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的核心价值
——《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读后
近年的环境史研究真可以说得上高唱入云了。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题目：环境史跟历史地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其中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气候、地貌、水文、生物等等，历史人文地理则包罗更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具有空间变化的人文因子通通都在考察之列。可以说，历史地理不折不扣地就包含着一部环境史，无论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既如此，环境史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近读赵珍教授新著《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对此颇有一些感受。
赵著包括五个主要部分：清代围场行围制度、清代围场体系与自然资源特征、围场资源管理、围场政策演变与资源调控、围场资源再分配与村镇体系。其中，除第一章算是一种制度性的探讨，其他都是令历史地理学者十分着迷因而经常从事的课题。然而笔者在拜读过程中，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如果按历史地理的做法，讨论这样的课题，首先一般会统计、列表、画图，用数据、地图把清代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化过程，行政变迁过程、村镇聚落体系的形成过程等等逐一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与围场、资源相关的政策法规作以及一些典型案例作一些探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赵著的做法却大异其趣。该书当然也应用了相当多的统计表格和地图（包括一些清代的地图），但这方面似乎并不构成其工作的重点。作者最关心的始终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该书正题所揭橥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其中的资源分配。无论是讨论清代围场的行围制度，还是复原围场体系及其自然资源的变迁过程，在在都贯穿了这样一根红线。如果说，该书对于清代围场环境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描述精度从科学角度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余地，那么，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人的因素、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展示大大超出了笔者的预期。
显然，作者无意于做出一部纯客观的自然环境变迁史，而是想做出一部旨在探讨国家、地方与居民之间密切互动的环境制度史。
事实上，地理学也十分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复兴以后。现在有些人文地理学家简直已经人文得像哲学家了。近年来，由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人类因素计划（IHDP）等国际学术合作的推动，地学界特别重视人类在制度（Institution）层面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笔者浏览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平心而论，相比赵著，地理学家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也许笔者孤陋，总觉得以往的环境史研究比较偏好于做一些局部、微观、幽深的研究。那种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之微妙，有裨于发现和提炼新的问题，但是，一个较消极的观感是似乎缺乏总体，难成局面。例如，某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如果要探讨一下，不错，有意思；可是，这种探讨到底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的整体有多大意义，实话说值得怀疑。毕竟，环境是一个宏观、巨量且具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的复杂整体，必须有一些宏大叙事，才能把握住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
就这一意义而言，赵著的工作着实算得上清代北方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清代围场壤地辽阔，从今北京南郊、河北承德绵延至今东三省大部。其中的环境变迁，则由原先的封禁以专供狩猎的山林景观，渐次而演替为定居耕作的农业景观。贯穿于当中的主要趋动力，则是资源（珍稀动物、土地）配置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赵著将京郊的南苑围场以及塞外四围场（盛京、吉林、黑龙江、木兰）视同一体，对其进行全局式探讨，从技术角度讲，势必舍弃一些细节、间接的叙事。例如，与清中后期东北自然景观相伴随的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移民（俗谓之“闯关东”），这一问题在赵著中几乎很少涉及。但是，该书对理解所讨论区域的清代历史，营造了一个全景式的氛围。
举例说明。历史地理对于一个区域的把握首先总是从行政建置入手，因为这既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骨架，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定位的坐标。我们知道在清末建省以前，东北是由几个将军分区统辖的。这中间二百余年，那个地区的状况如何，从以往的历史地理论著中只能得到一些想象的支点。而通过赵著的叙述，东三省在那个时段便显得有血有肉。环境、生态系统、资源、景观、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这背后的利益博弈，环环相扣，逻辑链分明。这是笔者在拜读和消化该书过程中感到最为愉快的一点。
毫无疑问，要从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作者的知识背景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就这样，横穿文理，纵贯古今。以往看一些环境史的微观研究，总不免让人误会环境史对于环境科学的需求并不太大；从赵著中可以看到，要写出一部震撼人心的环境史，对作者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拿它与历史地理相比，即使不说要求更高，至少并不低多少。
当然，笔者也有一些意犹未尽——因为赵著涉及的主题大、牵涉的问题多，因而它给人提供了大量的激发和思考。赵著在导论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等概念，可是在阐述中，对这些理论问题回应不多。也许作者觉得提出供读者思考就已经足够，不过笔者还是希望在将来看到作者的正面阐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