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后记

《环境史探索丛书》后记

　　自1997-199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时初步接触环境史，迄今已过去十多年了。这十余年，既是环境史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史在中国学术界不断被践行的阶段，更是环境史之于我个人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其间，面对国际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积极推进的良好态势，我自己也不停地思考关于环境史的诸多问题，并陆续将一些凌乱的思绪形诸文字，予以发表。现在，进一步整理这些文字并集结成书，这既是一次再思环境史的学术苦旅，更是一趟怀想同道友谊的精神乐游。苦与乐，点点滴滴，给与我莫大的享受。

　　初识环境史，我即被其中诉说的众生苦难所震撼，更为其中叙述的万物欢歌所吸引。沃斯特描绘的“滚滚而至的黑色风暴”和“花开、蜂鸣、咆哮的自然界”[83]，休斯记述的“潘神之苦”，麦茜特刻画的“自然之死”，福莱德做出的“像山那样的思考”[84]，斯马特辨析的“自然之争”，派恩心中熊熊燃烧的“火”[85]，……数不胜数的环境史故事，无不让我为之动容；为数众多的环境史学者，莫不让我倍感亲切。说实话，从1980年走进历史学专业，研习历史十余载，头戴博士帽多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遇见环境史，才真正喜欢上历史学，喜欢上历史中的那些人和事。后来，对环境史了解得越多，这门历史也就越发吸引我，我也就越发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环境史深深吸引我的魅力何在？我不停地问，不断地想。自问，自思考；愈思，愈澄明。我认为，环境史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这门历史将教会你从与自然相关联的角度思考个人、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在个人方面，你会思考，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往何方？我们为什么能活着？……在社会方面，你会思考，什么是发展的基础？什么是进步的准则？发展、进步的意义该如何看待？……在历史方面，你会思考，自然怎样进入历史？历史如何融合自然？我们在历史中寻找什么？……当你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切实地体会存在、发展、健康、和谐、有限、无涯、求索、史鉴等等的丰富含义。这样的思考，这样的体会，恰恰体现了环境史引人入胜的功效。

　　环境史还是一部气度恢弘的历史。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这门历史将指导你如何把握历史的时空，如何看待历史的动力，如何挖掘历史的联系，如何叙述历史的演进……从历史的时空看，环境史在时间上涉及自古至今的历史的每一段，在空间上涉及养育众生的整个地球。从历史的动力看，环境史强调自然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它与人类一起共同塑造着历史。从历史的联系看，环境史注重挖掘人类与非人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从历史的演进看，环境史主张叙述人类和自然在生态系统中协同演化的故事。因此，你徜徉于环境史，不能不感叹历史的烟波浩渺，自然的奥妙无穷，历史和自然联系的纷繁复杂；你研究环境史，不能不具备博大的胸襟、综合的思维和开阔的眼界。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要求，恰恰显示了环境史体大思精的特点。

　　环境史更是一部关怀无限的历史。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这门历史将激发你仔细考量生存的内涵、多样性的意义和史家的责任。从生存的内涵看，环境史认识到地球是众生万物共有的家园，众生相依而存，万物休戚与共，由此构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从多样性的意义看，环境史知晓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关系到人类和地球家园的健康，对缓解环境与社会压力具有重大的作用。从史家的责任看，环境史表明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以史鉴今，更是为了生命更好的延续。因此，你徜徉于环境史，必然殷殷关切花香鸟语、狼嗥虎啸、大地欢歌；你研究环境史，必然十分在意春天寂静的缘由、虎啸远去的后果、物种保护的作用。这样的关切，这样的在意，恰恰突出了环境史人文关怀的真谛。

　　环境史已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片更具思索空间、更加求真向善的历史天地。这片天地像大自然本身一样辽阔广袤，它会不断地刺激你的好奇心，不断地激发你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又会驱使你更好地探寻人类在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所呈现的面貌，更好地把握与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种种联系。因此，环境史不愧是这个时代的大历史；学习和研究环境史，则会使你成为一个更乐思、更大气、更善良的人。

　　如今，认识环境史，甚至有志于其研究的国内外友朋越来越多；走进这片历史天地，你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感觉。而你遇见的，既有可能是曾经相识的史学同好，更有可能是未曾谋面的各路英豪，譬如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农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林学家、化学家……这些人或者因忧虑天下而心生自然之爱，或者因工作所需而与自然打交道，或者因兴趣爱好而与自然为伍，总之是自然这一媒介将大家牵引到一起，自然也赋予他们更多的灵感与智慧。游走于这种学科多样化的学术圈子，接触来自不同领域，或思想深邃或风趣幽默的学者，你会觉得学习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治学是一项多么叫人孜孜不倦的事业，而能与志趣相投的友人不断分享关涉自然与历史的学习心得，又是多么的让人心旷神怡。

　　因此，这一路走来，给予我帮助、应该感谢的师友实在太多了。首先要特别感谢北师大母校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和瞿林东老师的指点和教诲。刘先生从词源学角度，高屋建瓴地剖析“经济”、“生态”各自内涵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同根同源性，不断鼓励我精心从事学术研究，力争做出优异成绩，且不弃粗疏，热情邀请我参与他主持的中外史学理论比较课题研究；瞿老师多年来密切关注现实环境问题和国际环境史发展动态，着力推动我国的这项研究工作，并从史料搜集、理论分析、问题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给与我切实的帮助和点拨，还一直督促我拓展视野，力争做一些比较研究。刘先生和瞿老师的指点和教诲，促使我尝试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发展脉络中思考环境史的学理和意义，同时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走环境史学术之路的决心和信心。历史学院的郑师渠老师和晁福林老师多次在学院和校内外相关场合谈及环境史研究的开拓性和重要性，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对于他们，我也一直心存感激。

　　英美史学界老一辈史学工作者当中，有一批环境史研究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其中多位学者，如T.C.斯马特、J.唐纳德·休斯、唐纳德·沃斯特、苏珊·福莱德、卡罗琳·麦茜特等，通过多种方式给了我最直接的帮助；从他们的个人著述和学术传播中，我慢慢领悟了什么是环境史，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如何在现有专业背景下拓展环境史研究，如何将环境史知识服务于政府与社会，如何在学术研究和交流中获得快乐。他们的著作和传播，尤其是两位唐纳德先生令人钦佩的学识、为人，引领我走进环境史，喜欢上环境史。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接触环境史之后，我不断读到青岛大学侯文蕙老师的相关译著和著述，这给了我深入了解环境史的机会。自研究环境史伊始，我即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北京大学的包茂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高国荣和徐再荣结下了学缘；至今，我们作为同道好友一直保留着良好的学术交流联系。2005年以来，我又有幸与南开大学的王利华、陕西师范大学的侯甬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张伟兵以及本院的李志英、王培华、王志刚和倪玉平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关系；他们的著述和谈论使我得以进一步了解本土学术资源的厚重与珍贵。

　　国内多家学术刊物，如《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学术研究》、《史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开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等，或开辟环境史专栏，或不时登载环境史论文，它们给了我本人和学生特别的支持，编入拙稿中的文章大都已在上述刊物上发表。尤其是《史学月刊》、《学术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它们在推动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开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自然得益于周祥森、郭秀文和蒋重跃。他们不仅是优秀的编辑，而且是造诣深、敏锐力强的学者。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环境史，也总能在关键时刻施以慷概的援手。而从出版界来说，人民出版社的贺畅、三联书店的杜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唐大伟和马琦杰，是我特别谨记在心并时常感念的朋友。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深博士。深小我一轮有余，但她那活跃的学术思维和敏锐的思想洞察力，还有其优美的文笔和清晰的表达，皆令我叹服。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不仅分享学术探索中的心得体会，而且畅叙日常生活中的忧愁苦乐。这份学缘，这种情谊，让我好生珍惜。

　　我出生在乡村，成长于校园，它们在我心目中分别代表了自然和文化的两极；这样的生长环境，是支持我思考环境问题、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天然沃土。所以，我怀念太湖故园，深知是那里秀美的山水、宽阔的平原和善良的乡亲，给了我自然灵气和人文质朴的滋养；我感念师大、南大母校，深知是这里厚重的文化、博学的恩师和诚挚的学友，给了我文化学识和素质修为的培育。这自然和文化的禀赋与恩赐，将使我永葆环境史学术生机。

梅雪芹
2011年10月

注释：

[1]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 李长生 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2页。

[2]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译序”，第1页。

[3] 关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问题和教训，还可参见以下文献：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nvironmental Issue Report No 22: Late Lessons from Early Warning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896-2000,” Copenhagen, 2001. http://www.rachel.org/lib/late_lessons_from_early_warnings.030201.pdf；[美国]威廉·M.埃文 马克·马尼恩：《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刘杰 等 译，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版；[美]罗伯特·埃米特·荷南：《借来的地球：15起世界环境灾难的教训》，晨咏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4] 戈尔说到：“《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见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前言”，第9-10页。关于《寂静的春天》与环保运动的关联，还可参见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为一本书所写的序言；这本书是托马斯·邓拉普主编的《滴滴涕、寂静的春天和环保主义的兴起：经典文本》，该序言题为“《寂静的春天》与现代环保运动的诞生”（William Cronon, “Foreword: Silent Spr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in Thomas R. Dunlap, ed., DDT, Silent Spring, and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ism: Classic Tex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ix-xii），以及余凤高的《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雷切尔·卡逊诞生一百周年》（《书屋》，2007年第9期）。

[5] 环境史的重要开创者和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1941-）的说法，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侯文蕙 译，《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98页。

[6] 环境史的冠名者和开创者之一、美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的说法，出自其撰写的《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见Roderick Nash,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2nd ed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6, pp. 298-300。

[7] “自然之死”或许可被视为对现代环境危机的一种比喻。这里只是想藉此表达人们在环境危机冲击下，对自然的命运的关切之情。自然当然不会为人类所杀死，也不会终结。人类能够灭绝一些物种，破坏一些环境，甚至最终毁灭自身。但是自然，作为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存在；纵使人类从这颗星球上消失，它也将继续运行。对于这一状况的生动描述，可参见[美]艾伦·韦斯曼：《没有我们的世界》，赵舒静 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版。此外，这里的思考也得益于与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博士的讨论，特此致谢。

[8] 参见刘大年：《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马寅虎：《历史研究对象认识线索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9] 当然，史学的变化或一部史学史，并非这些门类的线性的交替变更。这里旨在勾勒其发展的主线和趋向。

[10] 参见徐国利：《对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本体观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 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页。

[12]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大都有一个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转变，这是历史认识史上的伟大进步。人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此处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的指点。

[13] [英]柯林武德 著，扬·冯·德·杜森 编：《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同时，柯林武德本人在宇宙学理论史领域有广泛的研究，他还以“自然与心灵”为名，在1934、1935和1937年做过有关宇宙学理论史的演讲。他去世后，该演讲稿于1945年由其好友诺克斯编辑出版，这即是《自然的观念》一书（中译本由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14] 沃斯特在《自然的丰饶》的自序中谈起学生时代所读历史时，做了这样的回忆：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6]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97页。

[17] “制造路易十四”系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的新文化史代表作的书名，该书着力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英国]彼得·伯克 著：《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8] “加工三文鱼”系美国学者约瑟夫·泰勒的环境史著作的名称，它探讨了太平洋西北部三文鱼渔业危机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Joseph E. Taylor, Making Salm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isheries Crisi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9] 按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说法，对我们人类物种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一战时代最重要的主角，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抑或弗拉基米尔·列宁，而是西班牙流感病毒（Mark Cioc and Char Miller, “Alfred Crosb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 (July 2009), p. 562.）。克罗斯比的代表作有《哥伦布大交换》、《生态扩张主义》、《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等。关于克罗斯比的治史方法，参见刘文明：《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20] 参见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为《加工三文鱼》一书所写的题为“为三文鱼代言”之序。William Cronon, “Foreword: Speaking for Salmon,” in Joseph E. Taylor, Making Salm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isheries Crisis, ix-xi.

[21] William Crono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1993), p. 11.

[22] 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system），又称社会生态系统或社会-自然生态系统，是以人与自然统一，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为标志的一个概念，在现当代涉及人类与其环境关系和相关问题处理的众多学科中得到使用。有环境史学者主张在环境史研究中借鉴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个人认为，这一主张是合理可取的。此外，还应认识到，在环境史研究中借鉴人类生态系统概念的意义，主要并非为史学增添一个新概念，而是这一新概念可以启发我们更好地思考诸如民族、国家、社会、文明等史学中固有概念的内涵。或许可以说，史学中这些固有概念所指代的实体本身即可被界定为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的人类生态系统。关于人类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内涵，参见帕斯卡·佩雷斯和大卫·巴滕主编的《认识复杂世界的复杂科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探索》（Pascal Perez and David Batten, ed., Complex Science for a Complex World: Exploring Human Ecosystems with Agents,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ANU E Press, 2006）。

[23] 格拉肯对这三个问题的表述是：“地球，这一显然适于人类及其他有机生命生存的环境，是有目的地加以创造的吗？地球上的气候、地形、大陆格局等等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秉性及社会属性产生影响，是否在塑造人类文化的特征和性质上产生过影响？在人类长期占有地球的过程中，他是以何种方式将地球从假定的原始状态改变过来的？”他还将人们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反复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主张概括为三种观念，即神创地球的观念、环境影响的观念以及人类作为一种地理营力的观念。（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vii.）

[24] 参见Alan C. Hamilt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A Study of Quaternary, Lond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25] Roderick Nash, “Rounding Ou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thical Extension and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in Michael Tobias, ed., Deep Ecology, San Diego, CA: Avant Books, 1985.

[26] [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3页。

[27] 对于环境史在这方面的作用，可参见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第124-133页。

[28] [美]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 等 译，陈蓉霞 译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 其他6本分别是：《美国的火：野外和乡村之火的文化史》）（Fire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f Wildland and Rural Fire, 1982），《冰天雪地：南极之旅》（The Ice: A Journey to Antarctica, 1986），《燃烧灌木丛：澳大利亚用火的历史》（Burning Bush: A Fir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91），《世界之火：地球上的火文化》（World Fire: The Culture of Fire on Earth, 1995），《灶神之火：火所述说的欧洲环境史》（Vestal Fir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ld Through Fire, of Europe and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1997），以及《令人生畏的光芒：加拿大用火的历史》（Awful Splendour: A Fire History of Canada, 2007）。

[30] 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1] 国内学者通常称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认为人类个体的身心特征以及个体组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要素，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观点，又以“气候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著称。

[32] 这里所说的文化决定论，指的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主张；该主张认为，人类通过思想、社会化以及所有形式的信息流通，创造了自身的实际处境。

[33]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15页。

[34]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5]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4页。

[36]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5页。

[37]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16页。

[38]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已提出类似的见解。

[39]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后记”，第436-439页。

[40] [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 滢 叶 臻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41]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42]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 Wang, 1983;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1.

[43]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中的变化——评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侯 深 译，《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第138页。

[44] 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中的变化——评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第139页。

[45] William Crono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1993), p. 13.

[46] William Cronon,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in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 69.

[47]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15页。

[48] 参见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15。

[49] 我们也应明确，人类认识史，包括对人类社会认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认识等，是一个不断发展、提升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认识阶段，都有其认识史上的价值，因而不能割裂这个认识过程，更不能否认前人认识的价值。

[50]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第6页。

[51] 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L. Udall, 1920-2010），美国政治家兼学者，1961-1969年出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内政部长，在诸如《清洁空气法》、《荒野法》、《濒危物种保护法》、《固废处理法》等很多重要的环境法案的通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作除《悄然而至的危机》外，还有《美国的自然宝库》（America’s Natural Treasures: National Nature Monuments and Seashores）、《八月的神话》（The Myths of August: A Personal Exploration of Our tragic Cold War Affair with the Atom）、《被遗忘的创始者》（The Forgotten Founder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Old West）等。

[52] Stewart L. Udall, The Quiet Cri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1963；25年后该书再版，并改名为《悄然而至的危机与下一代》（The Quiet Crisi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Salt Lake City, UT: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8.）

[53]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英国文坛上的卓越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14年移居英国。1922年出版的《荒原》（The Waste Land）被评论界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艾略特多年受支气管炎的折磨，1965年1月4日因肺气肿病逝于伦敦。

[54]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因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述以及在诗歌中对美国口语的娴熟运用而深受重视，一生中四次荣获普利策诗歌奖。“西去的溪流”，是其于1928年出版的一部诗歌集的名称（Robert Frost, West-Running Brook, Henry Holt and Co, 1928）。

[55] 引文和尤德尔的观点均出自该书的前言。

[56] 这份宣言的中译文见拙文：《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历史学者纳什的环保行动说起》，《绿叶》，2010年第11期。

[57] 唐纳德·沃斯特语，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97页。

[58] Adam Rome, The Bulldozer in the Countryside: Suburban Spraw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该书已有中译本（[美]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高国荣 孙群郎耿晓明 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9] 参见高国荣的“译者序”，以及侯深对本书的评论（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

[60]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2、13-14页。

[61]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2-3页。

[62]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2页。

[63] 这种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正在“重演”。对于他国的历史教训，我们是否应引以为戒呢？

[64]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1页。

[65] 生态生产力标准，是我在品味亚当·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一书阐述的“湿地生产力”思想，并结合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及其部分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的。目前，我对这一标准的理解和界定还很初浅，尚需进一步思考，论证。我也不完全赞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对生态系统服务内涵的界说：“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惠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三）：《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张永民 译，赵士洞 审校，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摘要”，第4页。）

[66] 任海 邬建国 彭少麟：《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热带地理》，2000年第4期，第312页。

[67] 奥尔多·利奥波德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见[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侯文蕙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人们认为，最早研究生态系统健康的是利奥波德，他于1941年提出了“土地健康”概念。见任海 邬建国 彭少麟：《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热带地理》，2000年第4期，第310页。

[68]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 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第2页。

[69]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第215页。

[70] 参见唐纳德·沃斯特 文，侯深 译：《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71] 参见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37-138、152页。

[72] 美国地理学家吉尔伯特·怀特说：“洪水乃是‘上帝所为’，但洪灾的损失却大体上是人类所为。人类对河流洪泛区的侵占导致了每年高额的洪灾损失”；生态学家保罗·西尔斯说，“大自然制造了洪水，但是人类制造了洪灾”，参见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45-146页。关于自然灾害中天力与人为影响的判别与区分，还可参见Ted Steinberg, Acts of God: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 in America,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3]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14页。

[74] 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92页。

[75] 其实，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环境问题都是由于制定决策的尺度与有关生态过程的尺度不匹配引起的。参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三）：《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108页。

[76] 威廉·克罗农的一个观点，见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p. 340；参见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0页。

[77] 在环境史实证研究中，以这一标准衡量与自然互动的全体人类的行为时，当然会顾及社会系统内部的不同阶层因权力分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而产生的作用于自然之差异的状况，这即是环境正义和公平问题。

[78] 沃斯特语，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中的变化——评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第140页。

[79] 关于环境史研究改造历史和史学之潜力的展望和论述，还可参见Sverker Sörlin & Paul Warde ed., Nature’s End: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80] http://www.environmentalhistory.org/；http://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environmental_history。

[81] 这一看法，是在2009年10月听前来讲学的唐纳德·沃斯特的报告时所受启发的结果。还可参见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的“土地伦理”部分。

[82] 参见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40页。

[83] “花开、蜂鸣、咆哮的自然界”系唐纳德·沃斯特转述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之语，见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 in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3.

[84] “像山那样的思考”是美国环境史学家苏珊·福莱德的代表作的名称，即《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对鹿、狼及森林的生态观的演变》（Susan Flader, 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Aldo Leopo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Ecological Attitude Toward Deer, Wolves and Forest）。这部著作初版于1974年（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4），再版于1997年（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它详细记述了美国生物学家、现代美国最重要的环境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的生平和工作，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了利奥波德之思想的演进及其因由。苏珊也因此成为利奥波德研究权威学者。

[85] “火”是美国环境史学家斯蒂芬·派恩研究的聚焦点；以火为题、与火为伍也就成了生物学家出身的派恩的环境史研究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