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六）

六、海上航线与贸易伙伴

　　唐初平西突厥，于西域设置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建州置县，声威远播西域，与中亚、天竺、西亚的陆路通道相当畅通。则天朝与日益强大的吐蕃关系恶化。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阻截中西交通。后唐朝收复安西，但阿拉伯人势力向东方推进，越过中亚，与唐朝发生直接冲突。天宝十载，大食人在怛逻城打败唐军，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北陆路对外通道完全断绝，中外交通转移到东南海路。

　　东南沿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随着航海技术进步，造船技术提高和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增多，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空前活跃，海上交通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主要通道。

　　（一）从珠江口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

　　1.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卢氏杂说》记载，贞元中，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部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1]。《新唐书》谓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其中“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一为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为安西入西域道，六为安南通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2]。

　　唐代海上交通，北自登、莱，南至交、广，皆通海外。大致而言，登、莱、江、浙通高丽、新罗、日本，交广、福建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广州通海夷道”为最要，具体走向如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老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旧港）。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袛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岸伯劳威斯[Brouwers]），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今马来西亚吉打）。箇罗西则哥谷罗国（今泰国克拉地峡西南）。又从葛葛僧袛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婆罗师岛）。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今印度南部）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部阔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今印度）西镜。有西北二日行，至拔风日国（今印度孟买附近洛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风日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风日国西北，入于海。又自提风日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拉克奥波拉），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南），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3]。

　　上述海上航线所经地方，前人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在此不再展开[4]。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屯门出发后，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在乌剌国，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经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的航海记录

　　阿拉伯商人是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主力，大食巴士拉、西拉夫、苏哈尔诸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港口。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ordaodbeh）所著《道里邦国志》、商人旅行家苏莱曼（Suleiman）的《东游记》、学者旅行家马苏第（Maūdī，一译马斯欧迪）所著《黄金草原》，都有若干关于阿拉伯商人在东方经商的记载。马苏第说：“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锡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5]。新罗僧人慧超亦谓阿拉伯“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6]。可见阿拉伯与东方海洋贸易是相当频繁的。

　　阿拉伯地理学著作记录从波斯湾到珠江口的海上航程，可与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相印证。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记载有这样一条航路：从伊拉克港口巴士拉出发，经乌尔木兹（Urmūz，即霍尔木兹，今伊朗阿巴斯湾一带）出波斯湾，往东沿印度海岸经穆拉（Mulā，即没来国）、塞兰迪布（Sarandīb，今斯里兰卡），横渡孟加拉湾抵艾兰凯巴鲁斯（Alankabālūs，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过凯莱赫（Kalah，即箇罗国）、巴陆斯（Bālūs，即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加巴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舍拉黑脱（Shalāhit，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海尔赖特（Harlah，[h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和乐岛）、“香料园之国”（即香料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到达玛仪特（Māyt，[t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转而折向梯优麦赫岛（Tiyūmah，今地不详）、垓玛尔（今地不详）、栓府（Alsanf，即占婆），到达唐朝南部城市鲁金（Lūqīn，即龙编，今越南河内），往北就到唐朝最大的港口汉府（Khānfū，今广州），继续航行到达汉久（Khānjū，今泉州，一说杭州）、刚突（Qāntū，即江都，今扬州）[Qāntū，t下面有一点][7]。

　　这条航线全程需时87天，与“广州通海夷道”差不多。在波斯湾以东，马六甲海峡以西航程上，东西行的两条线路相同。不同的是，这条航线东行穿过海峡后，不是北上越南沿海，而是继续东行，经爪哇海、苏拉威西海直驶菲律宾群岛，然后才向西折回越南海域，驶向广州。这就说明唐朝海上交通不仅在波斯湾、印度洋有较大进展，而且在南海诸国有新的开拓，南洋群岛基本上纳入东西方海洋贸易圈之内。

　　近百年来，菲律宾考古学家在巴坦群岛、巴布扬群岛、伊洛科、邦加斯南、新怡诗夏、庞邦加、圣安娜、黎萨、内湖、明多罗、宿务、保加、卡拉扬苏禄岛、和乐岛等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唐代陶瓷、钱币，显然是各国海商运来的，证明上述航路的存在，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岛的航线[8]。

　　3.苏莱曼游记中的海上航程

　　9世纪中叶曾经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下他的航海历程，为中西交通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这条航线走向是：从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巴努-萨发克海岸和阿巴卡文岛至苏哈尔，再往东航行约一个月，抵达故临（今斯里兰卡），进入海尔肯德海，经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航行约一个月，至箇罗，再航行10天，至潮满岛，又10天至奔陀浪山；再10天至占婆，又10天至占不牢山，穿越“中国之门”，进入“涨海”，约一个月到广州[9]。这条航线约需时间120天，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前与贾耽所记不同，不是直穿孟加拉湾，而是沿着该湾海岸航行，穿过海峡后，航线与贾耽所记相同。

　　当然，南海交通线路不止“广州通海夷道”一途。从唐初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中外西行求法僧人搭乘海舶，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占波起航，出海后或经室利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即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或经裸人国（即裸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而抵东印度耽摩立底（Tamralipt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塔姆卢克[Tamluk]一带）或从羯荼（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一带）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今印度南部东岸讷加帕塔姆[Nagapatam]），再转赴师子国，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度[10]。可见海上航线众多，不一定固定于某一线路。

　　（二）海外蕃国与贸易伙伴

　　唐代“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海上交通远及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贸易地域远较前代扩大，与唐朝有“朝贡”关系及贸易交往的海外蕃国为数不少，下面略加介绍。

　　林邑

　　在今越南中南部，原为汉日南、象林之地。史载其国延袤数千里，地气冬暖，不识冰雪，稻岁再熟。国王所居城曰占城，“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11]。

　　仁寿末，隋文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炀帝继位，刘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宁贙兄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日南越裳（今越南清化境），刘方亲率大将张遜、司马李纲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顺化），统岭南兵万余、罪徒数千由海道进讨。隋师进至海口，击溃林邑水师千艘，林邑王梵志乘象迎战。刘方大破林邑兵，俘获万计。隋军乘胜击区粟，渡大缘江，经汉马援所立铜柱。南行八日，破其国都，梵志弃城逃入海中。刘方获其金质庙主十八枚，刻石记功而还。隋朝于其地建比景、海阴、林邑3郡，领12县，户4135[12]。隋朝拓土南疆，大大提升其在南海地区的影响。

　　武德六年，林邑王范梵志遣使朝贡。八年，又遣使贡方物，唐高祖设《九部乐》以宴之。贞观间，其王头黎遣使偕婆利、罗刹两国使者来贡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朝贡不绝。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至德以后自称环王国，元和初不朝献。

　　五代时，环王国复改称占城。后周显德五年，其王因德漫遣使朝贡，献洒衣蔷薇水十五瓶，“凡水之沾衣，香而不黦”。又贡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后周赐其国王金银器一千两、缯綵一千匹、细甲、名马、银鞍勒等贵重礼物[13]。

　　真腊

　　今柬埔寨，一名吉蔑，原为扶南属国。其国有大城30余座，都伊奢那城，王姓刹利氏。有战象五千头，与邻国战，则象队在前。世与参半、骠国通好，与环王国相攻。国人亦“昆仑”之属，“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14]。风俗被服与林邑同，东向开户，以东为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

　　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两国，北多山阜，号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东至奔陀浪州，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

　　武德六年、贞观二年，先后遣使贡方物。开元、天宝时，陆真腊王子来朝，拜果毅都尉。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头，擢婆弥试殿中监。元和中，水真腊亦遣使入贡。

　　堕和罗

　　在今泰国湄南河（MeNam）下游地区（一说大城，或曰佛统），亦作独和罗、杜和罗钵底、投和、堕和。北与迦逻弗舍（一作哥罗舍分，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南距盘盘，东真腊，西属海。自广州起航五月日至。

　　国人信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有两属国：曇陵，在海洲；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国无赋税，俱随意贡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其国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蚕桑，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楼居干栏，以白氎、朝霞布为衣。门皆东开，坐亦东向。

　　贞观时，遣使入朝，奉表以金函盛之，贡金榼、金锁、宝带、象牙、火珠、婆律膏、白鹦鹉，请赐好马、铜钟，诏许之。

　　哥罗舍分

　　在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部，或缅甸境内。地接堕和罗国。显庆五年，其王蒲越伽摩遣使来朝。又曾偕脩罗分、甘毕两国贡方物。

　　哥罗

　　在马来半岛西岸，即阿拉伯人行纪中的Kalah。一曰箇罗，亦曰哥罗富沙罗。其王姓矢利波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茅。州二十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15]。赋税率输银二铢，无丝紵，惟古贝。畜多牛少马。凡嫁娶，纳槟榔为礼。阿拉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几乎都经此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箇罗岛“位于中国与阿拉伯的中央”，“是商品的集散地，交易的物产有：沈香、龙脑、白檀、象牙、锡、黑檀、苏枋木、各种香料以及其他种种商品”[16]。

　　狼牙脩

　　在马来半岛上，包括泰国西南之洛坤、北大年、宋卡至马来西牙吉打一带，又作狼牙须、郎迦戍。梁时与中国通，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布为干漫。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多栈、沈、婆律香等[17]。

　　狼牙脩为南海商旅必经之地。唐前期益州僧义朗智岸、义玄西行求法，在钦州乌雷“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卒，义朗继续往狮子国。荆州道琳法师远游西国，“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航向印度[18]。

　　丹丹

　　在马来西亚吉兰丹，亦作单单。海南振州东南。风俗物产与婆利、盘盘相类。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劷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青[19]。隋代曾入贡，唐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盘盘

　　在马来半岛北部，又作槃槃。与狼牙须为邻，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百姓多缘水而居。国人甚敬佛法，皆学婆罗门书，有僧尼寺十所；俗呼僧为比丘，道士为贪。贞观九年，遣使来朝，贡方物。

　　罗越

　　在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带，又作罗卫国，即马可·波罗所记之Locac，俗与堕罗钵底同。在马六甲海峡北岸，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谓“质”之北岸。“商贾往来所凑集，……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20]。

　　咸通七年春，日本高岳亲王（真如法亲王）率从僧贤真、宗睿、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源懿、猷继入唐，由明州经洛阳至长安，取得赴天竺求法的官符，南下广州。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高岳亲王从广州启航往天竺，至罗越国，不幸亡故[21]。

　　婆利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广州东南海中州上，自交趾泛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去广州二月日行。

　　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恒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氎。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坚硬。俗以夜为市，自掩其面。梁时通中国。贞观四年，遣使献方物。

　　诃陵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一说指谏义里，或说在马来西亚吉打），亦作社婆、阇婆。东距婆利，西堕婆登，北真腊，南濒海。王居阇婆城，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覆以棕榈皮，所座床悉以象牙为之，亦以象牙为席。上元中，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有文字，颇识星历。国最富，出瑇瑁、黄白金、犀、象。

　　贞观中，诃陵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入贡，太宗以玺书优答。大历中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献僧祗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宪宗封使者内四门府左果毅。十三年，遣使献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大和、咸通间，再来朝贡，并献女乐。

　　唐初中外求法僧人海路西行多经其地。如益州明远法师“振锡南游，届于交阯。鼓舶鲸波，到诃陵国”。荆州道琳法师西行求法，也经过诃陵。荆州法振、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结契游践，……整帆匕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22]。

　　堕婆登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岸的巴塔姆岛（Batam）或巴东岛（（Padang，一说在苏门答腊东南岸Betong，爪哇西部万丹[Banten]，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又作婆登、堕波登、堕婆。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车相接，北邻大海。风俗与诃陵同，有文字，以贝多叶写之[23]。

　　贞观二十一年，堕婆登国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壐书以报之，并赐杂物。

　　室利佛逝

　　七世纪南海中一大国，亦作尸利佛逝、佛逝、金利毗逝,梵文SriVijaya的音译，意为吉祥胜利。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巴淋邦，Palembang）为中心，势力最盛时据有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北及马来半岛，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地区。戈岱司（Coedes）说，自七世纪以来奠基于巴淋邦的室利佛逝“为马来群岛最强之国”[24]。

　　据巴淋邦鸡度涧山冈（KedukanBukit）、多郎杜禾村（TalangTuwo）、迦浪·波罗希（KarangBrahi）、彭加岛（Bangka）之迦布罗埠（KoyaKapur）发现四方公元683—686年古马来文碑记载，这一时期以后，室利佛逝处于上升时期，包括有苏门答腊岛之南半部和彭加岛，向爪哇和邻近的马六甲地区扩张，但受到社婆人的抗击。在泰国六坤（即洛坤）发现的775年用“最美丽典型之梵文”——嘉维文（Kavya）撰写的古碑以及爪哇迦逻珊（Klasan）、鸡逻禄（KeIurak）用早期那竭（Pre-nagari）文撰写的两方山帝碑文，表明室利佛逝进入山帝王朝统治时期[25]。

　　室利佛逝地处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上交通要冲。“自从印度海舶向东方作长程航行后，以至阿拉伯人由海路而至东方贸易——九世纪时，在广州且有阿拉伯人（大食人）之居留地——其间室利佛逝所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且自中国唐代兴起以来，中外贸易极其通畅，更使其地日形重要”[26]。公元7世纪，正值中西海路交通日盛与中外僧人西行求法踵至之际，印度、波斯、大食以及南海诸国商人到中国、日本、朝鲜经商，中国、日本商人往南海、印度洋贸易，以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僧人巡礼五天竺，多经室利佛逝转程，因而室利佛逝也成为传播梵学佛法的学术文化中心。

　　费瑯（Ferrand）指出：“其国古时与占婆柬埔寨，同为印度移民繁殖之地，……大巡礼家义净西行之际，适当其国文化灿烂之时”[27]。咸亨三年十二月，义净从广州附舶南行，“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后到羯荼、天竺，归国又过佛逝，将梵本三藏50万余颂“权居佛逝”。永昌元年，义净离开佛逝返广州，“欲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七月到广州，住制旨寺。十一月，邀贞固、怀业、道宏、法朗赴佛逝，译写佛经，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长寿三年附舶回广州。据义净记载，唐初经佛逝的求法高僧还有运期、无行、智弘、善行、大律、彼岸、智岸等。

　　室利佛逝与唐朝关系密切。咸亨至开元间，数次遣使来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28]。又献侏儒、僧祗女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后佛逝王又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见，册封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

　　末罗瑜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Jambi）、巴淋邦一带，亦作末罗遊、摩罗游。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言谓：“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注云：“从西数之，有婆鲁斯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29]。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晋州僧善行在广州搭附波斯舶南行，经过末罗瑜洲；据称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逝也”[30]。盖末罗瑜和室利佛逝本来是二国，到唐高宗世义净往室利佛逝时，末罗瑜已为室利佛逝所并，合为一国了[31]。

　　印度尼西亚古史专家罗姆指出，末罗瑜之中心地，乃建立于巴淋邦，是古代大乘佛教徒之胜迹中心地[32]。因而该地东西方僧侣商徒凑集，唐初并州常愍禅师远诣西方，“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33]。荆州僧无行与智弘结伴西行求法，也经过末罗瑜洲到印度。

　　婆鲁师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西部的巴鲁斯（Barus）。又作婆罗娑洲、婆律。义净叙述7世纪南海诸洲十余国，从西数之，第一即婆鲁师洲，亦为室利佛逝所并。俗遵佛法，多是小乘[34]。

　　婆鲁师为南海进入印度洋航路必经之地。唐初有新罗僧两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35]。

　　羯荼

　　在马来西亚吉打（Kedah）一带，为马来半岛西部重要贸易港。在黄巢攻占广州之前，这里是阿拉伯对中国贸易的中转港，但此后阿拉伯人不再前往中国，该城成为“锡拉夫和阿曼穆斯林们的船只的终点，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中国船”[36]。

　　咸亨三年，义净西行求法，经室利佛逝、末罗瑜转向羯荼，再从羯荼北行至天竺。法振禅师泛海西行，“巡历诸岛，”也经过羯荼。

　　裸人国

　　在印度尼科巴（Nicobar）群岛，又作裸国、裸形国。唐僧义净西行求法时经其国，见国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其民巧织团藤箱，他处莫能及。喜交易，“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国多椰子树、槟榔，少稻谷。呼铁为“卢呵”，最珍爱，“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37]。

　　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录朗迦婆鲁斯岛（即尼科巴群岛）的社会生活习俗与义净所记大体相同，该地“人口众多，但除女人用树叶遮羞以外，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赤身裸体。当船舶一靠近，他们便乘着大小船只蜂拥而来，用琥珀和椰子来换铁器；他们不需要衣服，因为这里既不冷也不热”[38]。

　　印度

　　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又作天竺、身毒，为古伊朗语Hindu之音译。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与古伊朗人同种的雅利安人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创造了壮丽的吠陀文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造了影响世界的佛教。中国文献记载，汉时印度为身毒国，或曰摩揭陀、婆罗门。其地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并有王，皆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距雪山；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隔海邻；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39]。

　　4—6世纪，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时代”。6世纪中叶，白匈奴（嚈哒）人从西北不断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统治受到冲击而呈崩溃状态，北印度出现不少小国，互相攻伐，整个印度长期分裂割据、动荡不安，全盛已经过去，但文化艺术依然灿然可观。

　　印度人具有悠久的航海通商传统。公元1世纪初，对罗马的各种奢侈品贸易经常使罗马黄金流入印度和东方。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印度南部安度罗货币，上面印有双桅船的纹样。阿旃陀壁画绘有战胜锡兰的情形，还可以看到战船上装有大象。

　　在笈多时期，印度和马来半岛以及毗邻各岛有了密切的接触。印度的商业和殖民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带到了爪哇、苏门答腊、高棉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岛屿。那些原来是印度居留地而后来发展成为庞大的土邦和帝国，它们重视贸易，控制海上航线，互相争雄；至少有一次，它们中间的一个曾向印度南部注辇国挑衅。可是直到9—11世纪，南部的注辇王朝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国，他们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把塞林德罗帝国（即室利佛逝）征服了一个时期。有学者指出：在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印度人最热烈的爱好就是贸易和经商。印度经济在扩展，印度人时常在追求远方的市场，控制了很多国外市场，从东方岛屿方面取得物资，也从商业运输中博得利润。印度人的移殖与文化传播，在东南亚各国展现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印度化时代”。

　　印度物产丰富，南天竺濒海，“出狮子、貂、豹、犭軍、橐驼、犀、象。有火齐，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瑇瑁、金、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疊，毾登毛。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齿贝为货”[40]。

　　印度与中国贸易交往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闍那迦的《利论》一书谈到过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的土产丝织品的区别。汉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檄外来献。梁武帝时复遣使贡献。

　　唐武德中，东西南北四天竺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年，高僧玄奘至其国。十五年，遣云骑尉梁怀璥持节使天竺，天竺王尸罗逸多“膜拜而受诏书，”遣使随入朝。二十二年，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高宗时，五天竺皆来朝。玄宗朝，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南天竺各一来朝[41]。据统计，贞观至乾元间，五天竺向唐朝派遣使节不下30次。

　　7—9世纪中印宗教文化交流尤为密切，对于热烈崇拜佛教的中土虔诚信众而言，虽然佛教逐渐失去活力而为流行的印度教所同化，但印度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朝圣之地。义净提到印度时，总称它为西方，又名“阿离耶提舍”（Aryadesha），“阿离耶”是“圣”的意思，“提舍”是“方”的意思。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他们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路。从中国来的学者们，有的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岁达数月之九，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42]。

　　锡兰

　　今斯里兰卡（Srilanka），又作师子、锡兰山，波斯语Silan的音译。公元前4到3世纪，印度憍多利耶的《政事论》称锡兰为“波罗沙慕陀罗”，希腊文献称为“达普罗巴尼”。公元前3世纪以前，北印度雅利安人经海路迁入本岛。不久，另外一些印度雅利安人迁到锡兰东海岸。新移民与土著杂居，成为锡兰主要民族僧诃罗人（Simhala）。风俗与印度同，尤敬佛法。物产有大米、芝麻、甘蔗、芒果、椰子、姜黄、生姜、胡椒、香料、蜂蜜、珍珠、宝石（红宝石、蓝宝石）、云母、棉布和玳瑁。锡兰宝石非常著名，以致梵文佛教经典称之为“宝岛”。

　　锡兰为印度洋中一岛国，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中心。公元1世纪末期以前，西方已从南印度的一些港口购买到锡兰的产品。其后锡兰与西方有了直接贸易。4世纪时阿克米修人垄断印度的海上贸易，罗马人利用他们作为对印度、锡兰贸易的中间人。361年朱利安皇帝曾经接待过一个从塞兰提维（即锡兰）来的使节。4—6世纪，锡兰成为近东、印度和远东之间海上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从西方来的波斯船和阿克修米船，从东方来的中国船和东南亚各地以及印度船只，都在锡兰港口，主要是摩诃帝多（现名曼泰），集合和交换商品，并购买锡兰物产。僧诃罗族国王因此而获得巨大财富。6世纪初，科斯马斯·印第科普留斯底士在记述锡兰情况时说：

　　因其地位适中，该岛是印度各地的船只，以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船只集中的处所。它同样也派遣许多自己的船只前往外国港口。它从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市场获得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它物产，然后再转售给西方港口马拉巴尔、迦利阿那（孟买附近）、信德、波斯和希腊以及红海中的阿杜勒。它从这些市场购回商品后再转往东方港口。该岛同时也将本土物产输往这些地方……因此而成为一大商业中心地[43]。

　　中国文献记载：锡兰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但出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44]。

　　5世纪初叶，锡兰与中国有了正式的官方交往。刘宋安帝义熙初，师子国“遣使献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置建康瓦官寺[45]。元嘉五年、梁大通元年，借遣使贡献。

　　唐高宗总章三年，其国使者来朝。玄宗天宝初，其王尸罗米迦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氈。唐代从中国来的僧人有法显、明远、窥冲、无行、金刚智、不空等。

　　9—14世纪，强盛的室利维闍耶的马来亚西亚王国（即室利佛逝）拥有庞大的海上势力，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锡兰和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就停止了。

　　波斯

　　今伊朗，波斯语为Parsa。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北邻拂菻（即拜占廷帝国），西南濒临波斯湾。公元前4000—2000年代，伊朗高原的依蓝人逐渐形成奴隶制国家，前7世纪亡于亚述。前6世纪中叶以后，波斯人先后消灭了米底王国和巴比伦王国，征服中亚细亚和埃及，建立起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亚细亚沿岸，南有埃及，一度包括欧洲色雷斯地区的大帝国。前330年，波斯为马其顿-希腊所灭；此后，伊朗先后为亚历山大帝国、塞书古王朝、安息王国统治。公元224年，波斯人中萨珊家族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I，226—240)起兵推翻安息王国，以泰西封为都城，开始了长达220余年的萨珊王朝统治时期（226—642）。7世纪初叶，萨珊王朝受到正在形成并积极对外扩张阿拉伯国家以及西突厥的威胁。642年，萨珊王朝灭亡。

　　伊朗与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东欧、北非和东方的印度、中国、东南亚都有商业往来，波斯人因之具有经商的传统。境内物产丰富，珍异凑集。唐人杜佑指出：

　　[其地]出象、师子，多良犬。有大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有大鸟卵、真珠、颇棃、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金、银、鍮石、金刚、火齐、锡、铁、朱砂、水银、锦、曡、细布、氍毹、毾登、护那、越诺布（金缕织成）、赤麖皮、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又有优钵曇花，鲜华可爱。地有醎池[46]。

　　波斯与中国交通始于南北朝，北魏孝明帝时及西魏末，波斯并贡方物。隋大业中，亦遣使来朝。唐初波斯频受大食侵扰，向唐朝求援。国亡后，波斯与唐朝仍有联系。贞观二十一年，波斯献活褥蛇[47]。龙朔元年，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以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波斯王子卑路斯为都督。咸亨中，卑路斯亲自来朝，拜右武卫将军，册封为波斯王；仪凤三年，命吏部侍郎裴行俭礼送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客居吐火罗20余年。景龙二年，卑路斯又来朝，拜左威卫将军。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波斯人10次来朝；九载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大历六年，再遣使献真珠等。

　　波斯与中国交往，唐初主要走西北陆路，中唐以后主要走海路，广州、扬州等港口有波斯商人居留。法国学者J.索瓦杰指出，当时西亚与印度、远东的国际航运终点是波斯湾东岸的尸罗夫，这是一个大转运港，混杂居住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九世纪波斯湾人早已在南海中航行[48]。

　　大食

　　即阿拉伯帝国，波斯语Tazi，原为阿拉伯半岛一部族名。大约在公元前3000—1000年，阿拉伯半岛是闪米特人的故乡，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都曾活跃在这个半岛上。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印度河以西的印度合并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中东社会发展进入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希腊化时代”。

　　6世纪以后，生活在阿拉比亚沿岸和沙漠地区的闪米特族的一支——贝杜因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旗帜下统一了阿拉比亚，迅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和埃及，定都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王朝，中国文献称之为“白衣大食”。该王朝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又把穆斯林势力推进到印度河与唐朝边界，建立起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

　　750年，反倭马亚势力代表阿布阿拔斯在伊朗、呼罗珊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支持下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后迁巴格达，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中国文献称为“黑衣大食”。

　　阿拉伯帝国是中古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阿拉伯人继承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49]。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伊斯兰文明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黄金时代。巴格达从一个毫无价值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号称“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首都”，“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

　　巴格达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那里的码头，有好几里长，停泊着几百艘各种各样的船只，包括从中国来的大船到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

　　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干果，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

　　唐人杜环《经行记》描述了巴格达市肆繁荣与物产丰盈景象：

　　郛郭之内，鄽閈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枣。其蔓青，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蒲陶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外口内丑]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棃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阫、吕礼。……[50]

　　在古代，南阿拉伯充当着印度与地中海之间的转运站，因为这里即受惠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也受惠于横扫其海岸的定期季风：把船只推进到浩瀚的东方大洋，又把他们送回原来出发之地，苏哈尔、马斯喀特都发展成为东西方贸易大港。此外，帝国境内的巴士拉、西拉夫、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也是国际著名的贸易中心。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麦加之间的贸易也特别活跃。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

　　9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指出：“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51]。阿拉伯商人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枣椰、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大食与唐朝发生关系始于贞观二年。据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称，穆罕默德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帝国——拜占廷、波斯、唐朝——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贞观二年来到唐朝，受到官方热情接待[52]。永徽二年，倭马亚王朝谷敢密莫末腻“遣使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53]。长安、景云中，遣使献方物。开元初，大食王复遣使献马、钿带。

　　天宝十载，阿拔斯朝与唐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战争，打败唐将高仙芝，唐朝势力从此退出中亚。至德初，遣使朝贡，时值安史作乱，代宗用大食兵收复两都。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贞元十四年，其使含嵯、乌鸡、沙北来朝，皆拜中郎将，赍送之。

　　唐中后期，东西方交通从陆路转向海路，阿拉伯商人泛海至中国者与日俱增，广州成为对阿拉伯贸易的主要港口。阿曼人特别活跃，法国学者索瓦杰指出，首批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其原籍都是阿曼人[54]。

　　顺便指出，唐朝与遥远的东非海岸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也增多了。上世纪后半叶，东非坦桑尼亚等国曾经出土过开元通宝等古钱币，是当时唐朝对非洲贸易的物证。岑仲勉先生考察唐代“南海商务”时关注考古发现的价值，指出：中古对外贸易之盛，有时可从外国考古获知之，如亚美尼亚首都德维纳（五至七世纪）曾发见对华商业关系，印度之勃拉名纳巴特废址（七世纪时最繁荣，废于一○二○年）发见邢瓷、越瓷，波斯沙麻拉废址（筑于八三八即开成三年，废于八八三年即中和二年）及开罗南郊之福司脱特（九世纪时非常繁荣，十三世纪初废）均发见越瓷碎片[55]。

注释：

[1]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博物·贾耽》。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章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60年；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56年；陈佳荣、谢方、陆俊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曾昭璇等：《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

[5]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82页。

[6]王仲荦：《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笺释》，载《敦煌石窟地志残卷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76—277页。

[7]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64—72页。文中今地名据译者注。

[8]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4—10页。

[1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9—10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12]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卷五十三《刘方传》，卷八十二《林邑传》；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七《正议大夫宁贙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13]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占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0页。

[14]魏征：《隋书》卷八十二《真腊传》。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哥罗传》。

[16]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09页。

[1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狼牙脩》，第5096页。

[18]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义朗律师》，第72—73页；卷下《荆州道琳法师》，第133页。

[1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丹丹》，第5102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罗越传》。

[21]桑原骘藏：《高岳親王の御渡天に就ぃて》，《東洋史説苑》，東京弘文堂書房，昭和八年，第152—176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7—148页。日本有学者认为罗越国为老挝，高岳亲王走陆路西行，死于虎害。

[22]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明远法师》，第68页；卷下《荆州道琳法师》，第133页；《荆州法振禅师》，第206页。

[2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堕婆登国传》。

[24]戈岱司：《室利佛逝王国史》，《远东博古学院院刊》18卷6期，1918年，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亦有说室利佛逝最早中心在马来半岛洛坤（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后来才发展到苏门答腊等地。

[25]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6]柯罗姆：《苏门答腊时代》，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7]费瑯：《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亚细亚杂志》1922年7—9月号，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室利佛逝传》。

[29]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3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页。

[31]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

[32]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33]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愍禅师》，第51页。

[34]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第12—13页。

[35]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二僧》，第45页。

[36]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37]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153页。

[3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3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0页。

[4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1页。

[4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天竺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西域上·天竺传》。

[42]参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38—239、242—243、251页。

[43]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5—266页。

[44]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5]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6]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0页。

[4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1页。

[4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第21页。

[49]希提（PhilipK.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8页。

[5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大食》，第5279—5280页。

[5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5页。

[52]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9页。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大食传》。

[54]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4页。

[55]岑仲勉：《隋唐史》卷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0年，第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