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贵在通，识之于变——忆向吴承明先生讨教的几点收获
我直接当面向吴老请教开始于1987年，此前虽然与吴老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但是不在一个研究室，又是后生晚辈，虽然仰慕，但不敢打扰，因此也无缘直接请教。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我承担工商体制卷的选编工作，因为吴老当年正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工作，又正协助许涤新先生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卷，对那段历史非常熟悉，因此我想聘请他做我那卷的顾问。当与吴老说明后，吴老欣然答应。此后与吴老的交往就多了，得便就向他请教问题。2001年我搬到社科院的安贞桥宿舍后，与吴老成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交往更多了，请教更方便，因此受益也更大了。
吴老逝世以后，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以抒发胸中的怀念和感恩之情，这次应邀写纪念吴老的文章，正好了却心愿。回顾向吴老请教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只能谈几点印象最深的收获和体会。
关于计划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吴老交流最多的是关于新中国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不确定性和多变的问题。新中国前30年是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仍然是计划为主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因此，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不确定性，即执行过程中的多变和结果与计划差距很大，不仅是新中国计划的特点，也牵涉到对计划经济、计划管理和政府能力的评价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多次向吴老请教：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管理不像苏联那样严肃和完整，计划多变，且计划指标与实际执行结果几乎没有一致的，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印象里吴老是从两个方面给我讲道理的。第一，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指令性计划制定时的信息不及时、不完整甚至扭曲的原理来看，从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不可预见和控制的变化因素来看，例如天灾、国际形势，面面俱到、细化到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等微观层次的计划，肯定与实际有差距，因此过分强调计划的严肃性和不可变性，就会，削足适履，僵化管理，加剧计划经济的弊病。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变通”思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生产社会化水平太低的特点，也使得中国的计划不太具体、不太严肃，这样反而好，给予各级各个部门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只是具有了指导性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形式仍然沿用至今。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年度计划GDP指标是“老八路”（指年度增长指标连续几年都是控制在8%），但是年年突破，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有指标要比没有指标好，因为它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知道中央的想法和要求。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与吴老交流第二多的是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界对新中国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是仁智互见，褒贬不一。吴老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亲历者和最早的研究者。到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吴老的讲话有三点给我的印象最深：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有利条件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这一点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中国人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过犹不及么。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这不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吗？
关于三线建设和农民负担问题。新中国经济史中另一个评价难点问题是如何看待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众所周知，就经济效益来说，“三线建设”的投资受当时备战的影响，一是投资国防工业比重过高，二是投资地点的基础条件差，三是在落后地方又强调“山、散、洞”（即山区、分散、进洞），这三个因素自然导致其经济效益不可能高，尤其是在当时资金缺的年代，更显得不合理。当与吴老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却提出，对许多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讲经济”，“三线建设”还应该考虑到为国家安全应该支付的成本，何况这种投资对于当地来说是一种嵌入式发展，对当地的发展会带来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后来我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当年在边疆的国营农场，就豁然开朗了，明白了为什么效益不高，但是国家仍然要投资和大力兴办这些农场，因为它们同时还承担着“屯垦戍边”的国防和边疆稳定、开发的职能，因此它的投资就应该同时包括国防费、边疆社会稳定费在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国营农场不仅不亏损，甚至是最节约、效益最好的方式。又如关于新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往往成为经济学界批评的对象，在与吴老讨论这个问题时，吴老一方面承认农民负担很重，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工业化初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农民负担都很重，即使是那些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掠夺财富的国家，例如当年的日本、德国，包括当年的英国实行“圈地运动”。因为工业化不仅带来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从而从农业和农村吸走剩余，而且会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加大对农民的榨取。只是吸取的方式不同，中国是完全通过政府，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地租和商业资本。另外，用途也不一样，中国完全用于工业化和国家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积累，部分被地主、资本家消费了。
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问题。吴老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和市场。他这种转移固然与他曾经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关，但是据我观察，更多地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即与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有关。吴老曾经多次对我讲，看来，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越过，但是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超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与吴老的交流使我体会到：市场与科技一样，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的规模、发展水平也也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之一。吴老还多次讲，不能低估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水平，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政权在明清时期不断加强，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需要。从明清时期普遍出现了“永佃制”、“田底权”、“田面权”、“典当”、“绝卖”、“押租”、“买青苗”等来看，市场交易已经深入到产权处置的深度，故当时就流行着“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高度市场化，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仅仅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灿烂，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何以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化。
关于治学的方法和眼界问题。与吴老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聊天，而聊天的主要内容多是陈年旧事。其中自然多少要涉及到做人、做事。常常不经意间谈到治学的方法。吴老治学领域广博，以近代为重心，兼及当代和古代，并且十分关注国内外的经济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因此，感想也就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融会贯，他常常强调“通”和“变”。
吴老所强调的“通”，就经济史专业本身来说，包括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二是通中外之别，三是通名实之异。就是不要就断代讲断代，就中国讲中国，就经济讲经济，就文献讲文献，而是要将某一时段的经济放到长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将中国放到世界的视野中去看；将经济问题放到全局中去看，要看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将说的与做的放到一起去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外儒内法”影响至今，“观其言，一定还要察其行。”吴老告诉我：现在强调专业、深入是对的，除去浮躁之风自不必说，就目前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人来说，要求“专”已经不成问题了，并且有越做越细的趋势。这就更需要提醒大视野和博学。
吴老强调的“变”，是指万物都是在变的，时空在变，事物本身也在变。除了要有动的眼光和思维外，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和把握“变”的本质、形态、条件以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研究历史尤其如此。
我有次开玩笑地对吴老说：“有人说我写的文章有点像您，您告诉我以后怎么更像您？”吴老笑了，说，“我没有什么可学的，就是更注意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依靠归纳法，应该学会运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我的特点大概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先是学习历史学，然后又转到学习经济学，又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搞经济史，因此比较注意理论和方法，注意将文献与实际经验和感受相结合。”他又说，“搞历史研究的，一定至少要有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做基础，才好深入，例如研究经济史的，最好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仅仅靠历史学的方法，靠史料的积累和考据往往事倍功半。”这些话至今“言犹在耳”，可是吴老却已经驾鹤西去，天人永隔，想来伤感，只能将这些话作为座右铭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