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引 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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