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品流通的发展和会馆、公所、行帮的兴起(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一节(二)

  

  六 手工业雇工的行帮

  清代,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出现了行帮组织。本章和下章讨论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时,常遇到这种组织,现先作一综合考察。

  这种雇工的组织,或称帮,或称会、堂,有的也设有会馆或公所;在广东并习称西家行,以别于雇主组织的东家行。现先就史料所见一般情况列举如下。

  (一)丝织业

  苏州丝织业,有个雍正二年(1734)《永禁机匠叫歇碑》称。“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惟有不法之徒,……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

  苏州织缎业,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一个碑文称:“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它们除雇用机匠外,尚有结综掏泛、牵经接头、捶丝、上花等专业工匠。结综掏泛工匠有二、三十人,也是“向分亭帮、苏帮,各归主顾,不相搀夺”。这次因南京帮祝文新等占做苏自生理,发生纠纷。又该碑称“四业各归主顾,不得任意搀夺”,看药牵经接头、捶丝、上花等工匠也是分帮的。【25】

  南京丝织业,据俞德渊《默斋公牍》(卷下)称:“机匠一业,每坊辄有数十人,均系无籍之徒,……道光二年,有机匠张帼效等,在新桥一带地方到众凶斗,……数年以来,不但不知敛迹,近更访闻各立会名,拜盟结党,私设公所,竟有数十起之多,新桥、沙湾等处,在在俱有”。

  广州丝织业,清人小说《万年青》(又名《乾隆游江南》,作者年代无考)说:“锦纶行中,……这西家行多系手作,单身汉子十后七八,……一经有事,东家亦不敢阻止,……若不如此,即上会馆知照通行,不接这家字号生意”【26】。又据调查广州丝织业工匠曾有11帮,有些帮下有馆,最盛时有50多个馆。解放后老工人能记起来的有丛信馆、联合馆、英杰馆、明翁馆、华龛馆等,有的还遗有馆规。【27】

  杭州丝织业,有个道光二十五年(1845)丝织业的条规,内有“禁私立行首”、“禁自称行首勒索收徒规费”、“禁工伙……勾通行首”等规定。【28】这也反映机匠可能有行帮的组织。

  (二)棉布加工业

  苏州端布业,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个《禁立端匠会馆碑》称:“王德等煽惑工匠,加价敛银,欲助普济院育婴堂,结党创立会馆”;又“邢春林等创立端匠会馆,唱戏有据,敛银有据”。此次立会馆因官府镇压未成,其后组织情况未详。惟苏州端匠“俱从江宁属县”,他们与雇主间的斗争频繁,乾隆四年(1739)有《永禁端匠借端齐行碑》;乾隆四十四年(1779)有碑禁端匠“持众告争”;乾隆六十年又有碑记端匠“聚同”“停工观望”。其他文献亦说他们“传单约会,众匠停端”,“流棍之令一出,千百喘匠景从”,看来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组织的。【29】

  上海瑞布业,有个康熙三十七年(1698)娄县的告示碑称:“嗣后如有各坊端匠复蹈前辙,聚众齐行、结党生事者,许诸色人等不时指名禀县,以凭严拿,按律究治。”此碑系镇压枫径镇端匠朱阿文等“倡众”而立,未悉其后如何。惟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禁端匠齐行勒索碑》立于南翔镇,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有《禁南翔端匠恃众告增规定端匠工价钱串告示碑》【30】,可知端匠“齐行”之事甚多。

  苏州印花染布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吴县拘押印花染匠行头许浩然、王悉等,并立碑称:“印花一项,向日销路甚旺。自被行头逐年把持勒索以来,致已减少七成,……即仁义公所,亦系漏秉玉所私行建立,故有众义堂等名目,借以纠聚人众,托办善举为名,借以敛钱分肥。……况染坊一业,向有培德堂为该业公所,经办一切善举,均皆完备,亦无须行头另立”。可知苏州印花染匠早有组织。按苏州染布系由染坊承染,而由布号给值,同治以后,布号组织尚始公所,染坊组织培德堂为公所(洋布染坊另有 布染坊业公所);而此众义堂、仁义公所则系染匠所建,他们不仅与布号对立,也与染坊公所对立,故文中称“一业而有两公所,实系罕见”。【31】

  (三)制瓷业

  景德镇制瓷业中的雇工行帮,十分发达,本书将于第五章第四节中专述,这里仅作简单介绍。制瓷中的满窑工,即将瓷坯装入窖内的工匠,原由乐平人独揽,康熙初为挪阳人所业,乾隆后分都阳、都昌二帮,划分地界。他们又组成若干店,窑户(雇主)与店有固定关系,不能乱雇。两帮各收本帮人为徒,带徒数未见限制,但兄弟不得同店学徒。做小器坯是制瓷业中人数最多的工种,至同治时分“五府十八帮”,均按地区划分,人多的如都昌帮又按祖神日期分为初十帮、十二帮、十三帮等。他们大部分是个体坯户,部分是大坯户的雇工。不论个体户或雇工,都须找大帮大姓的上街师父写“车薄”,交费入帮,始能制作。他们带徒弟须“十年一界”,又须经过“挑红篮”,即收徒者挑红篮走过一条街,反对他的工匠以武力拦阻,战胜拦阻者始能收徒。此外,如砌窑工是由魏姓一家独揽,烧窑工皆属都昌人,实际亦自成帮,到清末才有所改变。

  广东石湾陶瓷业,近发现有“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木榜,有“乾隆六年(1741)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记载,列三百多种产品工价,【32】说明该业有东家行、西家行。石湾窑灶系地主、宗词所有,租给烧窑户烧瓷。故东家行当为烧窑户的组织,西家行是陶工和个体坯户的组织。陶工是受雇工匠。个体户或向烧窑户领料加工成坯,收取计件工资,也属雇工性质;或自料自制成坯委托烧窑户代烧,那就不是雇工身份了。但他们都参加西家行组织。

  (四)井盐业

  四川井盐业的烧盐工各有组织。自贡富荣盐场的工人组织称炎帝宫,始于嘉庆初,原限江津、南川人,立有行规,并买有田地,未入会者不得就雇。乐山盐场工人组织称大腊会,键为盐场工人组织称量尤会,出现较晚。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将再介绍。

  (五)制纸业

  苏州蜡笺业,作坊是雇主,雇工称做手。光绪十五年(1889),有个碑说该业“做手违禁,私立行头,勒捐敛钱,不准收徒”,官府取缔。碑文透露,“各作坊原定规条,每做手一人,每月捐钱五十文”,作棺殓等义举之用,“不准聚众饮茶”。看来做手是常有聚会的,可能有组织。做手是不愿作坊收徒弟的,原来规定要“捐钱十二千寸伯你收法”,这样,小作坊要十几年才能收一徒。光绪十四年(1888),作坊主的绚章公所公议,改为四年收一徒;因而引起这次事件,做手聚众停工,“逼令将所收学徒辞歇”。事后,作坊主改订六年收一学徒,并报官批准立碑。

  苏州染纸业,有乾隆二十一年0756)一个碑,说有张圣明等“煽惑停工加价、敛钱包讼情事”,宪令查禁。此事不能证明纸匠有无组织。但知苏州纸匠“共有八百余人,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常有纠众停工之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十几家纸坊主呈请官府订立“纸匠章程”,严加管束。【33】

  (六)印书业

  苏州书业,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一个《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说:“缘刷印书籍,向无行规。前有印手许怀顺倡立行规,霸持各店收徒添伙,勒加印价”。又“近有朱良邦等,仍敢复立行规,霸持各店收徒,勒增节礼,刷印草率,讹诈外来印手人行钱文。”又有个张益堂,“倡立义家”。从收入行钱看,印书业雇工是有行帮组织的,不过这次经官府镇压,将朱良邦、张益堂等都解送回籍,以后情况未详。印手立行规,集中在添雇工人和收徒上,故官府论断,今后“雇工收徒应听各坊雇收。”【34】

  (七)腊烛业

  苏州腊烛业有个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碑说:“烛业倩用店伙,向由店主选择。……今张国安……等,即敢创立行头名目,刊送义单,勒派敛钱……”。他们也订有行规,经官府取缔,“规版当堂劈碎”。【35】

  上海腊烛业有个同治七年(1868),4禁行头向宁帮烛业需索诈扰告示碑》。从碑文看来,上海的烛业分绍、宁两帮。在这以前,苏州曾移文到上海请禁行头,上海县将绍帮烛业行头陈口等拿办,并勒石永禁行头名目。而宁帮烛业也于同治六年(1867)因事呈上海县究办(何事碑文脱落),但“行头名目当时未请禁除”,这次再呈请禁。【36】

  (八)硝皮业

  苏州硝皮业有个光绪三年(1877),的碑文称:“有刁伙张志兴等,阻收外帮学徒,勒众停工,霸业滋扰”。文中未言硝工组织,但此事系由裘皮店收外帮学徒引起,故官府批示:“学徒应听各便,原不必拘定何处人氏”;又称:“永禁刁伙胆工霸业,私立行头,擅拟罚规”【37】。看来是有行帮、罚规的。

  (九)靴鞋业

  北京靴鞋业有个民国间立的碑说:“考我行自前清咸丰年间,当十大钱流通市面,银价日昂,因之缝、尚、切、圈、排五行工人,每年借此增价”,于是靴鞋号业主20余家组织财神会,与之对抗。“至光绪八年(1882),缝、尚工人又有齐行罢工之举”,于是业主将财神会扩大到全行业(120家),公推代表,“联名在中城司控告合美会。夫合美会者,即缝、尚工人所立之会也”。官断不准增价,“如合美会人不遵本司官 派,准备号另觅工人做活,……不许合美会人阻拦”【38】。

  (十)烟草业

  同治三年(1864),有个《江苏善后总局永禁烟业私立公所擅设行头把持垄断碑》:“据安徽径县、太平县烟业贡生王德钦、从九杜柏茂、监生胡额英禀:在苏、松、太(仓)城乡各处新开烟铺,所雇伙匠,多系径、太〔平〕人氏。……近有苏帮烟匠人等,称有烟业公所,以办善举为名,勒派钱文,把持垄断”;官府批文称:、“据禀,微帮烟业与苏帮烟匠‘有何干涉?即敢勒派钱文!【39】”这里看出,烟铺有苏。徽二帮,烟匠也分苏、徽二帮,苏帮烟匠组织有公所。徽帮系新来者,但势力大,有徽商头面人物出面,苏州官府遂禁苏帮烟匠活动。

  (十一)广东的西家行

  广东雇工组织西家行的,除上述丝织业、陶瓷业外,见于记载的尚有打石业、铁雄业、帽缤业,后两业工人并设有会馆。【40】

  雇工的行帮组织,在运输业中尤为普遍,如“滔河各岸夫役,结合一团体,日米粮帮,……始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41】;他们又按不同乡籍分成120多个帮。芜湖的码头搬运工按乡籍分成3个帮;上海的码头搬运工按所扛货物分成2大帮;苏州等地,做红白事的轿夫、扛夫以至挑粪夫也都有帮。他们都划分地界,垄断工价,不准外人应雇。运输业行帮组织与本书研究关系不大,故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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