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四章第四节
第四节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思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然而，由于他的考察对象太宏观，横向覆盖全世界，纵向达致数千年，因此，达到理论和历史的完美统一很难。《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所用的制度变迁理论略显粗糙，因此，诺思决定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便是这一探索的成果。该书建立在诺思过去20年的制度研究基础之上，是早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该书对制度，制度变迁以及它们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给予了更为详尽的说明。
一、制度等概念的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诺思在本书再次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定——交换是无摩擦的、产权界定是无成本的、信息是可以无成本地获得——的局限性，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忽略了亚当·斯密所着眼的人类合作与协作这一重要问题。诺思回顾了经济学家在博弈论框架下对合作与非合作问题的研究，并强调博弈论的分析与人类社会的现实还有很大差距。人类行为比博弈论预设的假定要复杂得多。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有成本的，人的偏好也是不一致的，人行为的动机也是复杂的。诺思认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他们不一定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候也会有利他行为。人们的决策过程也非常复杂，根据认知心理学，主观看法在决策处理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人的决策还会受到主观看法的影响。人的主观看法有多种来源，会受到环境、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见，诺思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更加深入，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了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同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假定有着更深刻的看法。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人的行为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人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第二，人是有限理性的[2]。虽然人是有意识地使自己状况最佳，但由于智力本身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此，人的理性实际上是有限的，而且，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每个人对环境反应的主观模型大不相同，从而导致人们在选择上的差别和制度规则上的差别；第三，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这三个假定，应该说比新古典世界更加接近现实。从这三个假定出发，诺思对理论所涉及的有关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界定。
（一）制度。旧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3]至于经济制度，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可见，在凡勃伦那里，制度是人们主观心理基础上的思想和习惯。康芒斯对制度的定义不同于凡勃伦。他认为，制度是指约束个体行动的集体行动[4]，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法律制度。诺思的制度定义则宽泛得多，定义的角度也不同于以往。在诺思看来，制度乃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5]这种制约包括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正规制约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政治规则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束，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合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特定条款。关于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的关系，诺思认为，广义而言，政治规则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规则，尽管经济利益的结构也会影响政治结构。政治规则并不是按照效率发展的，它受到政治、军事、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约束。政治规则的有效性是产权有效的关键。如果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低，可能就会产生有效产权。反之，则可能出现无效产权。非正规制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纵观历史，不能发现，在正规制约诞生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规制约来加以维持。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正规制约在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框架中也只占一小部分，人们大多数的行为实际上受非正规制约的约束。非正规制约在制度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是路径依赖的来源。非正规制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比如包含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核心的是意识形态。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就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他的制度变迁分析中担当了非正规制约的角色。人们的行为受到这种非正规制约的约束。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太复杂，而人的理性和能力是有限的。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人们必需借助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道德准则等相关的意识形态来寻求心灵的宁静以及行动的合理性。通过引入非正规制约概念，诺思把文化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引入到他的历史分析中。这无疑使他的理论更为现实和科学。关于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的关系，诺思的阐述是：正规制约能贯彻和增进非正规制约的有效性，但同时也会受到非正规制约的软约束。二者互相影响。正规制约可以激变，而非正规制约只能渐变。随着正规制约不断变迁，非正规制约也会朝着彼此适应的方向演化。
（二）组织。诺思强调，在他的分析框架中，组织不同于制度。组织虽然提供了一个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但它不同于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组织是在制度框架之下活动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组织包括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参议院、城市委员会、一个有规章的机构）、经济团体（企业、工会、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团体（教堂、俱乐部、运动协会）和教育团体（学院、大学、职业培训中心）[6]。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抓住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达致财富、收入或其它目标最大化。关于制度和组织的关系，诺思认为制度决定组织，什么样的组织能够存在以及组织演化的方向都会受到制度框架的影响。有效制度允许组织试错，能够消除组织的各种错误，能够分担组织创新的风险，并能保护产权。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制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机会，组织是被创造出来利用这些机会的。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会逐渐改变制度。有效组织可能能够推动制度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向演进。
（三）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诺思之前的研究中已经多次提到。比如，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曾指出，“商品在经济单位间的转移要求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即要有搜索费用；要求就交易条件进行商议，即要有商议费用；还要求确定实施契约的步骤，即要有实施费用。提供所有这些劳务的费用，称交易费用。”[7]诺思说：“信息高昂代价是交易费用的核心，它由衡量所交换物品的价值属性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察与实施协约的成本组成。这些衡量和实施成本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源泉。”[8]新古典的世界（瓦尔拉斯模型）是零交易成本的，是无摩擦的，因此，它也是远离现实的。没有交易成本，基本的制度如货币、企业和公共管制等都无法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不重视交易成本，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制度安排都无法得到正确理解。假设个人行动具有理性，那么交易成本的水平就与制度框架——包括产权制度联系起来了。当一个社会的生产成本和组织知识给定时，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个人会选择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制度。
（四）产权。“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也就是说，它是制度框架的函数。”[9]在一个经济体中，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来影响资源配置。由于一个交易者能够向他人转让的权利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对商品的权利，因此，交易规模和契约内容会受到社会中的产权制度的影响。
（五）实施机制。实施机制主要是指在制度框架下国家作为第三方监督合约实施的制度安排。在理想世界里，合约可以自动实施。然而在现实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不履行合约的收益大于不履行合约的成本，则交易双方有动力不履约。为了保证交易双方履约，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该制度通过为合作者提供足够的信息，监测交易双方对契约的偏离，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保证契约的实施。执行这个制度的，应该是一个有能力的第三方。当然，这里边也存在一个问题。交换者委托国家来执行监督职能，那么交换者和国家就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国家作为一个实施者，能否完成职能受两大因素影响。第一，实施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它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要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第二，发现、衡量违约和惩罚违约者也要花费成本。诺思承认，正是实施机制的不同，导致了有的国家经济发展迅速，而有的国家则停滞不前。但在这里，诺思没有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建立好的实施机制而有的国家不能。
（六）路径依赖。诺思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强调了一个重要概念：路径依赖。如果制度可以变迁，并且受制于相对价格、偏好的变化，那么，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里，制度变迁的方向应该趋同，即那些交易成本高的制度要被交易成本低的制度替换。在制度趋同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应该趋同，即不会有发达和不发达之分。然而，现实却是不同国家的社会演进方向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原因何在呢？诺思通过路径依赖概念解释了这个问题。路径依赖首先是在技术变迁领域发现的。关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首先是由W·巴罗·阿瑟（W.Brian Arthur）做出的。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其先入为主的优势获得垄断支配地位，这种地位通过四种机制自我加强：第一，规模经济带来的单位成本下降；第二，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第三，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之技术导致的协作效应增强；第四，人们对这种支配地位不断巩固的适应性预期。在阿瑟看来，这些加强机制会导致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更先进的技术由于“晚到”可能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被“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10]。诺思把这种思路用于制度变迁分析中。他发现，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思说：“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11]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
二、制度变迁研究的深化：路径依赖和学习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分析制度变迁的方法是边际分析法。比如，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就是市场制度运行的边际交易成本上升。同样，企业制度运行也有成本，其边际管理成本和市场边际交易成本相等之处决定了企业的最优规模。如果企业规模大于这个临界点，则会发生市场对企业的替代。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制度变迁依赖于组织。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是：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制度。第二，组织和企业家的最大化利益的活动决定了制度变迁之方向。正是众多组织、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制度演变的轨迹。第三，制度和组织有着内在的联系。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组织则是玩游戏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制度变迁的组织必须是有效组织。所谓有效组织，是指这个组织具有将知识、能力整合起来以求得最大化利益的创新能力。因此，有效组织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点上看，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说法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本质上是相合的。
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这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已有充分体现。比如，在分析庄园制的变化时，诺思就指出，正是人口数量的变化所导致的人地比例变化改变了要素价格结构，而这个改变的价格结构又改变了个人在相互关系中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制度发生变化。这是客观方面对最大化利益决策的影响。而偏好则影响了最大化利益决策者的主观。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等诸多条件的变化，人们的偏好会发生变化。偏好改变之后，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的预期会不同，因此，也会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因。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人口等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偏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结果。二者共同影响着有效组织进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一旦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
技术和制度存在着互动。技术变化对制度变迁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技术变革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导致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会使复杂的组织形式建立变得有利可图；第二，作为规模经济的副产品，技术变革催生了工厂制度并导致人群大规模集聚；第三，技术变革使得信息成本发生变化，并进而导致制度变迁的成本发生变化。比如，当代世界的电报、电话、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企业的规模更大，配置资源的范围更广。市场制度日趋复杂，各种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制度、有利于分担风险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诺思给出了两种极端情形。好的情形是，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之后，系统的外部性、人们的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经济的长期增长。坏的情形是，一旦起始阶段的报酬递增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知识。结果就是经济停滞。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化的关键。路径依赖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发展的差异。
学习对于制度变迁是重要的。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是人类社会的制度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从长时段看，所有的制度都是渐进变化的，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干中学”过程，也是不断试错之过程。人类从没有经验开始，然后不断尝试与外界互动，并积累知识。随着知识存量的不断增大，人类在头脑中也建构了一种感觉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也是开放的。随着新经验的不断反馈，原有模式或者被加强，或者被修正。同一个地域的人在同一个环境下成长，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相似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和制度是对应的，有什么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偏好。这也是世界呈现多样化的原因。
学习导致发展一个结构，用它解释感官接收的不同信号。结构的初始建筑是遗传性的，但以后的支架是个人经验的结果。经验可以分为两类——来自物质环境的经验和来自社会文化语言环境的经验。结构由范畴组成，范畴是从幼儿期开始逐渐演化的分类，以组织我们的知觉并追踪我们对分析结果和经验的记忆。以这些分类为基础，形成心理模型以说明和解释环境。范畴和心理模型都会在新经验的反馈中加以演变，这就是学习过程。好奇心可以导致学习，学习的速度反映组织之间的竞争程度，反映无所不在的稀缺性的竞争诱导组织从事学习以求生存。竞争程度的变化对学习的激励有影响。垄断权力的程度越大，学习的激励越低。
学习和制度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经济及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变迁的方向取决于获取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学习的速度越快，经济和制度变迁的就越快。停滞社会中的信仰体系和制度不能面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第二，经验和学习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社会和文明的重要原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为了获得潜在的贸易利益，更复杂的制度结构就必然形成。如果国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那么经济和制度变迁就会出现停滞局面。反之，则有可能走向良性轨道。
三、制度变迁的复杂和新古典分析范式的难以割舍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首先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合作行为的一般条件，然后对人类行为假定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有限理性的行为模式，以匡正新古典的完全信息说。制度被区分为正规制约（写在纸上的）和非正规制约（传统、习惯、行为规范等），并分别予以论述。 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共同确定一个选择集合，为在这一制度网络中行事的个人和组织提供机遇。组织和制度是不同的。制度确定组织活动的边际和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机会；组织则在制度给定的框架中活动，并通过企业家（政治或经济组织中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动行为把握机遇，或在某一边际上改变制度，以实现其组织利益或目标，等等。由此给出一幅生机盎然、变动不居的图景。诺思还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样，历史的重要性凸显。据此理论，未来深嵌于现在，而现在也深嵌在过去之上。意识形态属于非正规制约。非正规制约植根于社会的文化系统，是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稳定器”。它使制度变革呈现出渐进的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的突变模式。总之，制度、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有着丰富的内涵。《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反映了诺思长时间对制度及其变迁的思考：
第一，制度是重要的，制度的含义是丰富的。诺思认为，新古典的假定脱离现实，因为它忽略了交易成本。而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是无处不在的。正因为有交易成本，现实生活中才存在大量的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仅仅存在市场一种制度。因此，制度分析应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否则，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解读实践就意义不大。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上，还体现在对历史的解读上。没有完善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合理地解读历史。如果一定要做这项工作，对历史也不能有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解读。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完成经济史研究的任务。制度的含义是丰富的。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制度含义已经大大扩展。它不仅包括正规制约，还包括非正规制约。可以说，现实世界中的某种关系只要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那都可以归属到制度范畴中，包括规章制度、风俗习惯等。诺思把意识形态归属到非正规制约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也起到制度的作用。这与之前的著作已经有所不同。应该说，诺思更好地定位了意识形态。通过这种定位，他为文化进入经济史研究打开了大门。因为，意识形态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含义的丰富也使诺思的研究更加深入，使他研究的视角不断发生转移。如果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还将注意力集中在产权制度上，那么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后来的研究中，他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点放在非正规制约上，即意识形态和文化上。
第二、制度变迁是复杂的。在之前的研究中，诺思曾给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只有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原则。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要复杂得多。首先，制度变迁与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它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而组织是一个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要用它来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它目标最大化。如果组织要完成这个目标，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制度制约的函数，还是其它制约（技术、知识存量、偏好）的函数。这些制约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家（创新者）可以获得的潜在机会。如此看来，组织就与技术、知识等因素产生了联系。而知识和制度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因此，由于制度和组织的复杂关系，制度变迁也就变得复杂了。其次，制度和学习还有紧密的联系。学习是一个主观过程，学习的能力因人而异。通过学习，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制度变迁信息，可以不计较制度变迁的“阵痛”，这些都会使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非常复杂。再次，制度还具有稳定性之特征。按照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只有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就应该发生。相对价格时时都在变动，那是不是意味着制度时刻都会微调呢？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变迁不是这样。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非常稳定的。通过研究，诺思发现，正规规则的变迁频率要大于非正规制约。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是既有激进式的制度变迁，也有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最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具有与技术变迁路径一样的特点，那就是现在深嵌于过去。一旦制度变迁锁定在某一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不断持续下去。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它自身的历史的函数。
第三，制度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经济发展历史方面无所作为，因为它的假定不符合现实。计量学派之所以衰落，与其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关。如诺思所言：“尽管将价格理论系统应用于经济史是一个重大贡献，但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是在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而历史学家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中的一个限制性特征是，要解释历史的变迁。此外，在新古典理论中假定资源配置发生于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制度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世界。这两个条件都远离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真实问题：即试图解释他们社会在历史上的成长、停滞与衰败的不同模式，以及揭示人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极大差异性结果的过滤方式。”[12]正是由于新古典理论有这样的缺陷，诺思试图发展之。发展的方式就是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制度纳入到其中，并进而用它来解读经济史。经济学可以认为自己是研究稀缺条件下资源如何配置的，但经济史不能，经济史研究必须考虑技术、制度、组织以及其它重要因素。通过诺思的努力，制度分析实际上已经在经济史研究中站稳了脚跟，已经为经济史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它“使整个历史成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13]。
第四，制度分析仍以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为基础。尽管诺思不断地意识到新古典假定的“非现实性”，但他始终也没有抛弃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他认为：“通过将新古典理论应用于历史，经济史学家就能研究选择和约束，这两者对所有物品肯定都是适合的。”在诺思看来，如果研究激励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那么“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基础工具和由一代计量学家所发展的复杂的数量技术将继续作为我们分析工具的一部分。”[14]总之，这本书显示了诺思的一种努力：他试图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制度变迁理论。同时，也显示了诺思的“新古典”的情结：新古典的分析范式是有用的。
注释：
[1] 早在1971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戴维斯和诺思合作，就试图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说明。
[2] 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H.A.西蒙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观点。
[3]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页。
[4]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7页。
[5]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6]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页。
[7]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8]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页。
[9]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
[10] （美）巴罗·阿瑟：《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出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5期，李绍光、王晓明编译。阿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教授，曾获得熊彼特奖。主要作品有《经济学的自增强机制》（1988），《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1994），《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1997），《复杂性与经济》（1999）等。
[11]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页。
[12]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7页。
[13]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4页。
[14]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