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发现“郑和”——以地方文献与民间信仰为中心
“郑和”是百年以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似乎已经题无剩义。然而，如果把视角做一些调整或扩大，例如原来没有注意的领域，原来缺乏注意的地区，原来缺少关注的海外，进行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研究，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其中广东（含海南），就是长期被忽略而实际上与郑和远航颇有关系的区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方志所见郑和下西洋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受国外学术思潮影响，区域史研究在国内逐渐升温，广东史学界开始把视角转向地方，转到社会经济，注重地方历史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广东地方史研究”先后进入国家和广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笔者以初学者身份参与了“广东通史”的编写，非常有幸，得到蒋祖缘、叶显恩等前辈学者的提携与指点，阅读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当阅读叶显恩老师很不容易从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制回来的万历《广东通志》时，发现到一条郑和下西洋的记载。该书卷四《藩省志》说：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1]。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才明白，这条资料非常重要，证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启航的。以往一般认为，郑和远航的启航地，只在江苏与福建，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认识[2]。
万历《广东通志》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郑和这次远航是在明朝经略南海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永乐五年三月，平定安南，郡县其地。九月壬子，郑和船队使西洋诸国还，擒获旧港华人首领陈祖义等，于其地置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使。乙卯，“命都指挥使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3]。显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永乐皇帝经略南海，推动明朝朝贡体系建构的一项重要步骤。
在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璟所编《广东通志初稿》有一条相关史料。该书卷十一《循吏传》说，永乐十九年，王询任韶州推官，“时内臣赍金币劳赐海外诸蕃国，护行军官颇横，径捕韶民三人偕之往，家人号呼，以金赎之，不许。询至其舟中，夺之以归。”
韶州位于岭南与岭北交通之要冲，“在楚为边邑，在粤为交衢”，历来是“贡朝之所途”[4]。南来北往，商务繁剧。上文提到的永乐十九年内臣赍金币劳赐海诸蕃国，时间上正与郑和第六次远航相合。
而这次下西洋的任务，是护送来华的忽鲁谟斯使节回国。按照明初朝贡体制，暹罗、占城、西洋诸国来朝，必然取道广州。忽鲁谟斯使节回国，从惯例上说，必须走广东道，循贡道越过大庾岭，下浈水，经韶州下北江，抵达广州；广东布政司循例设宴招待，备足程粮，送他们回国。嘉靖《广东通志》、万历《广东通志》，都记载了真腊、占城、爪哇、暹罗、满刺加、三佛齐、锡兰山、苏门答剌等国朝贡“使回，俱于广东布政司管待”[5]。
结合明朝朝贡体例与戴璟《广东通志》的记载，上文的“内臣”，有可能是郑和，也可能是为下西洋准备物资的其它宦官；不管怎样，都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有关。郑和这次下西洋的启航地在广州，是可以明确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完成《广东通史》古代上卷后，立即着手古代下卷的编写，并把郑和两次下西洋从广东启航的事实，写入“明前期朝贡贸易”一章。
2002年7月27-29日，广州大学历史系主持召开“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对上述观点作出初步探讨，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认为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重要发现，文章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发表，后来收入会议论文集，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应该指出，近年随着郑和研究的升温，一些学者也注意到郑和与广东的关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商志镡教授在《郑和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文章，介绍万历《广东通志》关于永乐五年郑和自广东下西洋的记载[6]。同年5月，明清史专家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永乐五年郑和自广东启航下西洋也作了介绍，并且引起传媒关注。
二、走上神坛的“郑和”：广东民间的“郑和崇拜”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大家冯承钧先生曾希望学术界，重视郑和遗事的研究，一方面是“历史的”郑和，另一方面是“故事民话的”郑和。后一郑和很重要，“曾为种种民话的干题，至今南洋一带尚盛传之。见之载籍的固然要搜辑，传之委巷的也要记录”[7]。
海外学者研究显示，郑和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早已威名远扬，“郑和崇拜”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异域生根的文化象征。泰国首都阿瑜陀耶、班科库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有纪念郑和的三宝（三保）庙。在爪哇色马兰有三宝洞，华人把郑和当作商业神来崇拜，每年旧历六月三日，被定为郑和来航纪念日，举行盛大祭典活动。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也被认为与郑和远航有关。
2003年10月，中央电视台驻印度记者张讴在印度南部的港口柯枝发现一尊据称铸造于宣德九年至万历末年的明代官员的鎏金铁像，铁像高33厘米，铸造精致。铁像上的大部分金子已脱落，但在耳根、鼻翼和衣服褶皱处尚有留存。神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腹部隆起，身穿圆领袍服，“白玉腰带”被突出到了胸部；左右手交叉扶在腰间，左手被衣袖遮挡，两袖均有纹饰，足蹬朝靴。对照中国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这尊鎏金铁像应为郑和像。地方志记载，柯枝曾经有一座中国寺庙，当地华人铸造郑和铁像，目的是祈求郑和保佑一方平安[8]。如果报道可靠，说明郑和在印度同样受到华人的崇拜。
2004年1月13日，笔者前往越南南部坚江省河仙市作华人社会历史调研，当地有一座“敕教三宝寺”，原为1720-1730年当地华人领袖鄚玖为他母亲建的庵堂，历4次重修，现今规模为20世纪中期重建。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曾到过真腊，据说在河仙补给淡水。“敕教三宝寺”的建立，或许与纪念郑和有关。
中国大陆对“故事民话的”郑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首先是福建发现了一些“郑和崇拜”的遗物，引起学界关注。1989年底，中外关系史专家庄为玑教授在考察厦门市鸿渐村时，发现该村新建的“二保庙”是纪念郑和与王景弘两位下西洋正使的庙宇。据陈延杭先生跟踪研究，“二保庙”原来建筑在旧名张坑的小山上，供奉“保生大帝”，即北宋名医吴本，民间称吴真人、大道公，以及二保公；后来二保公“分灵”到“六甲”；村民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都要张旗行香，祭祀游神。200多年前，有些村民移居台湾，并在云林县北港镇建“侯天府庙”，崇奉主神“郑府圣侯”，也就是郑和。民间还传说，郑和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廿三日。陈先生认为，“二保庙”、“二保公”像为国内首次发现，有特别价值[9]。
郑和下西洋多次从福建长乐启航，该地保留了不少相关的遗迹，而且崇拜郑和之风甚盛，据称位于闽江口的三宝岩至今还保存有郑和雕像，云门寺内也有郑和木雕神像。1992年6月22日，福建长乐县漳港镇仙岐村村民陈营金建筑新房，挖出了宋代“显应宫”的一条门框，又一处与郑和有重大关系的文物被发现了。据史料记载，显应宫始建于宋绍兴八年，明弘治三年，后殿辟为“凤岐书院”，清代道光二十一年，曾大规模修葺，约在光绪年间，因巨大自然灾害，致使该宫被深埋地下。经过对显应宫前后三进两殿的整体挖掘，出土妈祖等塑像40多尊，还有备受关注的“巡海大臣（神）”塑像。据称该塑像，高100厘米，坐姿，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明史专家万明研究员从塑像服饰、衣冠、地域背景等多方考证，确定塑像就是郑和，塑造时间可能是在万历后期[10]。
“故事民话的”郑和不断出现，说明郑和在福建民间很早就被赋予神性，受到神灵般的崇拜，从人变成神，不仅彰显了郑和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在民间社会广泛的影响力，而且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福建地方社会的某些特点，如海洋性、商业性、功利性，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与研究。也许是各地民间“造神运动”各具特色吧，笔者注意到，厦门鸿渐村“二保庙”的“郑和”形象，与长乐等地出土的“三保公”很不一样。
如前所述，以往的郑和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广东，更没有注意广东“故事民话的”郑和。然而，笔者近来接二连三获得广东“郑和崇拜”的信息，地域包括南澳、惠来神泉、中山、阳东和海南，广东沿海民间存在“郑和崇拜”现象。当然，有些传说或信仰可靠性有待继续追踪研究。
南澳位于闽粤海上交通要冲，是明代著名的走私贸易据点，“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地非分土，事非两邻，故往往为贼逋逃薮”[11]。洪武、永乐间，为防备倭寇，曾徙其民，虚其地，但“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尝断绝”[12]。荷兰人称南澳南部一角为“好望角”（Cape de Goede Hoop）[13]。
茅元仪《武备志》所附《郑和航海图》标有“南澳山”地名，说明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曾经穿越南澳海域，但郑和船队没有在南澳岛上停留过。尽管如此，后人还是建起一座“三宝公庙”，祭祀这位大航海家。南澳地方史志专家林俊聪先生撰文介绍说，“三保公庙”建于明朝，位于南澳深澳古城东北角，旁有清代炮台，占地约200平方米。庙内神龛供奉一批木雕神像，郑和骑白马，两侍擎旌，四船六将，各随其后；墙上绘着郑和下西洋的大幅彩色壁画。该庙座南向北，民国时期，该庙驻有保安，将庙改为座东向西。抗日战争时义勇军曾与伪军在三宝公庙发生战斗。上世纪50年代，庙被毁，村民在原址建房筑厕。1986年1月，广东省航运厅组织专家到南澳考察，建议修复三宝公庙，因经费紧缺未果，但深澳镇管委会制作了《三宝公庙旧址碑记》，记录此事[14]。笔者的同事邓开颂研究员，当年为专家组成员参加考察，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最近，南澳县博物馆征集到一件三宝公庙遗物–“三保老爷”石香炉，证明三宝公庙确实曾经存在。该香炉被附近吴姓人家所收藏，保存至今。香炉由花岗岩石雕制，外观似斗，高17厘米，上下面平行，上面长25．5厘米，宽16厘米，下面长23厘米、宽14厘米。上面中间有一凹槽，长17厘米、宽8．5厘米，深6厘米。两侧有一对弧形凸出的炉耳。垂直正面有浅浮花纹图案，图案之上阴刻四字：“三保老爷”，字径4-5厘米[15]。
南澳“三宝公庙”可能是广东已知最早的纪念郑和的庙宇，但未必是唯一的。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和海南进行水下考古与文物调查，参加者有徐恒彬、黄玉质、何纪生、杨少祥等专家。这次调查发现了一批从秦汉到清代的文物，包括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水路簿》，记录从海南到中南半岛各港口的海上线路，对研究南海交通有很高价值。在北礁礁盘打捞到400多斤古钱，最多为明“永乐通宝”，因长期海水浸泡，不少已经与珊瑚石胶结在一起，有些是刚从钱库提取的新币[16]。专家认为，这些钱币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该年3月6日，他们在海南琼海县谭门公社草塘大队上教村发现一间小庙，庙内神像是一尊穿着明朝官服的木刻神像，圆脸，大肚子。当时他们都没有太在意，只觉得神像的官员形象很特别，所以拍摄了照片，保存在广东省博物馆。
1975年海南发现的身穿明朝官服木刻神像
最近，笔者与杨少祥先生谈及南海贸易研究，他回想30年前的情景，感觉那座神像很像郑和，建议笔者做进一步研究，最好到海南作田野调查。非常幸运，笔者在广东省博物馆蔡奕芝副研究员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当年杨先生拍下的两张编号为6747、6748的神像照片，形态确实与福建、印度发现的“郑和像”类似，兴奋之余，不禁信疑参半：真的是“郑和”吗？
前不久，笔者前往粤西沿海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在阳东县大澳，当地老人说，郑和曾经到过那里。大澳在明代属阳江县，附近有海朗所，是海防要地。清乾嘉年间曾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有“东方威尼斯”之誉，主要街道名“十三行尾”，很有意思，可能与清代广州十三行有关系。村里还有清及民国时期的“大澳公所”、清代炮台；原有关帝庙、天妃庙，今已毁。大澳的郑和传说，也许证明郑和船队曾经过此地，也可能只是传说。
三、余论：值得重视的南中国海地区“郑和崇拜”现象
上世纪30年代，前辈大家向达先生说，日人桑原骘藏以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事迹为中心，写出中外关系名著《蒲寿庚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如果以郑和为中心，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书，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17]。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要做好“郑和”这部“大书”，非如冯承钧先生所指示，把“历史的”郑和和“故事民话的”郑和结合起来研究不可，而且还应该以开放眼光，置于中国历史与世界视野中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整体研究，始可奏效。
前辈学者70多年前已经给后学指明了广阔的研究前景，“故事民话的”郑和研究值得重视。中外学者的研究显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各国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存在着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依托的郑和崇拜现象。“郑和”继南海神广利王（祝融、洪圣公）、天妃（妈祖）之后跻身“海神系列”，对于海上交通、海洋文化研究，尤其不可忽视。
众所周知，东南沿海与东南亚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联系，人口、经济、文化交往频繁，福建、广东等地的“郑和崇拜”，是本地生发的？还是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对这种跨地域、跨国界的共同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将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
（原刊中国侨联编《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
附：《琴轩集》有关郑和下西洋之新资料
明人陈琏《琴轩集》卷十五《赤松丹房记》云：
太医院医士华亭吴仲德，故居在三泖东之张溪，尝名其药室曰“润德堂”，复名炼药之所曰“赤松丹房”；赤松者，所居地名也，间谒文为记。予闻仲德之医，得家传之秘，不惟精丸散之方，复工烧炼之法。永乐五年，以名医征隶太医院，达官贵人，以及闾阎士庶，求治病者，往往著奇效。尝三次从诸太监往西洋爪哇、柯枝、锡兰、阿丹等国。经历海洋，往回数万里。今年介八0，耳聪目明，精神不少衰，非平昔丹药之功所致乎！
夫丹者，至阳之气所成，似朱非朱，似赤非赤，此丹之色也。似玉非玉，似石非石，此丹之质也。而世之修真者，以无象有，用铅非铅，用汞非汞，及其成而温养之，使精神魂魄，混合不离，可以长久者，此内丹也。以有象无，用铅为铅，用汞为汞者，及其成而服食之，使骨肉血髓，销铄俱融，可以升举者，此外丹也。今仲德所炼者，其内丹乎？外丹也。然世之名医，以药济人，为之汤以治经络，为之散以理中焦，为之丸以达下部，而丸或名为丹，可以愈沉疴，可以救卒暴，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延年益寿，其名曰丹，不亦宜乎！因仲德之请，以所闻者记之，俾观者亦有所省。
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西），江东之奥区也。宋绍熙《云间志》云：“华亭为今壮县，生齿繁伙，财赋浩穰。”南距海，北濒江，舳舻络绎，置有市舶务。元、明为松江府治所。三泖在府西三十五里，亦名泖湖，华亭水也。《吴地志》谓泖有上、中、下三名。上泖亦曰圆泖，南近泖桥；下泖亦曰大泖，自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中泖亦曰长泖、谷泖；下游合黄浦入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松江府》）吴仲德生活在繁华富庶与濒江近海之环境，器识胆略，非流辈所能及，随诸太监往西洋，或习俗使然也。
郑和七下西洋，规模宏大，最多时兵卒舟师多至两万余人。《赤松丹房记》关于吴仲德的记录，为郑和船队之构成提供一医护人员实例。观中外航海记录，海难与疾病为两大危险要素。高明医术的吴仲德，对于郑和船队之医护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7月，笔着参加广州大学举办之“明清岭南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提交《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已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提出郑和第二次、第六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启航的。第二次下西洋在永乐五年，该年吴仲德以名医征隶太医院，或参与了这次航海。
陈琏，字廷器，号琴轩。东莞大桥头人。洪武二十三年举人，卒业太学，授桂林府教授。建文三年，升国子助教。永乐元年知许州，移滁州，治有异效，特升扬州府知府，掌滁州事。二十二年除四川按察使，宣德元年入为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正统元年调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琏德行淳懿，以文学知名于时，学者尊为山斗，家有“万卷堂”，多秘府所无之书。景泰五年病逝，年85岁。有《琴轩集》、《归田稿》传世。
《琴轩集》有正统六年、万历四十五年、康熙六十年三种刻本。2000年，东莞市政协据万卷堂藏版康熙刻本重印，为“莞乡丛书”之一种。
注释：
[1] 郭棐：《广东通志》卷四《藩省志》，万历三十刊本。
[2] 参见拙作：《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收入赵春城、何大进、冷东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151页。
[3] 《明成祖实录》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乙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 余靖撰、黄志辉校笺：《武溪集》卷五《韶州新修望京楼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