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老

　　【作者按】去年7月9日，我与刚由外地回京的老伴商量，准备于次日再去医院看望吴老当间，却接得吴洪教授的电话，告知他爸爸、我们敬爱的吴老病逝的消息。这使我深感震悼。霎时间，我与吴老相识并受其教诲的二十多年往事，如同过电般地一幕幕呈现眼前，无法停息。在此情景下，我一口气写了近三千言的回忆文字，将附于我编完待发的一个集子后面，以示寄托。时间过得真快，转瞬吴老离我们已届满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同仁们准备做纪念专栏向我索稿，我想这是不能推托的，考虑再三，觉得当初写的那篇回忆文字颇带有些原始感情．经征得主持该刊常务的封越健教授同意，乃将文章稍作补充整理，权充其数。

　　吴老是我国德高望重、学术名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为人低调谦和，并能提携后辈。我与吴老相识受其教诲，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那是由经君健教授负责主持的有关商业史问题的小型研讨会上，大概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组织者敦请吴老给大家讲讲话（题目已忘）。会前，我走到他跟前致意。吴老客气地说：知道，知道。接着又说：头年我去美国作学术访问，带了些书去，其中你的一篇文章受到他们的注意，抢着进行复印。吴老说的文章，是指我刊登在1985年《平准学刊》第1期上的《清代粮食贸易》。在此之后，我与吴老的接触机会不少，但主要限于各种学术会议场合，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一道搬进安贞桥宿舍，他家5层，我家l6层，同在一栋楼，所以见面的机会多，聊的话题也更广了。

　　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把吴老看成是可亲可敬的长辈，每逢年节和吴老生日，都到他家拜年或奉上蛋糕、寿桃之类表示庆贺，而吴老碰到有学生、好友送来的可口食品，亦不忘分出一些与我们分享，两家来往多多，其乐融融。不过对我来说，更看重的是在学术上所得教益，尤其是遇到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难题，我自然地想到去求教吴老。比如他曾向我解释过计量和统计两个名词含义和用法，回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异同，还讨论过亚当·斯密理论和中国农业内卷化即过密化，以及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问题。1994年，我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合编过一本《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书，想请人写书评，首先想到的是吴老，并得慨允，很快在《历史研究》上见到《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宏文，从而为本书增添了名声，类似这样的事不止一件。最使我铭感难忘的，是我应全国《清史》编纂委员会之约写完《农业志》初稿后，《清史》典志组希望请吴老作权威评审。这时吴老已是93岁高龄，平时已谢绝此类请求，但当我代典志组转达诚意时，吴老还是答应了。随后，吴老不但写了详细的书面意见，还亲自打电话向我谈看法，其中特别提到全书的结构安排。他针对题目设计中有经营篇，初稿却略而不写事说：稿中既有国家政策，也谈生产、生产力，惟独省去生产关系这环节，似不完整，应该补上。我说我不缺资料，也不缺要写内容，主要是试写几次，都觉太像论文，不像志书，感到有些进退失措。吴老用鼓励的语气说，既是如此，那好办，不妨换个角度试试，不用考虑字数多少，写了再说。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思和努力，使我终于补上经营制度篇这一空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由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牵头组织，差不多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小型学术沙龙，选择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吴老年纪最大，却是论坛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每次发言都散发着学术的睿智与幽默，使聆听者总能得到收获。这里顺便讲一段与会议内容无关的小插曲。时间是2001年11月的一天，一次由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后归途中的故事。下午四点来钟讨论会散场，天空苍茫，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我与吴老及叶坦教授因同住在一处，相约结伴而行。为打出租我们在校fl口等了许久，但见人流夹着车流，来往不息，就是拦不下一辆空车。叶坦认为已临下班时间，若再延缓，也许会更难走，建议改乘公交。几经奋斗，3人终于挤上了车，又好不容易替吴老找了个座位，可雪愈下愈紧，道路也愈来愈拥挤，原来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足足走了两个来钟点，可要回家还得换车。这时三人站在道边，对着夜色和不断吹打的风雪，感到身子阵阵发紧。于是叶坦发话，先找饭馆加油，然后再想第二步。就这样，等到叶、我二人搀着吴老返家时，已是夜晚快九点了。这一年，吴老的岁数已过八十，我则六十挂零。只有女士叶坦尚且年轻，但很多决断都出自她，是三人中的主心骨。现在，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仍时不时地会引起我的回忆，不过后来的感觉已不是当时的担心害怕了（主要怕吴老在公交车上人挤环境太差顶不住和夜晚雪路行走摔跤），取代的是三代人相互帮助鼓励所带来的那种温馨和无限情意。

　　自我搬住安贞桥宿舍后，不时有些国外或来自台湾的客人造访。因为颇有些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比较随便，所以多由我老伴掌厨在家请吃。又因为都是同行，他们仰闻吴老大名，所以当其得知同住一楼时，都希望能够引见。于是我就恳邀吴老赏光驾临。吴老喜欢饭前小酌，怕我家没好酒，开始还常带酒而来。见面后，吴老便成了中心人物，除了要回答大家的问询，还不时地说些学术掌故，使场面热烈，余兴不断。后来，我老伴身体渐差，留客吃饭只好选择外出，那也要向吴老请教，因为他家客人多加上雅好美食，周围稍像样的饭馆几乎吃遍了，而且一有新店开张就去尝鲜，十分了解行情。吴老的回答不但具体，更不忘推荐某家哪种菜有特色，值得品味，我们循着指点，的确屡试不爽。

　　前些年，吴老说他正在做有关中国古代历史观方面的研究。2007年初的一天，他亲自登门送来新作《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说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实际上，此后我每去拜访，仍见他不是在查资料，就是趴在电脑前写些什么，依然没有闲暇。记得有一次，我与吴老聊起当前出版的回忆性作品。他说他也看过一些，感觉其间颇有所谈的人和事，与他当时听到看到的不大一样。我知道吴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北大上学时，面对时局，热情参与爱国救亡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作出过贡献的。随后他参加战地服务团，迨西南联大成立复学，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也有很多见闻。新中国成立后，吴老举家由上海迁至北京，供职于中央外资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并从事有关研究，直至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其如此多彩的人生中，他遇到了太多的人和事，所以当看到有人在记叙那时的事实时，很自然地会与自己听到看到的联系一起，考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其实，谈到这段历史，论时间不及百年，或仅几十年，但因各人立场和着眼点不同，即使亲身经历，在论及时也会显示差异。何况有的凭依是二三手资料，加上还有出于为亲者讳或为亲者颂，于有意和无意间掺杂些不着边际的内容，说明即使私人回忆也常有疏忽差漏，要把回忆变成信史，同样要作考释鉴定。吴老本来就是做史的，是个严谨的学者。他以亲身经历说出那样的话，更使我觉得有必要让其留下这些记忆，以便后人能从比较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不过，当我向吴老直告劝写时，他只微笑不语。据后来叶坦讲，吴老的确是在写，不过只是留给家人的生平纪实，并无发表意向。

　　去年5月，我的一本被出版社拖了好多年的《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出版，6月接到样书，便呈送吴老请求指教。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但表示很有兴趣看。不久得知他住进安贞医院，我与老伴同往探视，他一见面就说我的书，我怕他太累，有意扯往轻松的话题。待吴老仙逝，他小女儿吴洪教授见告，她爸在病中确实在看这本书，而且也有评议。但由于客气，吴洪传达的只是好话。未能亲自倾听吴老的意见，并一起作讨论，这对我应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就人生而言，生老病死，那是每位必然要经历的，但对像吴老这样谦虚、品格又好的硕学者，人们总希望他长寿、更长寿些，期盼能给大家多留下些思想文化的遗产。这也是我每当回忆起他时，总是感到遗憾的原因。吴老，我们想着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