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难遇
——回忆吴承明先生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然而这种福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指导，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在这些老师中，吴承明先生是给我指导最多、帮助最大者之一，他和我的师生情谊已有三十余年之久。
我很早就对经济史感兴趣。1978年考到厦门大学，就是专门投韩国盘先生门下攻读隋唐五代经济史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家父李埏先生指导下读了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西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可读，因此我在“文革”中开始学习经济史时，能够读到的只是1950年代翻译出版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学理论著作，如梅伊曼和斯卡兹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时，我写了不少札记和读书心得。到了厦大后，正值经济改革开始之时，经济学界对我国的个体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涤新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开始后，他首先提出对于个体经济，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要既肯定了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即集体经济中的成员，又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承认他们是具有个体经济性质的经营者。许先生的观点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于是把原来的札记和读书心得整理成《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与共同体经济》一文，寄给许先生，请他赐教[①]。1979年，厦大经济系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我忽然接到经济系一位老师转来的口信，说参加会议的吴承明先生要见我。我从未见过吴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②]，于是匆匆去到会场去拜谒。到了那里，在会议间隙时间，见到了吴先生。因为时间紧，他只是很简要地说：“你寄给许先生的文章，许先生读了，感到很高兴，并转给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朱家桢先生。朱先生读后觉得有价值，因此请我就开会之便，在厦大见见你，并转达朱先生希望你毕业后去该研究室工作之意”。我听后感到非常振奋，感谢了许、朱先生的盛意，随后向吴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请吴先生予以指导。但因吴先生这次来开会时间很紧，无法多谈，因此他叫我以后有机会来北京再详谈。这次见面，就是我初识吴先生。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待人却如此谦和，对后辈完全没有架子，因此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去求教吴先生。
1979年暑假，我和师兄杨际平到北京去看书，为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以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欤？
在这间陋室中，吴先生和我谈起如何做经济史。他说：“做经济史，必须要对经济学有较好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要进行数量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则要研究GDP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要研究经济史，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史，只学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他还说：“由于多年的封闭，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的做法和国外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你应当多读些国外学者做的经济史研究著作，特别是读原文”。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请他推荐几本国外的书，他当即推荐了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和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他说：前一本书是经济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而后一本书则是历史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两者各有千秋，都应当认真阅读，从而了解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听了吴先生的话，我即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找到了后一书。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因此我只得一边阅读，一边随手译为中文[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仅将该书第三编做完。当时这两部书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无法找到。我后来对家父谈起此书，他即记在心里。198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来昆明，为他的西南联大研究收集资料。他采访了家父。交谈中，家父谈到了此二书。易氏回到美国后，对柏金斯教授说起此事，柏氏即将其书寄了一本给家父。易氏又到书店购买了一本伊懋可的书寄给家父。家父将二书都寄给我，我才得从容读完全书。这两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西方学术著作，也是我读得最认真的西方经济史著作，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大。
1981年冬，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转到傅衣凌先生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博士学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吴先生的著作不断刊出，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震动。我迫不及待地搜集他的文章，力求先睹为快。在学习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一年前对我的教诲的深意。于是我遵照他的指教，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学得越深入，对吴先生研究的特色感受越深刻。不仅如此，吴先生精深的史学功底和优美的文风，也成为我学习的样板。因此我一直私淑他，他也时常给我具体的指导。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傅衣凌师邀请吴先生来主持我的论文答辩。自此，我也得忝列吴先生之门墙。
我博士毕业后，去到浙江社科院工作。1986年秋，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ing Society）决定举行一个中国经济史会议，旨在促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个会议包括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初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举行，主要是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讲可以用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第二次会议则是1988年在图桑（Tusan,Arizona）举行，由历史学家向经济学家讲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会议筹备者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请吴先生推荐一位中国学者，吴先生即推荐了我。1987年1月2日，我到了夏威夷，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这两次会议上，虽然我由于英文听力不佳，大部分发言未听懂，但是把会议上的文章带回来阅读，收获还是很大，开启了我国际求知的过程。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治中国经济史的中青年学者，除我之外，还有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濮德培（Peter Perdue）、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几位。这些学者都与吴先生有学术联系，后来都成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中坚。
1988年，多蒙黄宗智教授盛意，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讲学半年。当时我在杭州因为家累重，身体又很不好，加上经济窘困，因此感到犹豫。与吴先生商量，吴先生大力鼓励我去，并且主动提出借给我三五百美元，以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在当时，三五百美元是一笔巨款。虽然我谢绝了他借钱给我的好意，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谢他的厚爱。在他的鼓励下，我下决心去。这也开了为我日后往来太平洋教书的先河。
我后来在美国工作，1993年决定回国，但是希望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吴先生和方行先生等前辈的指导下工作。吴、方先生为此积极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使得我终于如愿来到经济所。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年中，有机会得更多地拜见吴先生。
在经济所工作的五年期间，有幸和吴先生更多见面，更深入地讨论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吴先生虽然是一代宗师，但是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却完全采取平等的态度。因此我们后辈在吴府上与吴先生可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即使是与他观点相悖的看法，也可以直言不讳，提出讨论。
1995年，在上海举行举行了一次中国经济史会议。会上我提交了一份题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论文，对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篇文章后改名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出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热烈回应，《读书》随后发表了数篇看法各异的读者（包括黄仁宇先生）的来信，成为一时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吴先生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研究代表了此项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读了我的文章后，和我进行了讨论，明确表示以往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事实上许多是市场问题，因此以后应当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研究，而非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他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个看法，说自己将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词汇。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表现了他晚年思想活跃不减往昔，而且更表现了他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如果自己“觉今以而昨非”，那么就不惜公开改变的观点。这是何等令人崇敬的学者本色啊！
我后来从社科院到了清华，仍然继续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爱。每逢节日或者从出国回来，都去吴府拜见吴先生，他也经常留我便饭，借以畅谈。每到那里，总见他在阅读新出的西方学术著作，手不释卷，兴趣盎然；或者是在奋力笔耕，孜孜不倦，新见叠出。他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还学习使用电脑，不久即能上网查阅资料，并和后辈同电邮。这使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因为这表现了他依然生气勃勃，心理上仍然年轻，充满活力。
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北京。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他还想多谈，但是我怕他过劳，遂告辞而去。不意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留给我无尽的哀伤和思念。
1997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文章中说：吴先生“本是性情中人，无论投身何种事业，都充满为追求真而献身的热情。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治学中达到‘不以物喜，和以己悲’的境界。……尽管年事已高，又经历了悼亡、丧子等人生不幸，但吴先生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不减当年”。这就是我心中的吴先生的完整形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我有幸遇到这位名师，是我一生的福气。他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是我在学问与人生道路上的引导与动力。对他的恩德，我是永远感激不尽的。1990年代初，台湾联经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④]；1998年我的英文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完成[⑤]。吴先生为此二书写了序言，对我多所勉励。这些序言，今天也成为他和我之间的三十余年的师生之谊的永久纪念。
注释：
[①]此文后来以《论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为题，刊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②]吴先生与家父在抗战时期都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曾有两年的同学之谊。毕业后，吴先生去了美国，遂断了联系。到了解放后，吴先生被安排到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主要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工作，与家父在研究方面的联系不多，加之他们各自在北京、昆明，相距遥远，因此竟然是数十年未能相见。到了“文革”之后，吴先生关于经济史的文章不断刊出，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家父在昆明也读到了一些，深为赞佩，告诉我要特别注意学习。因此虽然一直没有机会拜识吴先生，但我对吴先生的学问早已“心向往之”了。
[③]这些译文，后来经整理，与王湘云博士翻译的上、中两编，成为一个全译本。后来一直等伊懋可先生校阅，但他因为事冗，至今尚未完成校阅。
[④]该书经刘翠溶教授审阅通过，并提出详细意见。但是后来拖到2002年方刊出。
[⑤]该书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与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St. Martin’s Press, Inc. , New York, USA）于1998年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