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6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史学碎片化的主要特征是：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关怀，缺乏全面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它导致以小概全，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轨道，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关怀的精神境界，对历史现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以我的理解，以上特征中的核心问题，应该是碎片与整体的关系。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缺乏整体史观念时，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也就是说，碎片是碎片化的前提，但并不必然导致碎片化的结果，碎片与碎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过，我发现在以往论说中存在两个值得斟酌的问题：一是有些学者将碎片研究与整体史二元对立，似乎碎片、微观研究就是脱离整体史，就等同于碎片化，譬如称微观史学就是碎片化，或日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就是碎片化。这一看法，很可能夸大了史学碎片化的程度。二是对碎片与整体的理解似嫌绝对化。应该说，碎片与整体皆为相对概念，一个碎片，只是相对于其所属的整体而为碎片，相对于继续细分之后的碎片又可以说是整体；而一个整体，相对于其分割之后的碎片是整体，相对于其所属的更大整体又是碎片。按此逻辑，如果放宽视界，近几年史学界所批评的碎片化研究是否就是绝对的碎片，所倡导的整体史研究是否就是绝对的整体史，其实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就碎片与整体这对关系而言，仍是固定的。一是碎片是整体形成的基础，整体是由碎片构成的；二是碎片与整体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之所以出现以上所谓问题，恐怕主要是如何正确地理解整体史的涵义。我以为，全面的整体史理念应该包括3个层次：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普遍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在此理念下，可以将碎片研究、整体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统摄起来，从而缓解乃至解决相互之间的紧张。

　　一、碎片研究是整体史形成的基础

　　整体史理念的第一个层次，是“全面史”，即终极目标为所有内容的历史。以往学者对整体史的理解，更多集中于具体研究的整体史关怀与宏观史学的追求两个方面，对第一个层次的意义则有所忽视乃至否定，而更多强调了其碎片化的趋势。

　　追求全面史，越来越多地了解历史面相，是历史学者乃至其他社会成员本能的强烈欲求。历史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世界，不管是历史上的原本存在，还是呈现给后人的历史遗存，都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一地碎片。历史的研究过程，也就是历史学者不断地挖掘历史世界的过程，由未知到已知，由模糊到清晰，由碎片到整体，由部分到全面。

　　从主观愿望上讲，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可能希望对历史现象“一网打尽”。但由于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时，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1]不过，正是无数个体历史学者的碎片研究，汇成历史学的海洋。就此意义而言，即便研究杨贵妃是否处女，洪秀全是不是长胡子，都是朝着全面史推进的一个成果，不能说没有价值。

　　历史研究的实际进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历史学者开拓的领域越来越宽，越来越丰富。由传统的注重政治、军事、外交、帝王将相，逐步扩大到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尤其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人口、家庭、宗族、群体、组织、性别、生命、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在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年鉴学派，都力图囊括和把握一切历史与现实，所谓整体史、总体史、普遍史、全面史的概念，正是由此而来。后起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学派，表面上虽然是对老一代年鉴学派的否定，但在开拓史学领域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更进一步而已，以至被人称为“历史学爆炸”。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界，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走了一条史学领域不断扩展的道路，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勃兴就大大开掘了少有人涉猎的历史荒原。

　　但正是这样一个历史领域或者碎片研究不断增长的过程，以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往往被一些学者称为碎片化之源。有的学者还认为，学科分类、碎片研究导致学科内部之间互相看不懂，从而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的确，如果按照整体史关怀与宏观史学的要求，有的研究无疑属于碎片化。不过，我以为，与其指责其为碎片化，还不如说是向着整体史、全面史的方向迈进，或者说是与全面史的距离日益缩短的过程。它不仅不是史学研究的恶化，反而是整体史学发展的表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逐渐成熟。何况，哪一个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不是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即便是文史通才，恐怕也只是限于文史，进一步说仍是更大学术整体的一部分，对其他领域并没有多少研究，也可以说基本不懂。以某个学科和领域为主，对其他领域不精，是很自然的，要求其他领域的学者一定要有和自己从事的领域一样的水平，显然不合逻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此理解为自己的具体研究为全面史学贡献了一份力量，不就坦然了吗？

　　有意思的是，尽管有不少人说领域越搞越细，史学碎片化了，但仍有学者在呼吁继续拓宽研究课题。甚至有的学者，一边高喊打倒碎片化，一边又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认为尚有太多的课题需要永无止境的挖掘，显示出欲拒还迎的心理紧张。这恰恰表明，碎片研究距离整体史、全面史的形成还相差甚远，碎片研究仍是大有潜力的广阔田野。

　　不过，有的学者又说，历史事实如恒河沙数，历史研究是个永无休止的挖掘过程，已知的历史终究是局部的，全面史不可能真正实现，追求全面史是徒有虚名的梦想。但我以为，全面史的确不可能实现，但并不意味着放弃求全的精神。谁都知道不可能彻底弄清历史的真实，但谁又否定求真的准则呢。为什么可以求真，不可以求全呢？

　　还有的学者说，碎片研究将整体史解构了。问题是，这个整体史究竟是什么？显然，它应该是在现有碎片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史，持此意见者恰恰忽略了这个整体史概念形成之前碎片研究的累积。所谓被解构的“整体史”，其实并无真正的整体意义，而只是有限的整体史。也正因为此，应当继续“求全”，不断逼近整体史。

　　二、整体史关怀下的碎片研究

　　以上所谓碎片研究，主要是具有扩大史学领域的意义。它很可能是就事论事的单纯碎片研究，忽略了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不能真正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史研究。于是，就有了整体史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它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整体史之中，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即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碎片或微观研究。这个整体史，是在已有碎片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和实际；二是以小见大，以具体研究反映大的问题意识。所谓大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反映历史时代、影响历史方向的问题，它同样是在已有碎片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但有可能通过新的碎片研究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整体史的第一个层次更多具有领域开拓的价值，第二个层次则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自然研究难度也随之加大了。

　　应该说，以上两个方面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是极为正常的应有之义。关于前一含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年鉴学派都曾有过阐述。如恩格斯曾这样批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马克·布洛赫认为：“文明同人一样，决不像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决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清。”[3]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也不少。如梁启超指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它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立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4]对于后一含义，形象地说就是“一叶知秋”。梁启超对此也发表过看法：“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于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5]当代学者冯尔康也以个人的研究经验指出，虽多做微观的题目，但并不是把一个事情本身说清楚就完了，而是尽可能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看能否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6]

　　不能不说，确有大量的碎片研究没有虑及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原则，从而呈现出碎化的征象。但也要注意，凡属成功的微观研究，基本上不存在此类问题。即便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和新一代年鉴学派学者，虽有瓦解总体和中心之意，但也不是完全与宏观史学对立，没有大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思考。譬如，广为人知的3部后现代史学著作：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实际上都体现了多面联系和以小见大的特色。它们反映的都是地方社会与文化，但无不关注长时段的历史脉动，都希望超出所研究的个案之外，得出普遍性的洞识。《马丁·盖尔归来》是通过16世纪一个法国南部乡村阿尔蒂加的假身份案例，讨论身份形成、阶级关系和法律习惯的问题。《奶酪与蛆虫》通过16世纪意大利北部村庄特瑞阿勒一个磨坊主的故事，反映宗教改革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蒙塔尤》通过法国南部一个山村奥克西坦尼居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中世纪时的心态和精神风貌。中国近代史学者王笛对成都茶馆和街头文化的研究，也属微观史力作，它力图以地方的日常生活反映精英、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此可见，一项成功的碎片或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只要拥有这一意识，就会使单纯的碎片研究化蛹为蝶，更具意义。

　　三、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

　　以上两个层次都是整体史观视角下的碎片研究，而宏观史学则是整体史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其中又包括3个方面：一是全面、综合的研究，二是注重宏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三是重视历史理论思考。其研究难度比整体史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更大了。

　　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历史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之所以必要，因为历史原本就是“一切决定着一切，一切被一切所决定”。[7]碎片研究容易出现“以偏概全”之弊，这恰恰是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力求避免的。此类研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通史性著作。梁启超说：“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8]自司马迁以来，“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就一直是中国史学的追求。国外也是如此，从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到17世纪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皆为通史类的经典著作。迄今，通史、断代通史、专门通史仍是历史学者孜孜以求的体例，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为通史服务的。以中国史而言，剑桥中国史、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都是众人协作、追求全面和综合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另一类是区域史著作。它的研究对象一般不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而是地理范围较大的区域。最具影响力者，无疑当属布罗代尔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作者将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政治事件等进行综合探讨，以反映这一时代地中海地区的整体面貌。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是中国近代区域史的典范之作，作者也是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明显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

　　宏大历史问题，就是影响或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尽管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有其研究价值，但价值大小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研究意义应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其他问题就较为琐细，研究价值就小一些。细小问题、微观问题虽然可由小见大，但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宏观过程，也无法替代宏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历史和研究具体问题、碎片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洞察哪些才是最有价值的领域和问题。按照上述标准衡量，这样的领域应该很多，也许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能够说明，即中国通史类教科书所展示的重大事件、人物多是此类问题。当然，随着碎片研究的扩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宏大历史问题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无论如何，一旦宏大问题凸显出来，就值得长期关注和讨论，从而不断加深对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势的认识。近些年，史学界确有专注琐碎问题、忽视宏大问题的现象，缺少集中探讨的共同话题。

　　所谓重视理论思考，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求是”，即注重对人类历史命运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也可称之为历史哲学、大写历史。这是历史研究最高层次的问题意识，它犹如一条“绳索”或“总神经系”[9]，贯穿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可以说，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或避免无数历史细节的迷乱，使我们愈益达到对人类历史长河的共识。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等都为此做出了伟大贡献，上面所列通史著作、区域史著作也大多体现了对历史总体趋势的关注和总结。不过，必须承认，近些年中国史学界对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的确很少，更没有形成众所关注的热点。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像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种问题的广泛讨论。这固然与以前“以论带史”的恶劣影响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有矫枉过正之嫌。相比而言，欧美学者敢于也善于提出理论、模式。中国学者如何提出独特的理论和概念，将任重而道远。在此，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重视历史思考绝不等于维护和注解既有的理论模式，更不是附和意识形态。历史思考应该是批判性的，是发展的，如此方可为人类历史的认识做出真正的理论贡献。

　　综上所谈，3个层次构成统一的整体史观。这3个层次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共生共存的。任何一个层次都有其学术价值，忽略任何一个层次或特别强调哪一个层次，都有悖整体史观的要求。作为个体的历史学者，最理想的当然是“三位一体”的全才，但这种天才型大家毕竟极少，更常见的是，根据个人所长，大多数从事碎片研究，少数偏重宏观史学。从长时段看，历史研究一直是碎片与整体相互结合的过程。碎片研究的“分”与整体研究的“合”经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所说碎片化之重，其开始源于对“以论带史”的反动；三十年过去，人们又发现碎片太多，宏论太少，于是又提出加强宏观史学。宏观史学的确是我们的弱项，我们实在缺乏气势恢宏的作品。不过，正如疾病诊断，不可过头，否则就有可能走偏。我们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历史面向仍有很多，还缺乏一流的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著作，所以碎片研究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增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随着碎片研究的扩大，宏观史学才能水到渠成。我还以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及其作品，会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基本不存在所谓碎片化现象。一些论著出现碎片化特征，与作者自身的意识、能力、史德低下有关。现在最应该治理的，恐怕是大量没有学术味道的“垃圾”。恰恰这些垃圾，可能与一些严肃的成果一起，被有些学者视为碎片化了。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336—337页。

[2]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9页。

[3]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1—142、173 —174页。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6页。

[6]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第518页。

[7]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178页。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5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 作者信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