具有宏观视野与总体观念的微观研究是积极的，不能因其选题具体甚至细碎，而低估其意义。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秉赋，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垣说，考据虽非史学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劳而众人逸”的工作，功德无量，不容轻忽。胡适也以为，发现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行星，可以一样伟大。

　　也可以说，上述乃是人们认识与研究历史的常态。

　　由上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需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弃总体性（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

二、尊重历史学发展自身规律与多斯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是所谓反帝反封建“一条红线”，包括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在内的“八大事件”以及“三次革命高潮”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在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后期，上述话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有学者感叹：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门可罗雀，多成了“节日学术”，除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性会议外，平时学者沟通都难。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政治史与理论问题的兴趣减弱，一些学者的研究题目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小。文化史、社会史的兴起，虽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领域，但这种趋向却似乎变得更加明显。

　　前后期反差是如此之鲜明，以至于人们对近代史研究现状产生忧虑，以为不尽如人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2008年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中译本出版，“碎片化”一词也开始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流行，人们进而将此种忧虑上升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是否也存在多斯所说的“碎片化”的担心，这是不难理解的。

　　当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它。我以为，这里所谓的“碎片化”与多斯所说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说，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3]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对年鉴学派的抨击，同时也切中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共同时弊，而这正是二战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冲击产生的负面结果。欧战前后，西方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批判理性主义与“科学万能”论，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同时也开启了今天后现代主义的先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其积极的影响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极端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讳言。这即是说，多斯所以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说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的总体评估与积极的回应。反观中国，当下表面相类的“碎片化”问题，却不容作等量齐观。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曾说，他对于尼采诸人的反省现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国现实是科学与物质文明还太过于落后，故作为一种理论指导，这是中国不应当接受的。他注意到了语境的差异与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当下的中国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后现代①主义的欧风美雨也显然顺势而至；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其百年来努力追求的理性与科学的精神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培育，故后现代主义某些极端片面的思想主张对于国人的影响虽然不能轻忽，却也不应作过高的估计。例如，在这个具有重史传统并以追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高治史境界的国度，有多少真正的学者能忘情于历史的总体性？在这个曾遭受过百年民族屈辱的国度，有多少人能忘情于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思考，而相信应当颠覆任何“宏大的叙事”，能相信诸如“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等等，都无非是话语建构的故事，而非历史的真实？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当下近代[4]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谓“碎片化”，从整体上说，是不可能与反对、颠覆历史研究总体性的目标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当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谓“碎片化”，与多斯面对的年鉴学派史学的“碎片化”，不是同一个问题。此其一。

　　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的最后一节是《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其中写道：“当代的史学观点倾向于抹杀历史进程中的加速期，以及制度更迭所造成的转折点和交替时期。因此，沦为僵化结构的历史势必要排除所有被视为重要断裂的现象。”这些历史学家刻意抹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笔下，“事件变得无足轻重，它不再是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加速器，而仅仅成了一种符号、神话和幻觉”。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击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来，这正是年鉴学派史学走向“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耐人寻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却是：应当进一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更进而提出，必须从前后三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与多斯指斥孚雷诸人以长时段为借口，抹杀法国大革命代表历史重要转折的伟大意义，正形成了鲜明对照。近200篇的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不少选题也很具体，但彼此内在的联系与综合的指向，即追求总体性的目标——综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依然十分醒目。在历史研究中，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以大可以见大，以小也可以见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总体性即总体史的目标这一学术的“终极关怀”为究竟，作为判断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标准，是十分深刻和极为重要的见解。“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说明，绝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实上也始终并未忘情于历史家的学术关怀和陷入多斯所说的“碎片化”误区。此其二。

　　要言之，从整体看，坚持总体性的当下近代史研究仍属常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尽如人意，不存在消极面。实际上，即便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碎片化”本身也并非目的。所以，问题更为积极的提法，似乎应当是：何以后期的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事实上，却依然处在“碎片化”的阶段（或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并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突破——铸成综合性的新体？人们对前期积淀下来的近代史学科框架多有批评，但迄今却无以取而代之。这只需看一看此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近代史教材，其体例框架较前大同小异，便不难理解这一点。至于所谓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更新云云，似乎也与事无补，同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许多论者将导致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碎片化”的原因，归结为诸如学者选题与视野过于狭窄，缺乏理论兴趣，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人才培养上的种种不当等等；这些自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不是就个人而是就整体而言，人们似乎还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使然。

　　平心而论，前期的近代史研究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它实际已成就为一座高峰，后人欲行超越，并非易事。梁启超曾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为中外古今大致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其见解自有合理性。若将前后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也视为一种学术思潮演进，则其全盛期显然已过，但就新旧思潮更替而言，却不能说业已完成。客观说来，当下仍处于第三与第四期，即蜕分与衰落期之交。依任公说法，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遂起破坏，超迈既有，从而开拓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5]这里所描绘的蜕分期与衰落期交汇的特征，正不妨看作是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堂府扩大，成果迭出，却复不免于“碎片化”之讥的一种写照。换句话说，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还未能走出“碎片化”阶段，达于新的总体性目标，从而展现全新的时期，端在于任公所谓超迈旧有的“豪杰之士”（堪称划时期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尚未真正出现。

　　尊重学术思潮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谓“碎片化”问题，持更为清醒与客观的态度。

　　其一，多斯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否则，历史研究必然导致“碎片化”的灾难。令人欣慰的是，当下我国近代史研究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换言之，若一定要使用“碎片化”一词，就必须明确：此“碎片化”非彼“碎片化”。当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既属于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就不应一概而论，作简单否定。实际上，它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个中自然也会有部分学者缘个性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做不到“贤者见其大”，那也只是任何时期都会存在的方法论层面上的一种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

　　当然，也应当看到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历史家作为个人，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是他的自由；但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这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多斯指出，年鉴学派中仍有“坚持历史总体性的历史学家”，但问题在于他们已非主流，故其趋向仍是暗淡的：“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6]尽管当下并不存在这种趋向，但积极倡导与鼓励学者对近代史重大问题的研究，避免失之细碎化，这在学术发展上，于公于私，无论何时，都是必要的。

　　其二，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说到底，是因为它对于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当下的现状不仅说明，我们对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已达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还说明，新旧学术思潮的“递相流转”，在本质上是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故前后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统一的，不容割裂，更不应将之对立起来。重要的问题，是关注政治史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的基础上，形成阐释近代历史发展新的认知架构。

　　其三，在多斯的眼里，所谓的“碎片化”问题，它所涉及的首先是历史观。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书中，不仅认为年鉴学派所以走向“碎片化”，与其放弃了自己先前认同的唯物主义，也不无关系；而且，在全书的结论部分，还特别强调指出：“年鉴学派中的第二派势力提出了另一条道路。该派势力倾向马克思主义”；真正创立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了这些“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7]多斯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当下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启示。要充分估计并自觉继承前期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要看到，它所以达到了至今尚未被真正超越的高度，说到底，是体现了唯物史观的魅力与史家的时代激情。理解这一点，对于人们自觉避免实际上可能导致研究碎片化的误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四，讨论学术，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既然对于所谓“碎片化”的概念，可以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也不存在多斯所讲的“碎片化”问题，本人以为，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这不仅与我们倡导关注重大的选题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矛盾，更重要还在于，它有助于人们集中目光，关注属于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真正问题。

注释：

[1]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0、235页。

[2]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3]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4]弗朗索瓦·多新：《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20-221页。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6]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20-221页。

[7]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40-241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