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附录

　　2006年10月7—9日，“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河北保定召开。出席会议的特邀著名学者有：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根蟠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参加会议的课题组成员有：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以及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贾俊民教授、张剑平教授和王荣花教授。河北省社科规划办和河北农大科技处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是由张剑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会议围绕课题的内涵展开了广泛深入地讨论。与会专家对从“路径”方面审视新中国历史学的创新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谈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专家们希望课题组能拿出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精品。针对目前史学界出现的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倾向，对各种错误的学术观点，专家们希望课题的研究要有针对性，要敢于“亮剑”，要进行有理有据的深入研究和学术论辩。

　　与会专家结合各自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成果，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第一，关于“路径”涵义的认识。有学者说：“路径”即发展道路、途径、路向，包括研究方向、研究策略，“路”是根本道路，“径”是“小路”，这其中有几个层次。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一方面是总方向也即总趋势，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途径经过许多探索，甚至有曲折，在总的道路之下，也会有偏离的现象。其中走什么路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发展路径”，一是要对已走过的路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评价；二是对以后要走的路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展望。特邀专家希望课题组对此应作准确地概括和界定。

　　第二，关于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讨论。有学者指出：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离不开对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包括历史学研究成就的评价，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史学研究工作者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等。应通过对历史学家以及史学成果的分析和评价，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展示出中国史学传统和唯物史观是怎样展现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教条主义是如何产生和得到清算和克服的。对所取得的成绩要做出恰当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对出现的曲折也要予以深入地分析。有学者提出可以围绕中国历史学家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怎么样“从一般到特殊”，即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主线展开论述。有学者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概括为“继承、吸收和借鉴”，继承的一面包括新考证学派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学术研究的新发展，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吸收”指吸纳别的学科的学术成果，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借鉴”指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中国的历史学。有学者论述了推动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关于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一是唯物史观对新中国50余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推动；二是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对历史学的推动；三是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历史学的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指政治、社会思潮等方面。专家希望对这些因素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述。有学者强调指出：对十七年和新时期应作为重点，将“文革”时期的相关内容渗透到相关的章节之中。把发展道路上确实存在的、对现实有意义的问题提炼出来，对认识已有分歧特别是影响史学发展的敏感问题，要勇于做出回答，要站在2006年的高度，要有层次、有体系的摆出来，重点分析，这样才能体现出课题的理论价值、思想价值，体现出课题的创新性和前沿性。

　　第三，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史学的评价问题。不少学者指出，鉴于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认识方面出现的分歧，以及这一阶段在新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课题组应对这一时期下大的力气。把“十七年”的成绩摆足，问题也要指出来。有学者指出：十七年史学的发展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二是过去的新考证学派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学术研究达到了新境界；三是成长起来了一批史学家，如林甘泉、宁可、漆侠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扎实地考证材料相结合，从事学术研究。将新中国史学家的学术风格简单地划分为史观派、史料派和会通派，是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郭沫若、范文澜，还是翦伯赞，都非常重视史料，对此应有理有据地予以论辩。关于重大问题讨论的意义，也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为今天史学的发展打了一个基础，没有那时的讨论，就发现不了问题，不能把“十七年”与今天完全隔开。也有学者说：经济史学科如农业经济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处于萌芽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中央的支持指导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万国鼎先生，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批示，农业部成立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担任研究室主任，从事中国农业遗产的系统研究，学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几十年来这个研究室成为农业史的镇师之室。对“十七年”史学的论述，要针对目前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如“完全政治化”、假问题，只剩下一部农民战争史，等等，予以有理有据的论辩。有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应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光是共产党的提倡，是思想争锋的结果。多数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违心的，李蜒先生曾谈到过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并不是没有文化史的研究，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的确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格式，但不等于没有文化史的研究，范文澜关于唐五代文化的论述，不亚于文化史的著作。另外，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游国恩的文学史水平之高，直到现在仍很难超越。

　　第四，关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讨论。有学者从人类历史观的发展的宏观角度审视了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用历史发展规律给人以启示，其大概念本身没有错，后来的解释偏离得太多，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受时代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强调了阶级斗争史，但马克思根本的历史观并不止于此，他讲人和社会的发展史等等，内容非常丰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才成为历史的主题，“阶级斗争史”框架遇到了危机和困惑，但其根本理论并没有错，在西方思潮涌入的过程中，出现了现在的多元化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兴起，金观涛等的新老“三论”，兴起不久就消散下去，比较的方法、心理分析的方法，时间比较久远。文化人类学学术含量高一些，但是否能长久，我不看好。90年代后期以后，后现代主义否认人们能认识真理，否认认识的真理性，提出了历史能不能找到真理，历史算不算科学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受到的尊重和批评是不成比例的，在西方已遭到广泛批评的思潮，我们的信仰却在升温。年鉴学派大社会历史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很大的门，是对兰克学派的超越，他们研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顶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在这其中起了挂帅的作用，到70年代这一学派的影响已日渐衰微，因为他们所展现的是碎化的、静止不动的历史，展现不出历史为什么变化，反映不出人类的祖先怎样生活，为什么那样生活，未来将会怎样生活，因而只能新鲜一段，我们现在还是处于年鉴派时代。有学者谈到了新时期先秦史研究的进展，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问题，目前主流学者对中国没有奴隶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朱风翰、晁福林、赵世超、张广志、沈长云等学者都持这种意见，何兹全先生的文章也公开提到，称为“古代社会”。二是关于早期国家形态理论已被学术界基本上接受，这一认识是我国学者自发的提出来的，并不是受到国外的影响，中国国家的产生与古希腊、罗马不是一回事，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就不是一条路，李学勤、林甘泉等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国外的张光直也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三是关于新时期先秦史研究取得的进展，社会史研究成效突出，朱凤翰对家庭结构的研究，他的《商周家族研究》，写得很好，文字学、考古资料皆有。另外，地方史的研究，特别是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有些泛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西方中心论，对此应进行分析，西方中心论与欧洲文化优越论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能与其划等号。有的学者谈到了文化研究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问题，提出：一是文化要对社会经济基础起好的作用，有利于文化发展；二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的文化气魄；三是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各种有益的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文化；四是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面对强势国家的文化渗透，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第五，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值得课题组思考的相关问题。有学者提出世界史和专题史的研究成果如何反映的问题，关于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有学者强调指出苏联史学也是不断的发展的。关于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围绕走过了什么路，有什么得失和是非。也有学者提出课题的研究应着重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把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总结出来，二是要搞清史学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定要搞清新中国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差异和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与外国史学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学者提出，研究一是要注重史观问题，唯物史观的学理层次，产生了怎样的研究方法？有什么成就和缺陷？二是以唯物史观为主线，以什么路径去分析历史，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对此应如何评价等，唯物史观现在面临的挑战，如何适应时代新的需要去发展唯物史观。有专家建议，目前有好多问题可作为研究的开始，如：社会史研究与新时期历史学发展的关系，史料、考古学与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关系，先秦史研究的理论进展等问题。也有学者建议：课题组以后再适当开一些小型研讨会，把进行课题的过程作为一个研究的过程，请几位学者谈谈，在研讨中不断亮出自己的旗帜，不断讨论史学中的热点问题，这本身也是对这支队伍的一个锻炼。

　　本次学术会议的集中研讨虽然仅仅进行了一个整天，但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正如有的专家所言：特邀专家对课题组爱之深、望之切，尽其所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一次难得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