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第三章
第十四节 讨论所谓封邑制度
封邑制度本身，根本不应该列在土地所有制的范围之内。在开始，它是封邑内国税征收权、部分行政权，以及偶尔的徭役征调权从中央那里的分割，后来连部分行政权和徭役征调权也排除了，只剩下国税的分割。这中间根本不反映什么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在封邑民户的征调（户出二百钱）中，根本没有什么地租的性质。
为什么历来对封邑制度的认识上，发生了这么多的纠缠呢？例如有人认为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人认为它是领主土地所有制，有人认为它是有条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有人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说什么封邑中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其有条件的、直接的占有权在于领主，最低层的所有权则属于一般地主和自耕农民。【1】事情之所以弄得如此麻烦，察其根源，不外有其客观方面的和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与学术偏见有关，也就是说，与国有制占主导的学说有关。客观原因与封邑制度在西汉初确曾一度“尾大不掉”的历史事实有关。
现在先从封邑制度的历史渊源说起吧。汉高祖刘邦及其集团，为了在楚汉之争中取得胜利，为了在胜利后能继续笼络住各方面的势力，他们就不断地扩大军功报偿制度，这种军功报偿制度是自秦孝公和商鞅时候就开始实行着的。战国时秦国的这种军功报偿制度，具体表现在“二十级爵”的颁赐。《汉书·百官志》记载说，“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我们试看，秦、汉的这种“爵”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特点的，它是在晚周血缘贵族所塑造的等级制（所谓“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已经不适应用，而中古封建主的等级制（九品）尚未形成之前，属于过渡时期的一种等级制规定。试看，它的面子（亦即受爵幅度），无论比较它以前，或者比较它以后，都是铺的相当宽的。下自杀敌首一级的士卒，上至皇帝之下最大的军功者，中间不惜叠床架屋，弄出好几个“更”，好几个“大夫”，好几个“庶长”来。这些都是花样，都是有意拉宽受爵面子的一种表现。这时，血缘贵族的特权应该打倒，封建世族的特权尚未形成，秦和西汉的统治者企图制造一种假象，仿佛他们除了强化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外，并不提倡任何其他的社会特权阶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二十级爵”是应该被看做两截的。上半截，特别是“彻侯”（又叫“通侯”“列侯”）和“关内侯”这两个等级，（再拿几级“庶长”来点缀一下）才是真正的特权等级，跟“王”级贵族距离不远，（《汉书·诸侯王表》中就说，在西汉之初，不过“立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而已）下半截，自“公士”以上，不过是政权对其直接剥削对象——小农的一种敷衍手段，并且是对其秩序的危害者——豪强的一种斗争手段而已。也许在秦孝公和商鞅时候，有过按等级授给一点田宅，以及上一级对下一级保持一点隶属和服役的影子；【2】无论如何，到西汉连一点影子也不多了，仅仅剩下一点点免徭役优待。试看西汉农村中的人一遇水旱便争卖爵命，一级二千钱、一千钱不等，可见人们对这种爵命并不多么留恋。在个别古典经济发展地区（如齐郡），人们甚至经过讨论宁愿到刁间那样的豪强家去当奴隶，而不肯接受这种无济于事的爵命，这就是由“宁爵勿刁”这个话头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意识。颜师古注引孟康的话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无将止为刁氏作奴乎？！”【3】由此可见，低级爵命在真正物质利益上，并不起多大作用。等到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已经将沉重的人身隶属关系加到劳动人民身上之后，这种“二十级爵”的敷衍手段就更加显得无用了。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凡六等，以赏军功”。裴松之的注说，“今之虚封，盖自此始”。【4】这“虚封”二字，是颇耐人寻味的。
总的说来，“二十级爵”是统治者的两手，一手拉住底下的，一手拉住上头的。其拉住底下的“一手”，上节已予论列，且与封邑制度无大关系，故置不论。现在只说拉住上头的“一手”。在西汉初，这拉住上头的“一手”，幅度放的很宽，连谋臣张良都产生了“天下不足以遍封”【5】的顾虑。班固也这样地写道，“汉兴之初，……剖裂疆土，……大启九国。……为燕、代，……为齐、赵，……为梁、楚，……为荆吴，……为淮南，……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6】这时的西汉国家，确实给人一种“联邦”的印象。藩国对中央称“汉”，文献中经常见到藩王侯入朝叫做“入于汉”，仿佛藩国就不是汉似的。可是经过韩信、彭越等阴谋叛乱的教训，“七国之乱”的教训，淮南、衡山王叛乱的教训，乃逐渐推行“使藩国自析”的政策，到汉武帝时“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7】又借宗庙酎金不符，“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8】此后藩王们甚至败落到“贫者或乘牛车”【9】的境地。以上，就是西汉国家扩藩和削藩的大概情况。
这些封邑，其剥削（“食租税”）的范围，在西汉初是“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10】这样的侯者在西汉初是“百四十三人”，【11】王者尚不计在内。到文景之时及其以后，户口增加，于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12】如卫青累封万六千三百户，连三个儿子计算在内，共二万二百户；霍去病累封万七千七百户；霍光累封二万户。这些封邑主对所封民户按照怎样的一种剥削率来进行剥削呢？文献中唯一可以依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为足以跟商人利润作比较的封君收益而提出的，“今有无秩录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13】关于这段材料，历来的争论也比较多。有人说，数字不一定那么整齐，“户二百”不过是司马迁为了凑足“二十万”数字以跟“素封”收益也是“二十万”相看齐而塑造出来的。又有人说，租税实际上不一定收钱，如匡衡的例子就是收租谷若干石入其家。其实，人们对于历代制度（特别是剥削阶级的制度），不应该抱持一种“刻舟求剑”的态度，应该看到法令规定与具体执行间会有差距，不同地区在执行同一法令时会有差距，不同年代和段落间会有差距，试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抄各府州县施行“一条鞭法”过程中千差万别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其他朝代也会大体相类，不会那么整齐划一的。
但是，一些史学研究者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钻了一下，他们各自算了一算细账。韩连琪先生就匡衡“专地盗土”的例子算了一笔细账说，西汉封邑中封户的租税不一定是按“户出二百钱”的，很可能是按亩出多少谷物的，如匡衡盗封地四百顷，合四万亩，收的租入是“千余石”而不是若干万钱。四万亩按“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的最低收获量计算，应收四万石。若按“见税什五”的私租率征收的话，当收两万石上下；若按“三十税一”的国税率征收的话，当收1333余石，而史料中恰好说“千余石”，与后一数字大体相符。可见匡衡榨取的是国税性质的剩余劳动成果，而不是地租。【14】安作璋先生又另算了一笔细账。他说，西汉个体小农家庭（户），按晁错的说法是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今按“十五税一”的国税率来计算，百石之十五分之一当为6.66石，再按西汉粮食平均价格每石三十钱来计算，每户应纳199.8钱。而史料中恰好说“户出二百钱”，数字是极类似的。【15】但人们也有异议和辩论，如说，汉田租以行“三十税一”时间为长，行“十五税一”时间为短，何以算细账时单单按“十五税一”计算呢？又如说，汉谷米每石价格最低有五钱者，最高有五千至万钱者，东汉末献帝建安中甚至达到五十万钱的最高记录，何以单单挑选石三十钱的价格呢？！谢忠梁先生也算了一笔细账。他说，按张汤的孙子、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的情况看，他食封13640户，户出二百钱，当收入272万9千钱才对，但文献中记录他租入岁千余万，这就比“户二百钱”的应得数额多出三四倍，甚至四五倍，即便将他在魏郡的别邑收入也计算在内，这笔账也仍然不对头。再者，按东汉的马皇后和陈敬王刘羡的事例来看，【16】他（她）们的收入每年在两千万至八千万之间，若按户出二百钱计，那么他们所封户数须达十万户至四十万户方可。但是西、东两汉封户数字从来没有过那么高的记录。谢先生根据以上两例来论证，说封主对于封户，似乎绝不只“二百钱的”剥削。【17】
从以上三笔细账来看，汉朝封邑剥削额的底蕴，多少有了一些揭露。但我们万不可“刻舟求剑”地去对待。很可能司马迁说的是在凑一个整数，也可能西汉初确曾有过“岁出二百钱”的规定，但跟着地域的各异、年代的变迁，就发生了不收钱而收谷、不仅收与二百钱相当的钱谷，而收多过与二百钱相当的钱谷；所有这些变异，都是可以设想的。试看正规国税，于“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不是又添加了什么“藁税”吗？到东汉末桓、灵时候不是又添加了什么“亩加十钱”的额外捐税吗？何况在封国中，虽然从法令上它仅仅是执行国税的分割，而在实际的衍变中，那些荒淫、腐朽、贪婪的封邑主贵族们，他（她）们岂是冷冷清清坐食“二百钱”就满足的人吗？他们的阶级本能和政治特权就迫使和方便他们去追求更多的收益，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从原本不含有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封邑制度之内，培养出私人兼并土地、抢夺土地的大土地私有制来。
这也有印证。西汉末哀帝的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议限列”。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颜师古注引如淳日，“名田国中者，自其所食国中也。自收其租税，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顷。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今列侯有不之国者，虽遥食其国租税，复自得田于他县道，公主亦如之，不得过三十顷”。【18】这说的很清楚了。食邑原本是国税的再分割，与土地私有制无关；但是事实上无论居住在封邑中的，或者是居住在京都中的男女封君们，都大量买了土地，并把大量小农流民化为近乎奴隶身份的劳动者，这影响统治的巩固，所以最高统治者跳出来予以限制，规定不得超过三十顷（三千亩）。从这段限制的法令推测，早在哀帝之前，这种土地兼并早已在进行着了，而且数额远远超出三十顷。由此可见，封邑实际上已经是培养大土地私有制的温床和基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两汉三种土地所有制之后，仍有把封邑制度拿来谈一谈的必要。
注释：
【1】参看谢忠梁：《两汉封邑性质的商榷》，1963年四川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论文。
【2】《荀子·议兵篇》中有“五甲首而隶五家”之语。
【3】《汉书》卷91《货殖传·刁间传》。
【4】《三国志》卷1《太祖纪》。
【5】《汉书》卷40《张良传》。
【6】《汉书》卷14《诸侯王表》。
【7】同上注。
【8】《汉书》卷24《食货志》。
【9】《汉书》卷38《高五王传》。
【10】《汉书》卷16《功臣表》。
【11】同上注。
【12】《汉书》卷16《功臣表》。
【1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4】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15】安作璋：《汉史初探》，页132。
【16】《后汉书》卷10与卷80。
【17】谢忠梁：《关于两汉食封制度的几个问题》，见《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18】《汉书》卷11《哀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