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访江村
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小城镇群体和中等城市，三年前我们以吴江农村为基地，循着这条路线，把小城镇研究的范围在这几年里逐步扩展了开去。
1984年年底，当我结束了第一个回合的探索，从扬州踏上归途时，觉得离开出发点的距离远了，时间久了，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名离开土地的“农民工”。然而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村，离不得人数最多的农民。我盘算着应及时抽回身去，重返故土，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
原定今年五月返故乡，可是身不由己，因故一直拖到七月中才成行。时值盛夏，年已七十有五，居然还能敌住江南的酷暑，安然无恙。这应当感谢吴江县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我的特殊照顾。
在吴江两周，我跑了一个村、四个乡和三个镇。飞车往返，如蜻蜓点水。可到基层走一走，就多一点实际的感受。既然是家乡，对新的变化自然就比较敏感，乡亲之间也免了许多客套话，可以直截了当地提问题。在访问后期，县委、县政府和各有关部、局的领导同志们还特地腾出两天时间给我上课，使我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识。这里我就把自己对乡镇工业、农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思索写下来，作为学习体会向家乡人民江报。
我屈指一算，为了调查研究到江村去访问，这已是第九次，所以这次是“九访江村”了。
一
江苏的乡镇工业产值中有没有水分？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会不会是第二次“大跃进”？这是1985年初在北京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政协小记》里专门写了一篇千字文，提出乡镇工业要速中求稳。
在城市里写的文章，与农村的实际之间不免会产生距离。一到吴江，新上任的孙书记就向我介绍全县的经济发展情况。他说，1984年全县工业产值达134乙元，农副业产值为4.2亿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33.6％和31％。在工业发展中利润和职工工资的增长率都超过产值增长：实现税利1.3亿元，比1983年增加39.1％，职工工资额为0.88亿元，增加了47％。从财政收入来看，1984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增加21％，跨入了全省八个财政收入超亿县的行列。农村的人均收入从1983年的373元提高到570元，士曾长了52.7％。
1984年的发展速度在吴江历史上是最快的一年。上述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工、副、农三业是同步发展的；工业的产值、利润、工资是同步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同步提高的。这三个“同步”，表明吴江的经济发展是协调健康的。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其中增长幅度最高的是农民的收入，这一点在农村市场和农村面貌中充分反映出来。震泽镇的镇长介绍说，去冬以来，商店里有三样热门货：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货一到人们争相购买。庙港乡党委书记告诉我，现在农民手头的钱活络多了，一些老年人把养兔挣来的钱替孙儿女买电扇。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时间抢购一空。在开弦弓村，1981年我三访时，只有一幢我在1957年住过的二层楼，今年那幢二层楼已变成了三层楼，30多幢新的二层楼房建了起来，据说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全村不下60户。
1958年大跃进时的景象，人们至今难忘。可如今，我在吴江，不但没有看到虚假和浮夸的迹象，恰恰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百业兴旺、人民开始小康的气氛。回到县里，问了银行的储蓄额，1984年城乡人民的存款余额为8700万元，以当年年末总人口73万计算，人均储有119元。
吴江经济的主体是工业，它占总产值的75％。在农村，工业以平均年增30％以上的速度向前推进，这的确容易令人生疑。然而盖屋置物，手中有余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
因此，要回答高速发展是否扎实的问题，还得追问，乡镇工业持续发展的高速度是从哪里来的？
庙港乡缫丝厂在1967年筹办时并不是社办厂，而是由开弦弓村周围的七个大队集资联办的。27300元办厂资金分为21股，每股1300元，由这七个大队根据自己集体积累的实力认领股份。当时招收的65名工人也就按出股多少，把名额分配到各大队。
缫丝工艺并不复杂，办厂的困难却不小。厂房因陋就简；设备在脚踏丝车的基础上稍加改进；用大铁锅煮茧，缺煤就烧东山的硬柴和当地的桑梗，甚至还用太湖边挖出的黑泥炭；缫出的丝卷则在铁皮敲成的烟筒管上烘干。
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月工资一律为21元的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从搬砖、平地到开动12台机车，样样活都得干。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就这样年复一年，赢得利润不还本，股份不分红。赚钱投资，投资赚钱。厂房扩建了，设备更新了，新工人一批又一批送往苏州培训，以适应新机器，掌握新技术。1980年，工厂终于还清了由七个大队筹集的股金。1984年，这个拥有360名工人的丝厂已拥有55万元固定资产和28万元流动资金，产值由最初的近2万元提高到152万元。现在工人们夜班住宿有了楼房，吃饭有了食堂，劳动有了保护，伙食有了补贴，人均月工资为63元。
庙港丝厂只是千万个社队厂中的一个，丝厂的历史也是乡镇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看到除了一笔可观的集体积累之外，还有一本算不尽的账。十几年来，那些拖着泥腿进厂的农民不计工时、报酬，不顾辛苦、劳累，把自己的血汗投入工厂。
有投入必有产出，待到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出的旺季也就到来了。应当产出的规律加上可以产出的社会条件，苏南的乡镇工业便开始腾飞了。因此，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乡镇工业的发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但由此说乡镇工业的资金都来自自身的积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从8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扶助乡镇工业的贷款和税收政策。贷款的无偿或低息，税收的减免或低率，使乡镇工业得以养生和滋长。同时还应看到，这几年各级政府也在乡镇工业的滋长中取得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政策对头，收入无疑将会大于支出，至少也会打平，这还仅仅是从金融管理的观点说的，至于在达到收支平衡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金融政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政策要掌握得适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贷款口子大开。农村干部反映，那时各家银行还真有点争风吃醋，项目一来就批，惟恐贷不出去，似乎有支不尽的钱。
看来在去冬的那股贷款风中，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厂、增加项目的倾向还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倾向既不是主流，也不能说乡镇工业本身走上了浮夸，因为那是金融政策出了毛病。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是不合理的，到头来是会吃亏的。到了今年的二季度，银行的信贷一紧再紧，刀子切下来不容有任何例外，也不分贷款贷得是否正当。
在数月之内，信贷的大起大落不能不说是一种盲目性的结果，后果现在还没有暴露清楚。至于借钱搞建设和靠自身积累去发展，究竟哪个方式利多弊少，那是需要经济学家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即服从宏观控制，进行微观调节。为此，吴江的新老两位县长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他们把全县63个投资数在5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全部梳理了一遍，叫做项目排队。其中经过论证效益不高的有九个停了下来，其余的也做出了分期分批发展的计划。同时，他们还用清理往来款，扩大集资，吸引外资，企业内部挖潜调剂等办法进行微观调节。他们告诉我，现在有42个在建项目的资金已全部或大部落实。
从被动的受制约变为自觉的有计划发展，这是宏观控制以后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可以说，在贷款问题上虽然喝了几口凉水，但乡镇工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它将会更扎实地向前迈进。
二
为什么乡镇工业能有如此大的适应性和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进一步去认识乡镇212业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我认为，认识乡镇工业的性质有两种眼光：一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则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二是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物。那么，在被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是怎么看待由他们自己办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呢？
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纯属假定的问题，即如果苏南的农民只在土地上进行单一性的粮食生产，他们能否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在30年代我第一次到开弦弓村作调查时，了解到当时的水田每亩产稻谷平均在400斤左右，而那时吴江人均也只有两亩耕田。土地上的收成去掉农本和税收仅够供人的食用。可是，农民的生活不光是吃饭，还有住房、穿衣、社交、娶媳妇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一样也不能少。显而易见，农民光靠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这一矛盾用四个字来归结，就是人多地少。
解决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多余的人挤走，移居他乡，去开辟新的土地。可是苏南人却没有地方去移民。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一点苏南农民做了，世世代代精耕细作，实为举世罕见。可是这个办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总是有一个限度。
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家庭经济结构，充分显示了苏南农民为谋求生活所激发的特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
可是，苏南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没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它就显得特别脆弱。封建制度容不得农民有长期稳定的康泰生活，特别是当封建制度与帝国主义侵略结合在一起向农民下手的时候，苏南的家庭经济结构就很快被瓦解了。我在30年代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帝国主义凭借先进的机器工业把中国农民的土丝挤出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各色洋货又打进中国市场，于是苏南农民的副业萎缩以致完全衰败，农民失去了半条命根子，可是农民不能不生活。要生活下去就得靠借债，地主、高利贷者乘势加重盘剥，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快。农民从生活无着到丧失土地，原先处于掩盖状态下的封建矛盾趋于表面化、白热化。土地矛盾的激化引起农民的反抗，终于酿成了一场席卷中国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
革命的结果是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解放以后，土地还家激发的生产热情加上集体劳动的力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单位面积产量直线上升。在苏南，50年代末亩产粮食在800斤上下，60年代末超过了千斤，70年代中期达到了1200斤左右。
粮食产量的增加固然能提高土地养活人口的能力。然而在土地与人口这两个变量中，人口的能动性远胜于土地的弹性。自70年代开始，粮食产量一直停滞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临界状态，可是人口却剧增起来。人均拥有耕田从解放前的2亩下降为1亩，所以尽管产量翻了接近两番，每人从土地上获得的粮食却只有1200斤。如果吃粮水平为600斤，那么还剩600斤。在扣除农业税、农本和提取集体积累之后，农民所余无几。
与此同时，在农业政策上片面性也越来越大。农民的家庭副业成了“以粮为纲”的对立面而被严加限制，集体副业也差不多只剩下为粮食生产提供肥料的养猪一项。
反省起来，在20多年时间里，由于没有认识到人口增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使人多地少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由于忽视了传统的农民家庭经济结构中合理、积极的成分，致使农业独木难支，长期徘徊不前。这就是苏南农民在实行农业责任制以前人均收入始终处在百元上下水平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而增加家庭收入的副业门道，这是人们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途径。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样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路的新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兴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
因此，在农民的眼光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因为副业的本性就是易变，什么收益最大就搞什么，怎样搞赚钱最多就怎样搞，七种八样九行当轮着转。
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去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副业的项目变化不定，社队工业也可以经常换牌子、转方向；副业是把耕作之外的剩余时间利用起来变成生产性的劳动，社队工业的工人也是亦工亦农的农民工，他们既不离乡，离土也只是部分时间，回家还得帮助种田，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分业安排，而绝不是如同西方工业革命时那样，劳动力被抛入市场作为商品出售。家庭副业的收入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分享的，社队工业也在社或队的范围内搞利益均沾，招工一户一工，工资尽量缩小差距，保证收入均摊；搞副业只求收入，讲究勤快，而不计成本，缺乏精密计算的效益概念，所以社队工业兴起时工人也不太关心工厂的经济效益和产品成本核算，工资虽低，对工人说总是一笔现金收入，可以贴补家用，有收入就可以，因而不计较工时长短和劳动强度。副业与农业是共同负担吃用各半的“亲兄弟”，谁也离不了谁。社队工业自然也就要补农、贴农，农业上的技术员、拖拉机手、管水员以及社队干部、民办教师、农村医生等等，他们的名字都可挂上工厂的花名册，从工厂支取报酬……凡此种种，与现代工业的特征相背离而使人费解的事，在农民看来极其自然，理应如此。道理就是工厂并不是别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又一副业园地而已。
农民搞副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入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Grassroots Industry）。
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西欧工业的发生，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草根工业破土而出，它就会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行。这就是说，在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变着农村的面貌。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最终还得去适应自己创造的工业的发展。
应当看到，草根工业虽然具有副业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完全等同于传统副业。首先，传统副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而办工业的经营单位一般都是集体性质的，至少是几家联户才能办得起来。所以，草根工业把个体经济转化成为集体性的合作经济。其次，传统副业是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小商品生产，副业生产的商品往往是农户生活的多余部分。例如鸡鸭卖出去成了商品，卖不出去也可以留着自用或待客。而212业则完全是商品经济，它的商品率远比副业高，而且它把生产者与消费者严格区分开来。第三，传统副业大多是农产品的一次性转换或手工进行粗加工，所以它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要求很低。而工业在上述诸方面的要求比传统副业高得多。
正是由于这三个不同，草根工业就不能像以往的家庭副业那样，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须不断改变分配、人事、管理等各种制度和技术素质，以适应工业经济的规律。否则在急速的市场涨落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草根工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在同里乡有一家小厂，与一家城市企业商谈建立协作关系。上午在小巧别致的退思园观赏，印象颇佳；中午用餐以鱼虾河鲜招待，亦使来客满意。可是下午到厂里一看，厂房窄小，设备陈旧，来客爱莫能助，摇头而去，协作之事就此告吹。
在北厍乡，达胜皮鞋总厂拥有一千四百多名工人，三年来实行企业改造和企业管理的结果，使它做到要批量有批量，要质量有质量。去年一年就生产了50万双中、高档女式皮鞋，“达胜”这块牌子在上海市场一打响，该厂身手不凡的萧厂长也就特别引人注目。一次他从广州飞回上海，机场上竟有好几家上海商业公司的经理开车去“抢”他，要向他订货。据说这件事在乡镇工厂同行里不胫而走，流传很广。因为从来都是乡下人巴结城里人，而今天倒了个头。上海人要巴结乡下人，这在吴江乡镇工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遭。
这一悲一喜的两个小故事告诉人们，早期社队工业的一部分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例如“船小好掉头”，在当时表现出企业灵活的一面，而今却突出了经不起风浪，容易翻船的另一面。又如“土法上马”，成本固然轻微，但它也意味着质量不行，产品上不了市场。因此，乡镇工业发展的重心开始移到上批量生产、拼技术实力、强化质量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上。 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工业运转的规律性，并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一部分乡镇工业在草根工业的基础上上升了一步，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北厍乡的吴江绣服总厂与上述的达胜皮鞋厂就是两个离副变工的上升型乡镇企业。
去北厍乡是临时决定的，我比较喜欢这种令人突如其来的常态访问。看来那位姓陆的绣服厂厂长根本无须做准备，全厂所有数据和情况似乎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电扇轻摇的产品陈列室里，他井井有条地向我们作了简洁明了的介绍。
绣服总厂现有四个分厂，一千多名职工。它的产品是绣了花的丝绸服装，其中有30％为内销，70％出口海外。三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只能做化纤料裤子的百来人的小厂。当时化纤服装处于低潮，在关厂还是继续办下去的抉择面前，他们分析了服装的面料、款式、色调等市场信息，决定充分利用“丝绸之乡”的本地优势，改产绣花丝绸服装。这一改，使工厂气象更新，面貌大变。三年里产值每年翻一番，利润每年翻一番半。1985年上半年，实现产值450万元，全年利润可望达150万元，还可为国家创汇300万美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一个原先不相信社办厂能生产外销服装的省级公司，不得不主动找上门来，将它列为外贸的定点厂。
北厍绣服厂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是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整顿和改革的结果。在工资制度上，他们变固定式的低工资为用百分考核计算的计件工资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干部制度上，他们取消了退出农业第一线的老干部仍然进厂当干部的惯例，实行任聘结合的新制度，不论是什么人，不讲情面，有多少本领就授予多少权。在招工制度上，废除了一户出一工的老办法，新工人必须通过文化考核和技术考核才能进厂。工厂握有完全的用工权，工人在三个月的实习期间，工厂有权择优录用，不适宜的可以除名退厂。目前，这个厂正在进行强化科室领导、分层把关的改革，厂部设了十个科室，各车间除了一名主任，还配齐五六个检验员、收发员和统计员。他们相信，通过以全面质量管理为目标的改革，工厂将会有更新的起色。
听完介绍，我觉得自己把过去的社队工业或现在的乡镇工业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统一体的看法应当加以修正。看来我们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这一层次的工业正在把草根工业的种种特征逐步抛开。例如北厍绣服厂除了上述的各种制度改革以外，已经建造了600人的职工宿舍，有60％的工人不再每天回家。据说，在其他几个类似的工厂中，农民工们通过工会提出了修建职工家属宿舍的要求，厂方也正在制订这类规划。这层过渡性的工业所具有的特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从吴江来看，从草根工业内部分化出一批初具现代工业特征的乡镇工业，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的事。乡办或镇办工业之所以上升一层，除了工业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外，财政上的包干制，各级政府都要分灶吃饭，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据庙港乡反映，不包括乡镇建设在内，仅仅用于维持一些必要的开支，乡政府一年就要花费203亏-元左右。其中第一笔是行政人员的工资，乡党委、乡政府和经联会三套班子有84人，而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干部仅27人，其余57人需由乡财政支付工资，全年为4万元。第二笔是公共事业和文教卫生费用，约8万元。第三笔是防洪、石驳岸等等的兴修水利费，约5万元。第四笔是修桥铺路的开支，需3万元。这20万元的维持费就要由乡一级的工业利润来负担。
其他乡、镇的情况也是如此。据介绍，乡办和镇办工业的利润在上缴税收以后，一般作三等分，分别用于工厂的再生产、乡镇一级的财政开支和小城镇的建设。例如盛泽镇，1984年全年镇办工业的利润为300万元，除去税收145万，上缴镇政府54万元，镇区建设集资付出61万元，只剩40万元返回到再生产。
镇区建设的集资费用是作什么用的呢？从盛泽镇和震泽镇来看，1984年分别集资61万元和54万元。建设的项目有办托儿所、建公园、街道铺建、盖老干部活动室、修订镇志、造敬老院、改进自来水设施、修防洪设施、办文化中心或俱乐部、造职工教育楼等等。
既然乡和镇都作为国家基层一级的财政单位，那么国家下拨的经费又到哪里去了呢？回答说是有的，但数量极少。北厍乡1984年才9万元，而实际的乡镇建设经费为60万元，缺额部分只得向乡办工业去化缘。
听了这些，我心中泛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在乡、镇一级的开支中，应当由国家开支，而现在转给乡镇工业负担的项目是太多了一些。据说连乡派出所的民警制服也要由乡镇工业出钱去买。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为了满足这么众多的经费需要，乡、镇一级的工业自然必须讲究经济效益，以争取更高的利润。然而，赢利和非生产性开支之间是一对矛盾，这是目前普遍感到负担过重的原因。可是从农民的角度看，乡办和镇办工业赚的钱，除了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奖金以外，主要用于集镇建设，为镇上的聚居人口服务。所以乡办工业与村里农民的生活之间已经隔了一层，相对疏远了。村办工业与农民的联系就要密切得多。从报表数字看，村办工业的经济效益最低，而实际上，村办企业把自身的经济效益转成了全村的社会效益。例如村办工厂通过一户一工、多招工人的方法，使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变成了农民家庭的工资收入。在吴江，凡是村办工业，都起到直接补贴农业、补助农民的作用。村办工业办得越好，补贴和补助就越多。据县委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八坼乡的农创村，由于村办工业办得有起色，在过去的五年内集体给农民的补助共计77.2万元，人均得870元。补助的项目有兴修农田水利、农民建造楼房、修筑村道、集体应提取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及管理费、发放养老金、修护石驳岸、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学生学费、烈军属补助、困难户补助、农民购买电视机补助等共12项。其中接近和超过10万元的有前列的四项。
与村办工业的作用相比较，乡办工业的作用与农民生活是隔了一层。但乡办工业毕竟是从草根工业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尽管它为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变革根工业的性质，但它始终没有抛弃支农、养农的主旨。这就是由农民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根本区别。一方面，乡办工业以支撑乡财政、资助小城镇和兴办乡、镇范围的公共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形成，间接为农民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先进的乡办工厂开始用联营的方式去扶助村办工业。
北厍乡有一个村办的皮鞋厂，由于缺乏技术、信息不灵和经营不善，年年亏本，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可它养着200名农民工，关不了厂。1985年1月，乡政府决定将该厂划归乡办的达胜皮鞋厂管理，成为它的一个分厂。半年来总厂只给分厂添了点设备，建立起与总厂相一致的管理制度，分厂的经济效益就提高了十倍，今年分厂的利润可达40万元左右。乡村联营不但带动了村办厂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分散经营和协作生产，使乡办厂自身在不增加人员设备的情况下扩大产品的批量，更具有规模效益。
乡办和镇办的工业上升了，草根工业的力量是否因此而削弱了呢？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吴江乡镇工业局的同志说，这一年来村办工业的发展势头比乡办工业旺得多。统计资料也表明，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县不如乡，乡不如村。在产值上，1984年乡办工业为3.1亿元，村办工业为2.74乙元，两者已相当接近。在发展速度上，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比较，县属工业只增长18.7％，乡办工业增长87.8％，村办工业则增长111％。
把这一现象与上述的工业和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工业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乡一层的工业一上升，农民就觉得它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一点，于是就把积极性投入到仍然作为草根工业的村一层的工业上去。就这样，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又一批草根工业长了出来。由此而言，乡、镇一层工业的升级，不但没有削弱草根工业，而是助长了草根工业的发展。
四
草根工业上升了一层，再滋长一批，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可是现在乡镇工业还刚刚上升，就亮起了红灯叫它暂停。
部分同志从宏观控制出发，认为乡镇工业已不能再承受劳力的冲击了，他们希望至少在目前不要再提劳力的转移；另一部分同志则从农业现状出发，觉得乡镇工业不能再挖走农田上的劳力了，他们希望不要再讲无工不富，要讲无农不稳。
对于前一种看法，我以为宏观控制的对象是失控，乡镇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失控，自然它就不应当成为控制的对象。至于宏观控制带来的影响，也必然会随着失控现象的扭转而消失。因此，只要农业上有劳力剩余，就会产生冲击力，谁也挡不住。关键就在于农业上究竟还有没有多余劳力？按照第二种看法，农田上的劳力紧张起来了，农业开始告急，草根工业的基础在发生动摇。
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根据统计资料，1984年，吴江县的农村劳力总数为39.14万人，其中有12万人已转移到乡、镇、村212业和县集体企工作，从事建筑、运输等其他非农业劳力为6万人，从事林牧副渔的劳力有3万人，从事耕作的农业劳力为19.32万人，以全县96.24万亩耕田计算，每个劳力平均拥有5亩耕田。另据县农工部测定，若按现有耕作技术条件下每亩耕田需用34个标准劳动日计算，每个劳力可耕种8亩田。可这是在理论上算账。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不平衡性和农田耕作的季节性，现在的生产条件实际上一个劳力能种好5亩田已经很不错了。劳均拥有的耕田数与一个劳力能够耕种的田亩数正好相等。由此可见，从全县的大账算来，吴江的农业劳动力应当是既无剩余，也不缺乏。
然而，在我走访的几个乡，除震泽以外，干部们都说农业劳力颇感紧张。可替他们算一算账面上的劳力，又都与全县的情况相符，基本上能够满足农业耕作的需要。看来只算账面数字而不看实际，就不容易把真实情况摸清楚。
开弦弓村合作社的社长谈雪荣，今年刚满40岁。他家有口粮田和承包田共7亩多。原先，这些田主要由他60多岁的父亲在负责耕作，农忙时则全家帮忙。今年他父亲病故，失去了一个农业上的全劳力，种田的担子则落到他的肩上。虽然家务事由老母亲做，在村丝织厂工作的爱人和一个儿子也可在工余时间做帮手，可他既要工作又要种田，夏收夏种时家中又饲育春蚕，在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作累得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北厍乡的柳书记告诉我，这个乡共有劳力1.5万人，其中从事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非农劳动人数有1万人，还剩下1／3的劳力在种田。他强调说，从人数上看农业劳力并不缺，但农业劳力老的老，少的少，质量太差，是个不实足的数。梅堰乡的徐胜祥书记是老熟人了，他说在梅堰这个铸件之乡，青壮年劳力绝大多数被工厂吸收了，留下的都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和病弱者。所以在群众语言里多了个词，他们把联产到“劳”称为联产到“老”。
强劳力进厂，半劳力种田，这无疑是农业劳力紧张的一个原因。如果联产到“老”的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去年，在梅堰乡的庙头村有三家万斤粮户，今年大概都保不住这一称号了。据说是因为这三家的青年不听家长要他们留下种田的劝阻，都跑进工厂去了。大家普遍反映，现在农村的青年人都不愿当农民。对此，有人惊呼，十年以后将无农夫。
青年人之所以不愿留在村里种田，据说一是因为农忙时劳动强度太大；二是社会地位低下，不进工厂甚至连对象都难找；三是农业的收入少。
我注意到的是第一和第三两条，第二条是从这两条派生出来的。第一条这里姑且不说它。先看第三条，种田的收入少到什么程度？
请县有关部门计算1984年每：亩粮油作物的物质费用，结果是，以亩产粮食1433斤和油料61斤计算，亩均收入是255元，而种子、肥料、农药、机耕、排灌、小农具添置等物质费用每亩约为78元①。又据开弦弓村一户记账农户提供，去年他家的5．7亩田地共缴纳了两金一费和农业税为330元，每亩为58元。以亩均收入减去物质费用和缴纳费，农民在每亩农田的耕作收入为119元。如果一个劳动力全年耕种5亩田，则可收入595元。
据乡镇工业领导同志介绍，去年乡和村两级工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包括奖金在内）是727元。所以务农劳力收入要比务工劳力的收入少132元。这里应当指出，务农劳力的收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实物形态兑现的，即全家所需的粮食、食油、柴火等都包括在上述的收入中。以全县农业户户均人口为4人，每人需自耗农产品的价值为100元计算，那么，耕作5亩田的农业劳力只到手现金195元。还应当指出，一户人家耕5亩田必须有一个劳力被钉在土地上，而在耕种和收获时节，全家人必须都扑到土地上做帮手，由此算来，一个农业劳力的现金收人就是微乎其微了。
计算数字不免使人枯燥乏味，可所得的结果却十分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悟出不少道理。平望乡的干部说，现在种田不如一位老太太在车站上卖茶叶蛋，不如在乡镇办厂当工人，更不如到上海做小工。所以该乡的溪港村就有三户人家不肯种田，弃农经商，留下的7亩田只好由村里的塑料厂派人代耕。开弦弓村有一户人家因特殊困难退出了3亩田，村干部为了重新分配这点田召集社员开会。会议从下午7点半一直开到午夜11点半，无人愿意领受。最后还是请大家看在乡亲、乡邻的面子上，才分掉了2亩7分。北厍乡为了防止农业劳力盲目外流，下行政命令不准农户白田抛荒，外出经营需三级证明。这种现象，包括前述的青年不愿种田等等，不都可以在这计算结果的数字中找到根源吗？
因此，农业劳力的紧张，农民地位的低下，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说的一句话：种田赚不着钱。干部们把它翻译为：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由于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土地的价值在农民心中便失去了其数千年来的传统魅力。土地价值的跌落是一盏真正的红灯，不过它不应该是暂停的信号，而应成为提醒我们警惕农业有可能产生危机的标记。它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发展农业这一迫切课题，从而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
目前我们在吴江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尽管不愿种田的思想普遍存在，尽管有弃农的苗头出现，但在吴江，从总体上看，眼下的农业生产还是稳定的，农民们拼死拼活也要把落实责任制时分到的几亩田种熟种好。这是因为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还没有发展到把粮食也包括在内的程度。所以农户的食用粮和家庭饲养牧业用粮还得靠自己种出来才放心；盖屋时请人吃饭亏空的粮食也不是到市场上去买，而是到亲戚家中去借。
因此，粮食必须自给自足的传统和几十年来粮食并不富裕的教训，维持了目前农业生产的稳定。可这种维持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定从工业得利和从农业收益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再向前迈一步，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危机。
上述两个假定并不是研究者的空想。在苏南一些发达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所谓“产值四年翻一番，市场缺少鸡肉蛋”的情况。在吴江，当农户把前两年打下的粮食用塑料袋储放在家里以后，1985年便出现了改水田为旱田、变粮食生产为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新情况，以致县领导觉得国家下达的2.75亿斤派购粮任务过重，担心今后有可能完不成。
因此，用行政命令不准农业劳力流动的办法只能暂时奏效。要真正做到有一个稳定的农业，就得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出发，去寻求发展农业的新途径。
在吴江，我听到两家农业大户的情况。一户在八坼乡，全家10口人，承包了近100亩土地，而且把粮食生产与饲养畜禽相结合，成了以农业生产致富的典型。今年，这家农户还买了汽车，准备形成农业、副业和运销的家庭经济新体系。另一户在同里乡，夫妇两人加上女方的父亲和一个帮工，承包了130多亩耕田，预计今年的收入逾万元。
人们从这两个大户身上总结出一条：农业生产要提高效益，就得搞规模经济。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说，实践证明，五六亩责任田只能拖住农民，却不能安住农民的心。只有扩大经营土地的面积，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也才能有人安心种田。
这使我想到了在日本时参观过的家庭小农场。一对夫妇，一二个雇工，经营着相当于三四十亩土地的小农场。在日本，这种家庭小农场的收益并不算高。但若与苏南每家耕种五六亩田相比，它的效益显然要高出一个层次。那么，我们能否在责任制的基础上，也实行这种土地小规模集约的经营方式呢？
从上述两个农业大户的情况来看，第一，在他们承包的田地中，绝大多数是围湖后的湖田，因此没有像其他土地那样重的派购粮任务。第二，在种子、化肥、水利、仓库以及农机等方面，集体为他们撑了腰，提供了高于一般的农业服务。这两个条件显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吴江的农业大户也仅此两家。
要做到土地的一定规模的集约经营，离不开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现在的农业技术与服务情况如何，我这次来不及作详细了解。但看来农业技术的提高很缓慢，服务也没有大的改进。调查时，人们说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民在梅雨季节过后打算翻晒粮食，一天他听广播说是“晴到多云”，于是就把谷子摊在场地上，他自己去镇上的茶馆喝茶了。谁知转眼间下了一阵雷雨，等到他赶回家，粮食已全部被雨水浸泡透了。一气之下，这位农民举起铁锄，把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敲得粉碎。当然，天气预报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来说，对自然力量的抗御力还很弱，冒的风险较大，故而优良的服务更显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一旦服务不周，农业的规模经济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只好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让众人分散去承担。这就是县干部所说的发展农业服务难，农业风险要共担。
农业负担的减轻，耕作技术的改革，服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这一力量在现在的农业里是不具备的。农业这条腿目前还很软，靠它自己还站立不起来。所以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实际上，现在苏南农村不发生大批农民外流，农业还能持续高产，是得力于基层草根工业的支持。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把农民一批批地吸走，农业劳力的紧张导致土地经营的相对集中，工业的利润则为农业的集约经营减轻负担和增强技术服务提供经济力量，而农业的规模经济又反过来以释放更多劳力的方式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这就是我对草根工业的意义和农业发展的前景和动力的认识。至于苏南农业究竟以多大的规模进行集约经营？人们估计现有技术条件下大概可达到二十来亩。对此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
从现有包产到户的小农责任制转化成相当规模的小农场，给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真正到来创造条件，是当前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现实问题了。显然，农村体制改革已要求更上一层楼。这也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我觉得现在回到农村里去进行调查是及时的。农村是乡镇工业的基地，乡镇工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形成了苏南地区全面的繁荣，要跟踪追进地观察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放松农村本身的调查研究。这可说是我九访江村总的体会。
1985年8月29日
注：
①该数字是在县农工部提供的每亩物质费用资料中扣除管理费一项后计得。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