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后记

《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

　　环境史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史是怎样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环境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哪里？等等，是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的一些问题。这里，谨从一本书谈起。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一译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现代环境运动”肇始的书[1]；书中开篇描述，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鸟儿不见、植物枯萎、鱼已死亡的破损的世界，这即是《寂静的春天》。该书所描述的这一世界前景，既是作者“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2]，又是其所处现实中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因滥用包括杀虫剂在内的各种化工产品而破坏自然并危害人类的实情，可视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和教训的缩影。[3]卡森的著述则对这一文明及其“征服”自然的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甫一出版，即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受到了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抨击。与此同时，该著作的思想价值也不断为人所认识，并获得高度的评价。其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1948-）关于《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说法[4]，可谓至为深刻。自这一著作问世以来，世界历史确然出现了某种转折性变化。人类社会空前正视伤痕累累的自然，以至“自然的终结”、“自然的死亡”、“地球的末日”等这类既略显夸张又不乏洞见的语汇所反映的环境危机的事实，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和应对。从学术界来看，当自然因历史发展而危机重重并被形容为“死亡”的时候，一门“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5]，则日益兴盛起来。这门历史即是环境史，是历史工作者在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驱使下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6]的结果。它在人们认识并宣告“自然之死”[7]的当代，恰使得自然在历史学中获得了新生，从而带来了历史观念的种种变革。这是史学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之交出现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和重视。

一

　　在环境史研究所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变革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莫过于对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之认识的变化。

　　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或史学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什么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什么又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题材呢？纵观中西史学，不难看到，历代史学家和思想家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以及专门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思考，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诸多回答。人们对此进行归纳，大体分之为“人事”说、“人类社会”说、“人类社会关系”说、“结构”说和“综合”说等[8]。这反映了不同时代史学家和思想家认识并解释历史的不断努力，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此得以不断扩大，逐步深入。其变化轨迹大体是，从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扩大到一般人民，进而包括劳动群众或弱势群体；从政治进入经济，再到社会、文化，乃至出现“总体”考察的诉求。这样，历史也就从反映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政治叙事史”，发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9]这种演变，是在历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主体对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及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变化的反映和结果。[10]

　　史学的上述变化，在凸显阶段性差异的同时，也延续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人们一直强调，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人及其构成的各类群体的活动和行为，这也可简称为“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从西方史学来看，有人认为，无论是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史学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乃至18、19世纪的“科学史学”，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释和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即是为了充分“揭示人类活动的足迹”[11]。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无意识的实在的自然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或背景，其本身难以成为史学的题材。[12]到20世纪30年代，柯林武德在论述“历史学的题材”问题时还确然地说：“对于那不是经验而只是经验的单纯对象的东西，就不可能有历史。因此，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自然界的历史，——不论是科学家所知觉的还是所思想的自然界的历史。”[13]同样，尽管中国社会历史很早就讲天、地、人所谓“三才”，但近代以降，自然在中国史学中也不是一个鲜明的历史主题。于是，无论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在社会史、文化史中，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都是人，是面孔不断变换的人。读这些历史，你感觉不到大地的存在，闻不出花儿的芳香，听不见鸟儿的鸣唱。[14]

　　随着环境史的诞生和发展，现代史学中人类独舞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过去只是作为背景抑或完全缺失的自然，终于得以进入前台，与人类一道上演着历史活剧。这自然，“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15]，它们是独立的实实在在之物，是我们赖以为生的一个更大的生命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还有土壤、水和空气等等，皆因环境史家的关注，日益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合理对象。如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主线，你就完全可以研究并撰写一部你喜欢的任何自然之物的历史。因此应该说，环境史出色地扮演了史家为之设定的“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修正者的角色”[16]，这使得历史工作者不仅可以“制造路易十四”[17]，而且可以“加工三文鱼”了[18]。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尘沙（土）的历史、空气的历史、火的历史、物种的历史、草地的历史、森林的历史、河流的历史……甚至令人生厌的病毒和流感的历史。[19]这意味着史学题材的极大丰富和更新。

　　史家像这样转换题材，其变革意义非同小可。由于三文鱼原本属于自然的物种，而非人类的创造，对其研究本属于鱼类生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因此，一贯着眼于“路易十四”之行为并以“制造路易十四”为己任的史学，本来是不关注三文鱼等自然物种的命运以及自然本身的兴衰的。现在，当世人出于对自身和人类社会安危的考量，开始忧虑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命运的改变和自然面貌的破败时，史家像其他众多学科的学者一样，也为之触动并作出反应。他们果敢地打破现代史学囿于片面的人类事务的藩篱，自觉地在历史长河中“加工三文鱼”，以此系统、深入地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变迁，试图向世人揭示并帮助他们理解，一部三文鱼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而人类影响下的三文鱼的历史故事是何等的复杂；像三文鱼种群衰落之类的生态问题，由于很大程度上交织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因此又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应对。[20]显然，“加工三文鱼”这样的环境史著述，既不是在鱼类生物学或自然科学之内就三文鱼谈三文鱼——着重研究三文鱼等物种的习性或自然环境的变迁本身，也不只是在史学之外拾遗补缺——补上史学所曾缺少的自然主题，而是力图在根本上构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乃至历史本体观念。

　　概言之，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类所处、所做和所思的历史，从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结起来，使历史成为完整的真正的整体史。这正如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所论述的，“毕竟，我们的任务远远不是试图逃出历史，进入自然，而是要将自然本身纳入人类历史长河之中。”[21]在这样的历史中，人不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且是生态系统中的人，人类社会本身即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人类生态系统[22]；自然并非孤立于人之外与人无关的客体，也不是人们脑海中含义不清的观念，而是既独立存在又不断被打上人的烙印并成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物质和生命世界。这样，历史的本体，即是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所作所为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交织的人与人的争端，这一矛盾运动引起的自然变迁和生态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反向作用等，成为了环境史研究者的历史探索的聚焦点。

二

　　环境史提升了人们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史学实践的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动力观念的变革上。

　　诚然，诸如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如何运动的思考等等，是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存在已久的主题。美国的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 1909-1989）就曾指出，在一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人们不断追问的三个问题所涉及的，即是可居住的地球和人类与它的关联。[23]至于“环境史”概念本身，有学者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初，它一直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论述自然环境中第四纪变迁和史前变迁时所惯用的一个术语。[24]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史家着力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并以这一视角看待历史发展时，他们不仅凭借活跃的理论思维，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重新诠释和分析了自然的存在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由此，他们认识到，自然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力量，自古以来它与人类一起共同塑造着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运动。这可以理解为环境史在历史动力观念上所带来的新认识。而这又是以人们对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何以兴起的察识为前提的。

　　对于这一问题，环境史研究的资深学者、美国历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 1932-）在比较环境史和旧史学时作了颇为全面的论述。他提到，正如劳工的历史、妇女的历史、种族的历史等等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因此，可以将环境史视为历史学进步的一部分；这一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历史学者已认识到伦理的扩展在承认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后，“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休斯在提示这一观点的参考来源时，附注了罗德里克·纳什的《完善美国的革命：伦理的扩展和新环境主义》一文[25]；他自己则认识到，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在力量的金字塔中位居最底层，并且是支撑这一结构的石阶。于是，他特别强调，“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学科内部进展的一部分，则是严重的误解。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26]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境史研究者有关自然的地位及其与历史关联的新认识。他们在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塑造历史的力量，而历史运动，包括环境史的兴起这场当代史学变革本身，即是由自然的影响和人类的努力共同推动的。

　　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史研究者对自然之于历史作用的重视，并没有停留在抽象论说的层面。他们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揭示自古至今自然与人类一起塑造历史、推动历史的事实，因而在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的书写中作出了新的切实的贡献。[27]譬如，美国环境史学者斯蒂芬·派因（一译派恩）以“火”为主题所做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涉及地球上火与人类的整个历史，以及人类与火相互作用的许多方式。其中包括《火之简史》[28]在内的《火的轮回》丛书7本[29]，充分揭示了火这一自然的氧化反应如何在与人类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塑造了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史。其实，与派因著述同时或前后，以自然要素或人类事务为题材，分析自然与人类共同塑造历史的成果，是层出不穷的。1992年问世的印度环境史研究者拉马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58-）与生态学家马达夫·加吉尔合著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就分析了水、森林和矿物作为关系到生产乃至生存的自然资源，在印度环保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30]上文提到的泰勒于1999年出版的《加工三文鱼》也是这方面的佳作。

　　当然，由于环境史研究者是一个学科背景和个人兴趣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路径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并且，依据时空单位和问题考量的不同，他们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哪一方更具支配性的认识有着各自的主张和侧重点，甚至存在不小的差异。譬如，休斯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37-）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接近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31]一端的代表，以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32]的代表。[33]细究起来，他的这一区分未免失之偏颇。

　　从戴蒙德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位生理学与膜生物物理学出身，又有着医学、人类学和地理学背景的美国环境史学者，在考量“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这一世界史的基本事实并分析其由来问题时，的确突出了环境因素的作用，这体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34]一书之中。在这里，戴蒙德着力思考现代世界各地的差异问题，并这样问道：“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35]他又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他认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这也是他所确定的这本书的主题[36]。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37]他之所以认为原因在于“民族环境的差异”[38]，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思考的焦点，也就是那种从生物学或遗传学上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认为欧洲人比非洲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土著聪明的种族主义解释。并且，也是为了扭转他所认为的今天的历史学家过分忽略环境因素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现状。所以，他试图充分利用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上述问题。他还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要区分近似原因和终极原因，并提出了关键的几组环境差异[39]。之后，他又出版《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40]，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作出了不同的应对或选择，以至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显然，戴蒙德所思考和探究的“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他从环境差异的角度做出解释，则是试图建构一种必要的综合的历史思考模式。可以说，戴蒙德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至于克罗农，一位美国史出身，并有着英国城市和经济史背景的美国环境史研究者，我们对其观点的了解，显然不应局限于休斯列举的由其主编的论文集[41]，还应着重研读其公认的代表作，它们分别是《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主义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和《自然的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42]

　　在《土地的变迁》中，克罗农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生态学的方法，对新英格兰那方土地和那里的人如何相互影响，他们所结成的复杂关系网如何塑造了那个共同体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因此在探究新英格兰的动植物群落是如何随着这里的人群变化——从印第安人主导变为欧洲人主导——而变化时，作出了带有原创性、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中突出的创新，在沃斯特看来，是它“全然不受传统的束缚！这一回我们终于要看到土地本身及其遭遇的物质变迁。历史终于沉淀于泥土之中”[43]。沃斯特显然推崇该书对一个很久以前的真实地方的生态和经济体系相互交错之历史的论述，并且看重克罗农与自然科学联盟的方式。因此，他提醒环境史研究者警惕一种倾向或思潮，即在《土地的变迁》等著作开创环境史学科以来的20年间，环境史似乎“又转圈返回到了自然、景观、资源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文化政治学上来了”，以至在修正抑或背离“已有的环境史学的重心”[44]。

　　在《自然的都市》中，克罗农通过考察使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大西部成为美国腹地的生态和经济的变化，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看待美国历史的新窗口。其中重点讲述的，是城市和乡村如何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个系统之中的故事；这个系统如此强大，它重塑了美国的景观，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于是，他在书中指出，没有一个城市居民可以轻而易举地忽视自然，因为城市的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城市和乡村、人类与自然本为一体，它们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联合体。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克罗农才能够在《环境史的功用》一文中明确提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完整的历史著述必须同时包含人类创造和自然影响的主张。[45]而且，尽管在其主编的那本论文集中，克罗农宣称荒野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刻的特定文化的创造[46]，但主编它的意图，则在于深入探讨人类和自然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广泛考察人类与自然产生的历史、文化关联。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取得了成功，因而他主编的这本文集也赢得了好评。

　　可能考虑到了上述情况，休斯在作出戴蒙德和克罗农或许分别代表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陈述后，也就不忘指出，“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在分析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47]，并且进一步强调，对于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人与自然之于历史的影响孰轻孰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折中的。[48]这表明，环境史研究者关于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主张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环境决定论”，而且，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决定论。他们所坚持的，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本理念，并意图针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和人类创造的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历史动力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要素是，自古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任何夸大自然的影响以及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历史观，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49]基于此，环境史研究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象，分析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和程度，从而将它们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一起塑造历史的问题落到了实处，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比他们想象的远为复杂的世界和历史。

三

　　环境史研究提示人们，对于以往的一些历史评价，有必要作出新的审视。这是因为，环境史在着眼于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时，十分注重自然本身在其中所经历的变迁与所受到的冲击。这一现代史学中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对于人类活动结果及其影响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这是环境史在历史观念上引发的又一重要变革，即历史评价的变革。这一变革，与20世纪60-70年代催生环境史的现代环境危机和环保运动的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从美国来看，这一时期，因为环境危机的影响，从学界到政坛出现了一种重估人类成就及其价值的倾向或思潮。1962年，作为科学家的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包括DDT在内的“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的化学物品“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50]。从“杀虫”到“杀生”，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出对人类创造之作用的转折性认识。一年后，时任内政部长的斯图尔特·尤德尔[51]在《悄然而至的危机》[52]中又提出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创造损害了它最优秀的头脑，并将最宜人的景观变成了荒原，这个社会能算是成功的社会吗？而促使尤德尔这样发问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当时的报刊报道诗人艾略特[53]病得很重，认为他成为了伦敦最近一场“杀人烟雾”（killer fog）的牺牲品；一是因为新罕布什尔州有位关注自然保护的公民打电话告诉他，“罗伯特·弗罗斯特[54]的故园——在记忆中一直与‘西去的溪流’这一诗作融为一体的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片废旧汽车垃圾场”。尤德尔说道，当这两件事巧合的时候，他的脑海中不由闪现出上述那个疑问。他还认为，这似乎概括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困顿。[55]到1969年，历史学者纳什在《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中，直接谴责了人类经年累月疏忽环境、破坏环境以至造成环境灾难的种种行为，指出“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进步’，要强调长时段的质，而非眼前的量”，同时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并誓言“我们将重新开始”[56]。

　　美国的上述变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反省和改革的时代”[57]的缩影。而由美国学者开创于这一时代的环境史研究，不免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时代特征，即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评估”。因此，在环境史著述中，“重新界定”、“重新思考”、“重新检验”人类文化传统的色彩，是十分浓郁的。这表明了环境史学者重新看待和评价历史的旨趣、特点及其合理性。在环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中，它的这一特点愈发地严谨、练达，2001年问世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对此有很好的体现。[58]本书系美国环境史学界后起之秀亚当·罗姆的成名作，出版后广受好评。书中对美国环保运动的新解释，对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以至在表达手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备受称赞。同样，它在重新认识人类的某些行为、重新思考人类的一些观念上的意义，也得到了重视和推崇。[59]

　　这本书的核心对象，是1945—1970年间美国郊区住宅开发的历史。诚然，二战后，房地产开发在美国郊区的迅猛发展，对于缓和因住房短缺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乃至促使普通人的“美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才会出现美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在二战后的一些年里被当作英雄来赞颂的情况。[60]如果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范畴来看待这一历史运动，自然会满足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和评价。殊不知，这一时期，在全美范围内的郊区普遍出现的大规模住宅开发，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和冲突。这突出地表现为，与开发商使用新的土方机械移山填谷、清除植被而建起大批量令人欣喜的住宅的同时，出现了“更频繁的洪水、严重的土壤侵蚀和野生动物数量的急剧减少”的结果[61]。于是，“仅仅在一代人之后，许多评论者就将郊区的蔓延视为一场环境灾难”[62]，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的起因和后果，正是亚当·罗姆在《乡村里的推土机》中所要探讨的主题。

　　亚当·罗姆在探讨上述主题时，充分揭示了已往历史研究所忽视的有关战后美国郊区住宅开发的许多史实。这主要涉及住宅批量建设的种种环境代价及其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争论主题，从而促发环保运动的故事。具体则包括高能耗住宅造成的能源浪费问题、化粪池问题、城市空地的丧失、郊区蔓延对水土资源的影响、推土机“蹂躏土地”所激起的抗议，以及由此引发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无数居民对“进步”好处的怀疑，[63]和政府官员向近乎神圣的财产所有权发出的挑战等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所引发的相关观念的变化，在罗姆笔下也得到了深入、辩证的分析。其中，个人与社会对土地的认识和态度的部分转变、对传统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观念的挑战和社会财产思想的出现等，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这样，亚当·罗姆在叙述战后美国郊区住宅的开发时，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复杂的历史情景，使人们在看到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面时，必然也感受到各种矛盾对立——譬如新的消费文化与资源保护理念的冲突，现代住宅开发与优良建筑传统的冲突，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干扰和破坏之间的张力，新的生态学观点与沼泽就是废地的古老形象的冲突，环保与反环保力量之间的博弈，等等。其中，有一对尖锐的矛盾，按照罗姆的总结，表现为郊区住宅开发商用自然特征为小区命名，以回应购房者想更加接近大自然的愿望。它们之所以构成矛盾，是因为“为了成片地开发住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商经常肆意破坏他们想加以炫耀的、出现在住宅小区名字中的草地、树林和山丘。”[64]这一对矛盾，可以说是其他诸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罗姆对它的总结和揭示，显然旨在以自然环境因住宅批量建设这种破坏性发展而受到的冲击为参照，对人类开发住宅之行为作出新的分析和评价。这有助于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意义上，认识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和影响。其背后律动的，则是环境史研究者普遍持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在这种意识和关怀的引领下，环境史著述势必转换评估人类行为的尺度。它不仅仅以短期利益，还要以长期效应来看待人类的行为及其结果和意义。并且，人类行为是祸是福，是谁之祸，谁之福，也不再只是从人类自身来看待，还要顾及到共享这颗星球的其他生命的存在，乃至这颗星球本身的命运。

　　环境史研究对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和意义的这种考量，凸显了历史评价尺度转换的某种趋势。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即生态生产力标准[65]的诞生。生态生产力，可简称为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并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具体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系统能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结构及独立性和弹性的能力。生态学界一般认为，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活力、恢复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管理选择、外部输入减少、对邻近系统的影响及人类健康影响等八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个方面。[66]这三方面的综合，相当于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提出的以是否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来衡量一个事物的对与错的标准。[67]而作为一个环境史研究者，还应该意识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并需求其服务（如需要食物和洁净水）的，除了我们人类自己，还有其他众多的生命；那些“四条腿的，长翅膀的，六条腿的，生根的，开花的，等等”[68]，拥有和人类一样多的生存于某个地方的权利。但是，随着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人类的众多活动却导致许多生态系统提供服务之能力的持续下降，用利奥波德的话来说，就是“食物链变短了”[69]。

　　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和评判历史，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环境史叙述有时候可能使一些从前的历史英雄不再那么英明神勇。[70]譬如，亚当·罗姆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在战后美国一度被当作英雄来赞颂的住宅开发商，因为在不宜建筑的湿地、山坡和洪泛区开发建设，损失了湿地并削弱了其多方面的价值，夷平了山坡或破坏了它的稳固性，侵占了本属于河流的一部分，使得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加剧，土壤侵蚀更严重，洪灾更频繁，结果他们在一些人心目中也就成为了“亵渎地球”、侵害自然美景的掠夺者[71]，和山体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制造者[72]，以至有人认为，“在分洪河道上进行住宅开发牟取利润，从道德上讲无异于出售腐烂变质的肉食牟取利润”[73]。

　　生态生产力标准，显然是一个不同于已往仅仅顾及人类利益的诸多历史评价标准的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标准。其创新之处，一方面在于针对某种可称为富困的问题，也即斯图尔特·尤德尔认为的人类社会创造到头来损害人类自身及其生存发展环境的现代人的困顿，而反省和考察全体人类的行为的结果及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于超越人类惟一和人类中心的狭隘意识，从生命共同体或土地共同体健康的角度，看待其他存在的内在价值或其存在的意义，以便理解“对生态上至关重要而经济上却毫无价值的系统加以保护”[74]的必要性。因此，这一标准对于如何探究人类文明的兴衰，如何品评历史中人类活动的得失，如何考量现实中人类作为，尤其是重大决策的利弊，[75]都将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在全球一体化的现时代，当生产地点与消费地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追踪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代价与后果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76]针对所有人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的执行，[77]就显得更加重要。

四

　　环境史研究在带来历史观念变革的同时，也推动着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由此，它在具体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上对历史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或“挑战历史学的规范”[78]，从而引发史学革命的前景已露端倪。

　　环境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理论上的变革，可从对文明的起源和兴衰的不同解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诸如阶级、财产权、自由等观念的剖析、对战争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等等方面把握；环境史研究在具体的史学理论上的变革，可从史实、史料、史法、史鉴等等方面分析。[79]仅就史实而言，看一看“环境史年表”（Timelin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80]的内容，你会感叹，环境史所揭示的历史事实和构建的历史知识与过去的历史有多么大的不同，历史中又有多少的事实曾经被遗忘，被疏忽。

　　可以想见，从事环境史研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社会系统的作用机理，而且需要了解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所以在学科内容上，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有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术语和知识，而且要努力掌握自然科学有关一个地区的生物、气候和地质状况等术语和知识。尤为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以复杂的相互适应的方式，思考有关历史、社会和自然的事象，这即是要养成环境史的思维习惯；这一思维习惯的科学基础自然是生态学。由此，当我们看到一块土地时就会本能地想到，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每平方米的土壤包含了数百万的有机体，它们与矿物、水和阳光相互影响，创造了生命和富饶。对这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也会危及我们自身的生存。土地可能因风或水的侵蚀，因杀虫剂、除草剂或有毒垃圾的影响而毁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土地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进行光合作用，我们人类的生存也将受到极大的威胁。[81]
　
　　于是，一个环境史研究者所揭示的历史运动，就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而是要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82]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矛盾的努力和教益。这样说来，环境史有可能成为给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带来更大希望的一种新的历史知识体系。

　　基于对环境史的初浅认识，近十余年，我和研究生朋友及年轻的学术同仁开启了环境史探索之旅，力图在研究实践中，具体理解和把握这一新兴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本丛书即是这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它包括理论层面的探讨和实证内容的研究。编辑和出版它抱有三个目标：第一，试图激励历史学者更好地关注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第二，试图促进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第三，试图增强有关人与自然互动研究的史学成果的社会转化。

　　由于所探索的领域辽阔无边，我们的思维却狭窄有限，因此，目前所得的成果不过是对一些浅显经验和思考的初步总结，肯定会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但无论如何，可以庆幸的是，我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现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开展了对新时代的环境史的探索。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的方向会更加明确，我们的认识会不断深入，我们的步伐也会越来越坚实。

梅雪芹 谨识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