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

  摘要:地理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的总和,它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个自然要素,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动植物等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的必备的外界条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到战后所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的影响和推动,环境史的研究在美国率先成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和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为我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从而给历史学界带来了一片亮丽的色彩。

  一、环境史的概念及其发展的简单历程

  环境史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是具有鲜明批判色彩和反思人类自然改造史的一门新学科。但就其研究的内容看,有人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应早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便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发展了起来。直到70年代初,‘环境史’实际还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论述自然环境史中第四纪变迁和史前变迁时所惯用的术语。所以,有学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环境史的研究大体上包含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致力于重构过去的自然环境,以理解历史上的自然界本身;所以,在这一层面上的环境史又被称为生态史;其二是探讨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三是研究历史上的某一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其四是研究历史上的曾经出现过的人类的环境意识。但从根本上讲,环境史的理论及思想根源实际是由西方思想史上的环境决定论发展而来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因素决定了人类的一切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而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应是最早的环境决定论。他的体液理论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即黄胆汁、黑胆汁、痰和血液。分别代表火、土、水和血。四种体液在身体中相对比例的不同,会造成每个人在体格和人格上的差异;而体液的相对比例又取决于当时的气候条件。因此,在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中隐含的环境决定论思想是:气候决定了体液的相对比例,进而决定人的体格和人格。如果说希波克拉底的环境决定论思想还是停留在个体的体格和人格层面上的话,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则已涉及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他们认为,气候通过决定个人的人格与智力,并进而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政府形式和宗教类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温和的气候产生希腊的民主政府,炎热的气候产生专制政府;而寒冷的气候则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政府形式;到18世纪的孟德斯鸠,他又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用于宗教的研究上,从而得出如下结论,炎热的气候产生消极的宗教,而寒冷的气候产生压抑个人自由与活力的宗教。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其历史哲学的高度,阐发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理论。到20世纪中期,仍然有人继续研究气候与宗教的关系:例如地理学家亨廷顿通过研究也得出与孟德斯鸠相似的观点:由于温和的气候有助于智力思考,所以最高级的宗教形式只能在气候温和的环境下产生。总的来说,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所兴起的环境史,应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人类事务;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角度来看待人类事务的。就此而言,尽管西方环境史学家大都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他们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实质上,环境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史中对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研究,早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即以开始。即以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地理学,就是早期环境史的研究,或是环境史研究的基础。

  二、近三十年来国内环境史研究述略

  撇开环境史的概念与发展历程,单就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环境史的研究风气迅速开展起来后的概况看,有几个方面的成果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环境史具有相同研究领域的是历史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如前所述,环境史是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学科,但是,它所研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内容也是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要谈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就必须先了解和关注历史地理学已获得的成果。谭其骧先生作为公认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以及论文集《长水集》(上下册)和长水集续编》等都是相关的经典之作。谭先生50年代所从事的历代水系变迁等水环境问题的研究,对黄河、运河、海河以及云梦、鄱阳的研究成果均超越前人。尤其是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当时的最新成果,如古城、居民点、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正史记载的错误,有的改变了后人的误解。无疑为后人从事历史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历史地理学在西北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上农牧交错带的演变和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创建等重大问题上,继谭其骧先生之后的史念海、侯仁之等先生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史念海先生《河山集》《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都是海内外公认的属于环境史方面的著作。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侯仁之文集》都应属于环境史的研究范畴经典之作。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人文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就是由复旦大学邹逸麟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面世。按照《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的分类法看,它是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经济、文化和社会、城市、政治、医药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分支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全书分为十章,具体涉及疆域形成、历代行政区划、历代都城、历代人口、古代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历代工矿业、城市的地理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古代商业和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等九大专题,对中国历史上除医药地理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等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概括与研究,从而为后人进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邹逸麟先生《椿庐史地论稿》一书,收录他几十年潜心研究黄河、运河、淮河、长三角、古气候变化、农牧过渡带等涉及人地关系的论文,也都是经典之作;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把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自(9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是环境史研究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张修桂先生的《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以长江中下游河湖演变、上海地区地貌演变、黄淮海平原河湖演变和古地图研究为四篇十二章,着力研究了上述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经典之作。石泉先生《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该书以先秦至六朝荆楚地区的沿革地理、诸文明古国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目前流行说法的新解释,从而为后人对荆楚地区地理环境变迁的研究创造了条件。陈桥驿先生《绍兴历史地理》,对于后人了解先秦越人的发展史和江东地理环境的变迁史提供了借鉴;尤其是陈桥驿先生的对郦道元《水经注》所做的系统研究,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水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读本。童书业先生《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该书涉及中国疆域地理、民族地理和大量的历史地理学类别的考证文章,也是必读的经典之作。另外,周振鹤教授《西汉政区地理》《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等,在历史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都是必读的经典之作;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和韩升教授的《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等,在历史人口地理方面做出了贡献;朱士光教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化及其治理》、史培军教授《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侯甬坚教授《历史地理学探索》、蓝勇教授《古代交通生态与实地考察》、华林甫教授《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等等都在自己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贡献。最后,还有郭声波的《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历史时期四川大牲畜养殖的地理差异》;吴宏歧的《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论先秦人地关系的和谐观》《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韩茂利《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启示》《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张丕远《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等等也都是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环境史方面研究的力作。

  (二)国外环境史研究成果得到大量的介绍和研究

  关于国外学者环境史的研究成果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有由朱银城翻译的苏联学者T H AeekceeBa的《地理环境与人的生物学》、由王子今翻译的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由侯文蕙翻译的论著有:《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此外还有吕瑞兰、李长生译的《寂静的春天》;王毅、张学广译:《绿色的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由刘翠溶等翻译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等等。这些成果不仅介绍了欧美、日俄关于环境史研究的动态,而且也使学术界了解了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思想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环境史的研究。

  至于对国外环境史学者的成果和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包茂宏和北师大的梅雪芹教授。包茂宏教授近几年连续撰文对国外环境史的发展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森林史研究: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重点》《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等文,详细介绍了西方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流派和主要成果。梅雪芹教授的新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一书分为“环境史”、“英国环境问题”和“世界环境问题”三编,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以及19世纪英国的环境问题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梅雪芹的《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郭辉、顾平翻译的《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由龚胜生摘译M J Ingram G Farmer原著,《历史气候对人类的影响》、高国荣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等文章介绍国外环境史的成果,对推动中国环境史学者对世界的了解提供了帮助。

  (三)国内学者环境史的研究取得了飞跃的发展

  近二十年,是中国历史学界中环境史的研究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史学界已形成相对固定的专门研究环境史的学术群体,并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进来。他们有的关注历史气候的复原,有的着力于环境与考古的关系,有的注重农业生产环境的问题,有的关注疾病人口问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1.关注历史气候复原与古代社会关系的有: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化》;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问题》;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秦汉时期的气候的历史学考察》;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王浑《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等等。

  2.致力于环境与考古关系的有周昆叔《中国北方河谷平原区三万年来植被史梗概》、李秀萍《北京地区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李文漪等《河北东部全新世温暖期植被与环境》、孔昭宸《中国某些地区全新世高温期植被和气候的初步研究》、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李逸友,魏坚《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等许多考古文集涉及环境与考古的问题。

  3.注重农业生产环境的问题有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史前华北火耕农业的变迁》《定居与近代蒙古族农业的变迁》;陈业新《近五百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王思明《从历史传统看中美生态农业的实践》、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王飞等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分析》、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倪根金《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试论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等等。

  4.关注疾病史的有: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2000 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高大伦《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年)》《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王子今《居延汉简所见“或卒行道物故”现象》;王振忠《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汪小火亘《吴简所见“肿足”解》;高凯《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李玉尚《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等等论文,都是近年关于疾病地理或疾病史方面的力作。

  至于其他有关环境史的论文,可参考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历史教学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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