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中）
二、宋代广州的国外贸易
（1）广州的进口贸易
《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鼊皮、碡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由此可知广州海外贸易的对手及输出入商品之一斑。在这些进口的商品中，尤以奢侈品为多。从当时的文献上看，广州是一个外国宝货的集中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云：
（景德四年七月甲戌，真宗）命内侍高品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谕之曰，“番禺宝货所聚……”（卷六六）
（通判孔）勖在广州，以清洁闻。及被召，番酋争持献宝货。皆慰遣之。（卷七一）
又如《宋史》云：
知广州。……珍货大集。（卷二九八《马亮传》）
知广州。……南海饶宝货。（卷三四三《蒋之奇传》）
上（真宗）语近臣曰，“番禺宝货雄富……”。（卷四六六《张继能传》）
广州宝贝丛凑。（卷四七二《蔡京传》）
在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奢侈品中，以真珠、犀角及象牙为最有名。《广东通志》卷九二载宋赵叔盎《千佛塔记》云：
南海，广东一都会也。海舶贾番，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
又《宋会要·蕃夷》四说大食人以象牙及犀角卖与广州市舶司（宋代象牙与犀角都是禁榷物，须卖与市舶司。见下一章）云：
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言上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十七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百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
其中尤以关于犀角的记载为多。如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云：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五羊、桂筦、桐城亦有之，往往皆来自蕃舶。
又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云：
犀之类不一。……来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润而缀，光彩彻莹，甚类犬鼻。
其次，由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尤以香药为最大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载元丰三年朱初平的话云：
广州，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在。
又戴埴《鼠璞》云：
广通舶出香药。
又苏轼《东坡题跋》卷一云：
张广州《与妹仁寿夫人书》云，“广州真珠香药极有……”
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香药，种类甚多。兹就其著名者，列举如下：
（1）龙涎香这是香药中最贵重的一种。《游宦纪闻》卷七说大食的龙涎香输入广州云：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予尝叩泉广合香人。云，“龙涎入香，能收敛脑麝气，虽经数十载，香味仍在”。
又《岭外代答》卷七《龙涎》亦云：
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唾，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薰不莸，似浮石而轻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栀故也。
（2）龙脑香唐慎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三云：
（苏颂《本草》）《图经》曰，“龙脑香……今惟南海舶贾客货之”。
又《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说该国纲首卖龙脑与广州市舶司云：
（元丰）三年，广州南蕃纲首以其主管国事国王之女唐字书寄龙脑及布与提举市舶孙逈。逈不敢受，言于朝。诏令估直输之官，悉市帛以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及《宋会要·职官》四四有相似的记载）
（3）沉香叶宾《坦斋笔衡》（《说郛》卷一八）说登流眉的沉香贩人广州云：
范致能平生酷爱水沉香，有精鉴，尝谓：“广舶所贩之中下品，黎峒所产大块……皆为佳品……”大率沈水以万安东峒为第一品，如范致能之所详；在海外则登流眉片沈，可与黎东之香相伯仲。登流眉有绝品，乃千年枯木所结，如石柱、如拳、如肘、如凤、如孔雀、如龟蛇、如云气、如神山人物。焚一片则盈屋香雾，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谓之无价宝。世罕有之，多归两广帅府及大贵势之家。
又《岭外代答》卷七云：
广东舶上生熟速结等香，当在海南笺香之下。
按这里说的“生结”、“熟结”等香都是沉香，因为沉香又可分为几类。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云：
沉水香其类有四。谓之熟结，自然其间凝实者也。……谓之生结，人以刀斧伤之，而后膏脉聚焉，故言生结也。
（4）乳香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引《粤海关志》说宋代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的数量远过于当时其他的舶港，可见输入广州的外国乳香之多。
（5）木香《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六说外国的木香输入广州云：
《图经》曰，“木香生永昌山谷。今惟广州舶上有来者，他无所出”。
《别说》云，“谨按，木香皆从外国来，即青木香也”。
（6）薰陆香陈敬《香谱》卷一说薰陆香经由大食、三佛齐等国贩人广州云：
叶廷珪云：（乳香？）一名薰陆，出大食国之南数千里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抵类松，以斤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为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三佛齐每岁以大舶至广与泉。广泉二舶视香之多少为殿最。
（7）蕃栀子这也是香的一种，龙涎所以能香完全靠它。《岭外代答》卷七说广州有大食蕃栀子出卖云：
蕃栀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簷葡花是也。海蕃干之，如染家之红花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栀故也。
（8）耶悉茗花高似孙《纬略》（《说郛》卷八）说外人将此花输入广州云：
耶悉茗花是西国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广之间，家家爱其香气，悉种植之。
（9）蔷薇露《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说外人将蔷薇露贩人广州云：
广州宝贝丛凑，（蔡卞）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称其去，以薔薇露洒衣送之。
按蔷薇露又名蔷薇水，以大食国制造者为最佳。它输入广州后，广州人士曾加以仿制，但不及外来者。《铁围山丛谈》卷五云：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釆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薔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以上所述宋代由外国输入广州的香药，多偏于香这方面。它们固然有人药用的，但多半都是贵重的奢侈品，作为焚烧、薰衣、装饰及其他享乐之用。此外，在宋代输入广州的商品中，又有不少药物。兹就《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记载明确者，述之如下。
（1）卢会卷九引苏颂《本草图经》云：
卢会出波斯国。今惟广州有来者。
（2）阿魏卷九引《图经》云：
阿魏木生波斯国……或云取其汁和米豆屑合酿而成，乃与今广州所上相近耳。
关于阿魏的波斯原名及其产地，Berthold Laufer有详细的考证，见其所著si no—Iranica，P．241。
（3）没药卷十三引《图经》云：
没药生波斯国。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
又夏德等以为“没”的广州音为mut，是阿拉伯语muFF的对音（见Chau Ju Kua，P．197）。这也是没药输入广州的证明。
（4）葫芦巴卷十三云：
葫芦巴生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蕃，盖其国芦菔子也。舶客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蕃中来者真好。
按Bretschneider说的葫芦巴即是阿拉伯所产的hulba（Laufer，Sino—Iranica，P．446），故葫芦巴是由大食国（即阿拉伯）输入广州的。
（5）无名异卷三引《图经》云：
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今广州山石中及宜州南八里龙济山中亦有之。
（6）摩娑石赵汝适《诸蕃志》卷二说在广州的大食人
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愈。此固可以卫生。
按无名异及摩娑石两种药物，在当时少有而宝贵，除由海外输入广州外，在其他海港不易买到。沈括《补笔谈》云：
熙宁中，阇婆国使人入贡方物，中有摩娑石一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药。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献太后有旨，令以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
在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中，除上述的奢侈品及各种香药外，食物也是其中的一种。当时广州进口的食物，以槟榔为最多。在《宋会要·职官》四四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诏令所列举的输入商品中，槟榔是其中的一种。又《岭外代答》卷八亦说交队等地的槟榔输入广州云：
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
按宋代广州一带的人士酷嗜槟榔，消耗槟榔的数量甚大。同书卷六云：
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其法……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瞰；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噉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嘴，终日噍饲也。曲尽瞰槟榔之状矣！
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三云：
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
又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亦云：
广州……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
由此可知宋代广州输入槟榔的数量一定很大，所以广州光是槟榔的税收，每岁也有数万缗之多。复次，黎朦子（即柠檬Lemon）也由海外输入广州。《岭外代答》卷八云：
黎朦子，如大梅。复似小橘，味极酸。或云，自南蕃来。番禺人多不用醯，专以此物调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盐渍，暴干收食之。
此外，波斯枣也贩人广州。《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引《图经》云：
广州有一种波斯枣……舶商亦有携本国生者至南海，与此地人食之。云味极甘，似北中天蒸枣之类；然其核全别，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种之不生，疑亦蒸熟者。近亦少有将来者。
由上述，可知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对象为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南洋一带的国家。其中尤以与大食贸易的数量为大，有好些商品如犀角、象牙及各种香药都是从那里输入广州，所以来广州从事贸易的大食商人（如上引《程史》所记的蒲氏）非常有钱。至于由这些国家输入的商品，则以真珠、犀角、象牙以及各种香药为主，其次又有食物如槟榔、黎朦子及波斯枣等。这里要注意的是：在这许多输入广州的商品中，多半属于原料的性质，甚少加工的制造品。其中可以说是工业制造品的，只有蔷薇露、蕃布等一些物品。
（2）广州的出口贸易
上一节引《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宋代广州在海外贸易时输出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等。又《宋史·食货志》云：
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卷一八五）
南渡三路（广南、福建、两浙）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卷一八六）
由此可知，宋代广州的出口货物为五金（金、银、铜、铁、锡。为方便计，将铅亦归人此类商品内）、布帛（杂色帛、绢、锦、绮）、瓷器及漆器等。
以上各种出口货物，除五金中或有一部分属于原料外，全是工业制造品。事实上，在出口的五金中，大部分也都是工业制造品。如《宋会要·蕃夷》四说大食使人在华购买金银器物，由广州运返本国云：
（绍兴）四年七月六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被贼数十人持刀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乞……”
至于铜器，广州输出更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载景祐元年十月丙戌
权度支判官李甲言：“广南蕃舶多毀钱以铸铜器。请自今陈告者皆倍给赏钱，公人迁一资。”从之。
又《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
在这些由广州输出的铜器中，现可考见的，有铜钟及铜瓦等物。《宋会要·蕃夷》四说广州的钟输往大食云：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诏曰：“敕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陁离子广州买钟，除纳外，少钱千三百余贯事：卿抚驭一方，恭勤万里，泛海常修于职贡，倾心远慕于声明，所言洪钟，虽亏估价，以卿素推忠恳，宜示优恩，特免追收，用隆眷注。所欠钟钱，已降敕命蠲放，故兹示谕。”
又楼鑰《攻娩集》卷八六《汪公（大猷）行状》说广州的铜瓦输往三佛齐云：
三佛齐请就郡铸瓦三万斤。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守臣监造付之。
关于其他工业品之由广州出口，在各种文献中，亦有零碎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说彩帛由广州输往三佛齐云：
（元丰五年十月甲子）广东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司孙回言：“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卑国主及管勾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寄臣熟龙脑二百二十七两，布十三段。……前件书物，臣不敢受领。乞估直入官，委本库买彩帛等物，候冬舶回，报谢之。所贵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从之。（《宋会要·职官》四四有相似的记载）
又上引《宋会要·蕃夷》四亦说大食使人在华买有“匹帛”等物，由广州运送回国。复次，关于陶瓷器之由广州输出，上一章引的《独醒杂志》卷一○云：
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
又《宋会要·刑法》二亦载嘉定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
除上述各种工业制造品外，宋代由广州输往外国的货物又有饮食品一項。上引一段记载“茗”、“醴”也是出口货物，由此可知茶及酒也由广州贩往外国。又《独醒杂志》卷一○说华商在广州购买石蜜，运往外国出售云：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发舟。
复次，骡马也是宋代广州的出口货物。《宋会要·蕃夷》四（又见《蕃夷》七）说骡马由广州运往占城云：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四日，遣蒲麻勿等贡方物。赐物有差。奉占城蕃王杨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表，乞买骡马一二匹，将回本土看玩。诏特赐白马二匹，开花鞔银鞍辔一副；所有骡，令就广州取便收买。
又《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亦载此事云：
熙宁元年，其王杨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遣使贡方物，乞市驿马。诏赐白马一（《会要》作“二”），令于广州买骡以归。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其输出的商品，除如上述外，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铜钱的输出。这在当时是很受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曾经引起全国朝野上下的热烈讨论；所以除一般地叙述过各种出口货物以外，更特别地提出这一点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载庆历元年五月
乙卯，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初权三司使公事叶清臣言：“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而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故于旧条，第加其罪。
又同书卷二六九载熙宁九年秋张方平论钱禁曰：
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诸<舟同>舶旧制，惟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尚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宋史》卷一八○《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以上是北宋的情形。到了南宋，铜钱的出口更甚。《宋史·食货志》云：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卷一八六）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六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卷一八○）
关于此事，《宋会要》记载得更为详细。《职官》四四载绍兴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臣僚言：“广东、福建路转运司遇船舶起发，差本司属官一员，临时点检，仍差不干碍官员觉察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归。如所委官或纵容般载铜钱，并乞显罚，以为慢令之戒。”诏下刑部立法。刑部立到法，“诸舶船起发（贩蕃及外蕃进奉人使回蕃船同），所属先报转运司，差不干碍官一员，躬亲点检，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仍差通判一员覆视，候其船放洋，方得回归。诸舶船起发，所委点检官覆视官同纵容夹带铜钱出中国界首者，依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法；即覆视官不候其船放洋而辄回者，徒一年”。从之。
又《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入耳}……铜钱之消耗，原于透漏之无涯。乞行下庆元、泉、广诸郡，多于舶船离岸之时，差官检视之外，令纲首重立罪状，舟行之后，或有告首败露，不问缗钱之多寡，船货悉与拘没。仍令沿海州郡多出膀示于湾陕泊舟去处，重立赏格，许人缉捉。每获到下海铜钱一贯，酬以十贯之赏，仍将犯人重与估藉，庶几透漏之弊少革。”从之。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又言，“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傥不行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乞亟赐行下，应与（兴？）贩铜钱下海入蕃者，别立赏格，许人指告；命官追官勒停，永不叙理；百姓籍没家财，重行决配”。并从之。
以上各种文献所言，宋代的铜钱不单由广州出口，且同时又由其他海港输出。此外，又有专说铜钱由广州出口的。如《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宰执进呈户部措置到广南铜钱出界事。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前（知）广州郑人杰特降二官。以人杰任内透漏铜钱银宝过界，故有是命。
除上述外，关于铜钱出口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宋史》云：
（绍圣元年）十二月辛未，申严铜钱出外界法。（卷一八《哲宗纪》）
（绍兴三年十一月）甲戌，禁……以铜钱出中国。（卷二七《高宗纪》）
（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未，定铜钱出界罪赏。（卷三○《高宗纪》）
（乾道七年三月）乙酉，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船法。（卷三四《孝宗纪》）
（嘉定十六年八月）癸未，申明舶船铜钱之禁。（卷四○《宁宗纪》）
（端平元年六月）癸巳……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卷四一《理宗纪》）
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卷一八○《食货志》）
（王居安）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卷四○五《王居安传》）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载开宝六年三月，
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又李觏《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云：
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
又洪遵《泉志·序》云：
呜呼，泉用于世久矣！其始作之，艰且劳者也。不幸则为……又不幸则为金工所铄，童孺所镳，夷舶蛮舶之所负。其不耗也危乎殆哉！
又《诸蕃志》卷上《阇婆国》云：
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
这许多关于宋代铜钱出口的记载，虽然没有明说全是由广州输出，但广州在宋代既然是最大的一个对外贸易港（见第一章第二节），那么，在这些出口的铜钱中，必有一大部分由广州输出，我们是可以断言的。
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一章中对于宋代铜钱的输出，亦曾加以研究。其所根据材料，偏于外国方面，兹摘录如下：
宋时中国输出海外之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等为主；海外输入者，以香药、珠、玉、象牙、犀角等为主。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
日本自藤原时代之末期，宋钱输入颇夥。……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Crawfurd《印度各岛解释字汇》九十四页）。明初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又《旧港国》条，“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元代殆无铸钱事，此等中国铜钱，大半当为宋钱也。
千八百二十七年，星嘉坡掘得中国铜钱，多数为宋钱（Crawfurd，Ibid，九十四页）。千八百六十年顷，爪哇有地方曰Djokjokert0，掘得中国铜钱三十枚，亦过半为宋钱（Schlegel《地名考》，一八九九年《通报》二六五页）。南印度之马八儿，宋末元初时，为中国商船往来频繁之地，其海岸一带，自前世纪中叶以来，时时有中国铜钱出土（Yule and Cordier《马哥孛罗》二卷三三七页）。虽无委细报告，其中宋钱当甚多也。千八百八十八年，英人于非洲东岸之桑给巴尔（即赵汝适《诸蕃志》之层拔国，见一八九四年《通报》三十四页及《赵汝适》一二六页），掘土得宋代铜钱。最近则千八百九十八年，德人于同州东岸索马里滨海之Miigedoshn，亦掘得宋代铜钱（Hirth《东非洲之最初汉迹》，一九○五年I．A．0．S．五五及五七页）云。
观以上事实，可知宋人所云，“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并用”，并非夸语矣。
由此可知宋代铜钱在海外分布区域之广。这许多铜钱，固然不单由广州，而且由其他海港输出。不过因为广州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而地理上又与南洋一带的国家距离最近，故我们可以推知，在这些输出的铜钱中，一定有许多由广州出口。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海上贸易，其输出商品以工业制造品为主。五金、布帛、瓷器以及漆器，都是当时主要的出口工业品。就是出口的饮食品，如茶、酒及石蜜，也多半是加工制造过的。复次，宋代广州出口贸易的另一特点为铜钱之大量输出。其结果，宋代以后南洋一带的国家多半采用这些铜钱作为交易上的媒介。而这些铜钱自然也是工业制造的产物。所以在宋代的国际贸易中，广州实是以工业国家的代表的资格来与工业落后的国家互相交易。
（3）宋代广州的贸易均衡及铜钱流出的影响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为以我国出产的工业品（包括贵重的奢侈品，如金银器等）与南洋一带国家出产的奢侈品及原料交换；而其中有一特色，即中国的铜钱大量地运往外国。这种现象，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是否人超？普通的说法，自然以为这是对外贸易人超的结果，因为一般说来，铜钱（这是当时最主要的货币）所以要运往外国，是因为对外贸易人超，须运铜钱出口以弥补此种人超差额的原故。可是，缜密考虑的结果，我可不能同意这种论断。其理由可列举如下。
（1）中国是铜的大量生产地，而南洋各国则缺乏此种出产，故铜钱除了是货币以外，同时又可当作商品来输出，因为铜在当时中国市场的价格比外国为贱；这有如出产大量金银的国家（如墨西哥等），其人民从事于矿业者既多，从事于工农业者自少，从而不得不输出金银以交换外国的工农产品。按中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尤以南方为甚。《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云：
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
至于铜的产额，更在各种矿产产额之上。兹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列举元丰元年全国各种矿产产额如下，以资比较：
金 10710两
银 215385两
铜 14605969斤
铁 5501097斤
铅 9191335斤
锡 2321898斤
水银 3356斤
朱砂 3646斤14两有奇
反观当时南洋一带的国家，情形正正相反。她们本土大都没有铜的出产，故交易不用铜钱，只以金银等物作交换媒介。兹列举《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关于矿产及货币的记载，以作证明：
（占城）土地所出……金银铁锭等物。
（三佛齐）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
（阖婆）出金银……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
（南毗）杂金银为钱。
（丹流眉）贸易以金银。
此外，关于当时大食国的矿产及货币，《宋史·外国传》没有记载，但洪遵《泉志》卷一○说大食使用金钱及银钱云：
右大食国钱（按原书有图——汉）。《广州记》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钱银钱各千文入贡。”余按此钱以金为之。
由此可知，在宋代中国是铜产最富的国家，而南洋各国是铜产最缺乏的国家。前者铜的供给既多，价格自然低廉；后者铜的供给既少，价格自然昂贵。两地铜的市场价格相差既大，商人将铜由中国贩往海外时，除了运费的开支外，仍有很大的利润。利之所在，追求利润的中外商人自然争着去经营。如《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又言：“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
又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云：
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人，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
（2）就当时进出口商品的性质而论，广州的海外贸易没有人超的理由。一般地说，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工业落后的国家贸易，总是前者出超，后者人超的。前者的出口货多半为加工制造过的工业品，人口货多半为原料；后者则正正相反。结果前者除向后者收回其出口工业品所用的原料的价钱外，同时又得到一大笔加工制造的费用，所以前者往往出超，后者则人超。现今中国与欧美工业化国家贸易的情形，便是例证。就此论点来观察当时的海外贸易，广州实没有人超的理由。因为如上所说，中国输出的多半为工业制造品（包括贵重的奢侈品，如金银器等），就是其中有一些饮食品，也是加工制造的；反之，由海外输人的，虽有不少的奢侈品，但它们大半都是原料，加工制造过的简直寥寥无几。
关于此点，我们如将辽、夏、金等国与两宋贸易的情形来加以比较，更易明了。当时辽、夏、金等国的工业都很落后，而两宋则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所以北宋与辽夏等国贸易时，其出口货多半为工业品，其人口货多半为原料及食料。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景德）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与契丹）博易，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犀、象、香药及茶）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棄驰。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品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紫胡、苁蓉、红花、翎毛。
由这些输出人商品的性质看来，北宋与辽夏贸易是不会人超的。到了南宋，金国因为占有中国的北部，其工业固然比辽夏好些，但却远不如南宋的发达，故南宋与金的贸易，其进出口货的性质在大体上与上述差不了很多。所以日人加藤繁断定南宋与金贸易时，南宋为出超，金为人超。（见加藤繁《宋金贸易论》，《史学杂志》昭和十二年一月号；周乾澡译文载《食货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可是，虽然是这样，两宋的铜钱却大量地运往辽夏及金。关于北宋铜钱之运往辽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载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
定州路安抚使司言，“雄州、广信、安肃军雄（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
又《宋会要·刑法》二载政和元年
四月十五日，刑部奏：“定州乞申严，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从之。
其结果，辽国所用钱多为北宋所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复次，关于北宋铜钱之运往西夏，《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赉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
又载张方平的话云：
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
所谓“边关重车而出”，指的是宋钱由陆路大量地运往辽夏等国。到了南宋，铜钱之输往金国，数量更多。《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绍兴末，臣僚言：“……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
又同书卷三七三《洪皓传》云：
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止之。
又《宋会要·刑法》二云：
（乾道）三年三月二日，臣僚言：“伏见钱实（宝？）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
（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权发遣盱眙军龚鋈言：“每年津发岁弊（币？）过淮交割，其随纲军兵及使臣等曰（目？）不下四五十人，往往循习年例，私传钱宝出界。并夹带私商，不容搜检。……”
又同书《职官》五一载庆元元年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铜钱透漏，法禁不行。今朝廷见议两淮铁钱，未有成说。虽铁钱不得过江，而铜钱过淮常自若也。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
由此可知，两宋与辽、夏、金等国贸易，虽不至于人超，铜钱却大量地运往这些国家。以此例彼，铜钱之由广州运往海外，当然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对于宋代由广州出口的铜钱，只能看作因两国的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而交易的商品，不能当作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的工具来看待。
（3）中国政府如认为当时国际贸易老是人超，每年须输出大量铜钱，于本国不利，在当时国力不如现在那样衰微的情形下，大可以闭关不与外国贸易。可是事实却不如此，当时政府（尤其是广州政府）反为积极地奖励外国贸易，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说；可见有利的贸易差额是在我而不在彼。
至于两宋政府所以屡次禁钱输出，亦自有其理由。铜钱流出的结果，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实在很大。这可分开北宋及南宋时期来说。北宋时，虽有交子，但只流通于四川；陕西河东一带，虽亦曾行使过，但为期甚短（见朱楔《两宋信用货币之研究》，《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五、六号）。故北宋时纸币的势力不大，货币以铜钱为主。在这时期，铜钱流出要发生什么影响呢？最主要的结果是商业衰敝，百货不通。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载张方平论铜钱流出的话云：
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载叶清臣的话云：
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比年县官用度既广，而民间货易不通。
又李觏《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云：
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轻则货或滞。
接着李觏又说钱少的主要原因云：
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
为什么钱少（铜钱流出的结果）便商业凋弊，百货不通呢？按照货币数量学说，物价之大小与货币流通之多寡成正比例。宋代的主要货币是铜钱。铜钱流出太多，在本国流通的数量自少，从而物价便大大地跌落。上面李觏说，“钱少则重，重则物轻”，就是这个意思。又张方平论铜钱流出的影响云：
钱不可得，谷帛益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
按照商业循环（business cycles）的学说，在繁荣时期，物价涨高，同时货物又畅销；在恐慌及衰落时期，物价下落，同时货物又滞销。这是因为物价跌落时，商人及制造家怕亏本，不敢存货或制货太多的原故。所以李觏说：“物轻则货或滞。”这亦即是说，因为钱少，致物价跌落，故货物不能畅销，从而商业凋敝。复次，铜钱既是当时最主要的交换媒介，铜钱因流出而在国内流通数量减少，在交易上自然要感到周转不便，从而交易数量大减。上引张方平的话，“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便是此意。所以北宋铜钱流出的结果，钱在国内流通的数量便要减少，从而商业凋敝，百货滞销。
到了南宋，铜钱流出的影响，与北宋异。在这时，纸币流通遍于全国。其名称有种种的不同：“行在会子”行于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川引”行于四川、陕南；“淮交”行于淮南；“湖会”行于湖广（见朱偰《两宋信用货币之研究》）。此时纸币对于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而深刻。纸币的价值，须有相当的铜钱作准备金，以便纸币价落时即出钱收回，才能维持；否则纸币价值便要下跌，不便行使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云：
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宫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
又戴埴《鼠璞》云：
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者则曰秤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秤提之也。
又《宋史》卷四三○《李燔传》云：
燔又入劄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
可是南宋铜钱大量流出的结果，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因国内铜钱流通额的减少而减少，从而纸币遂不能维持原来的价值而大大跌价。《宋会要·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闻楮币之折阅，原于铜钱之消耗；铜钱之消耗，原于透漏之无涯……。”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都省言：“勘会见钱稀少，会价渐至低减，访闻日来皆由铜钱下江，并番舶偷载，与夫越界贩卖出外……。”
又同书《职官》四三云：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铜钱浸少，楮券浸轻，不可不虑。夫铜为有限……商贾般载，散之外境，安得而不耗？……”
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淳祐）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铜钱）下海之禁。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二《馆职策》云：
楮币曰轻，本由钱乏。厥今渗漏，非止一涂。有如……阑出于边关，上下共知矣。
纸币价值降低的结果，以纸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的价格遂大大的上涨。如《续文献通考》卷七载景定五年十二月的诏令有云：
物贵原于楮轻。
又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一九《第四劄》云：
重以楮币泛滥，钱荒物贵，极于近岁。
因此，铜钱流出的影响，南宋与北宋正正相反。北宋时，铜钱因流出而减少，遂致物价（以铜钱表示）跌落；南宋时，铜钱因流出而减少，遂致纸币的准备金减少，从而纸币低折，物价（以纸币表示）反而昂贵。故《宋史》卷一八○《食货志》载淳祐八年陈求鲁的话云：
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
所谓钱贵则物贱，是北宋铜钱流出的影响；所谓“物与钱俱重”，是因为南宋使用纸币，铜钱因流出而减少，从而纸币价值跌落，故钱少反而使物价昂贵。不过无论物价因铜钱流出而跌落或上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都有很恶劣的影响，我们是可以断言的。为着要除去这种恶劣的影响，所以两宋政府屡有禁止铜钱出口的措施。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