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八篇
注释：
[1] 全汉升：〈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收于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页238。
[2] 庄吉发：〈清季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沿革〉，收入氏著《清史论集》第九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页225-233。
[3] 早在1876年前，李鸿章计划以公款10万两，再凑合其它华资股东，欲建一新式机器纺织工厂，专门生产洋布，并曾委派工程技术人员魏温云（纶先）实地考察，但计划始终未有付诸实行，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陈梅龙编：《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下称《盛档；6》），「黎兆棠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1876,3,9），页1；另参见谢廷庚：《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的兵工业建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高级研究生毕业论文，1968年﹞，页176。
[4] 这里的官僚化不是Webber所指的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而是指1.官方势力的深入，2.企业习染官僚保守、因循的的作风与思维。《辞海》对“官僚主义”的解释是这样的：“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5] 黎志刚：〈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3﹞，页197-240。
[6]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页82-87；本文所谓的「官僚化现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管理层权力分配。第二；管理文化方面。第三；资金来源。
[7]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陈梅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下称《盛档；6》），「黎兆棠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1876,3,9），页1；另参见谢廷庚：《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的兵工业建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高级研究生毕业论文，1968年﹞，页176。
[8] 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页274。
[9] 《捷报》卷22，1879年载光绪四年彭汝琮上呈沈保桢、李鸿章上言筹建机器织布局书，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页1037-1038。
[10] 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着：《中国近代纺织史》（2）﹝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2），总论篇，第二章，页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页1421。
[11] 根据档案显示，很可能是由彭汝琮推荐郑观应入局，见《盛档；6》，「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6,14），页8。
[12]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中译本–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90年﹞，页269。
[1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卷绪八年三月六日（1882年4月23日），页43-44。
[14]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页53-54。
[15]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篇》卷七，「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礼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收于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页526-528；事实表明，彭的作风确实有问题，例如他在末有足够的筹集资金之前，自行把初拟设用四百张的机器的计划，私自更张至八百张，见《盛档；6》，「赵吉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9,16），页13。
[16] 《申报》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39；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0。
[17] 《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页319，转引自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0。
[1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篇》卷七，「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批示」，收于《郑观应集》下，页528。
[19] 同上，页528-529。
[20]《盛檔；6》，「纪德新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七月十六日报（1880,8,21），页12。
[21]《盛檔；6》，「洋布局抵借劵据抄存」，光绪五年八月十四日（1879.9.29），页1；「虹口潘和记栈房卖契」，光绪五年六月初六日（1879,7,24），页3；《盛檔；6》，「附件：唐汝霖呈词」，光绪六年九月（1880,10），页53-54。
[22]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133。黎志刚认为中国商人资金没有充分投资于政府扶持的现代企业的根本原因，是商人产权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所致，可谓一针见血。见黎志刚：〈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收于氏著：《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页234-235。事实上，官僚派系于新兴企业中的权力过大，往往发生滥权现象，更甚是官督商办企业存在国有化风险， 加上商人即使拥有股权，但企业的核心决策权掌握在官僚代表手中，股东没有投票权自难以吸引投资者。
[23]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13；《盛檔；6》，页2，编者谓：「史花楼，史兆霖，盛宣怀亲信。」
[24] 同上，页13-15。
[25]《申报》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39。
[26]《盛檔；6》，「赵吉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9,16），页13；《英领事商务报告》1881年分，第2篇，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41。
[27]《益闻录》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 页1040。
[28]《盛檔；6》，「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6,14），页8。
[29]《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扎文》，《郑观应集》（下），页530。
[30] 经元善：《居易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2，页36。
[31] 黄逸平：〈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19；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11-212。
[3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篇》卷七，「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批示」，收于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页530；黄逸平：〈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交流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页119，易惠莉：《郑观应评传》，页211。
[33]《盛檔；6》，「龚寿图致盛宣怀函」，光绪七年五月（1881,6），页36。
[34]《盛檔；6》，「史兆霖致盛宣怀函」，光绪七年七月十一日（1881,8,5），页45-46。
[35]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19-22。
[36] 见《领事许士188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收入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页615－616页。
[37]《盛檔；6》，「史兆霖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八日（1880,5,6），页5。
[38]《盛檔；6》，「附件：彭汝琮致郑观应函」，光绪七年九月六日（1881,10,28），页57。
[39]《盛檔；6》，「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七年九月十五日（1881,11,6），页59-60。
[40] 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37。
[41]《盛檔；6》，「赵吉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七月初一日（1881,8,6），页10。
[42]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页211-212。
[43]《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初十日─十二日，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41-1048。
[44]《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徐蔚南：“上海机器织布局始末”」，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54。
[45]《申报》，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48。
[46]《关册》1880年分（上篇，页7），总论，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50。
[47]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3。
[48]《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徐蔚南：“上海机器织布局始末”」，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页1054；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5。
[49]《盛檔；6》，「彭汝琮致郑观应函」，光绪七年九月六日（1881,10,28），页57。
[50]《申报》1880年11月17日；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5。
[51]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5，该部份的撰写人张国辉、汪敬虞等认为，经元善是因此而离开织布局，但从《盛档；6》的档案所见，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只能视之为相方冲突的导火线之一，而有关局人的人事纠纷，下文将继续探讨。
[52]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4。
[53] 同上，页275。
[54] 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收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286。
[55] 郑观应：《致容纯圃星使书》，收入《郑观应集》第540－541页。
[56]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26。
[57] 郑观应：《致容纯圃星使书》，收入《郑观应集》下，页540-541。
[58]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电报、织布两局现在办理情形》，《郑观应集》下，页1022-1023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申报》1884年1月12日《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
[59]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电报、织布两局现在办理情形》，《郑观应集》，页1022－1023。
[60] 经元善：《答友人论沪市情形之关系》，收入《经元善集》第49页；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25-26。
[61]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27，其认为：「这个消息严重打击了郑观应等人，因为织布局原计划生产细布和粗布两种布匹，要是不能 生产细布，由于粗布市场狭小，原料耗费大，织布局必将难以经营下去。」
[62] 陈慈玉：〈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背景、经营方针及其它有关问题的检查〉，《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页744。
[63]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页273-274。
[64] 有关1883年上海金融风暴的详情，可分别参看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收入氏着《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页571-593；全汉升：〈从徐润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年﹞，页777-794。
[65] 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 （2），行业篇，第二章，页7。
[66]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319－320页。
[67] 《致盛杏孙观察》，《郑观应集》（下），页1005。
[68] 《盛檔；6》，「郑观应致李鸿章函」，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1884,2,15），页66。
[69] 同上。
[70] 陈锦江误以为盛宣怀是于1887年的改组才加入织布局，详见Chan K.K, Wellingto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82，但从档案数据显示，早在1884年盛氏已经以会辨的身份入局，并指派经元善着手整顿局务，详见《盛档；6》，「经元善致盛宣怀咨」，光绪十年七月初十日（1884,8,30），页95。
[71]《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九月九日（1884,10,27），页97。
[72] 经元善：《经元善集》，「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页287。
[73]《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84,11,13），页106-107。
[74]《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84,11,13），页106-107。
[75]《盛檔；6》，「布案驳议」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76]《盛檔；6》，「薜福成致李鸿章」，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三日（1884,11,10），页105。
[77]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0-31。
[78] 经元善：《中国纺织创兴原始记》，《经元善集》，页287。
[79]《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4,12,29），页108。
[80]《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页106。
[81]《盛檔；6》，「李鸿章致郑观应电」，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2,16），页67。
[82]《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4,12,29），页108；《盛檔；6》，「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5,1,14），页110。
[83]《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84,12,29），页109。
[84]《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85,3,1），页113-114。
[85]《盛檔；6》，「李鸿章致郑观应电」，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2,16），页67。
[86] 苏舜卿：《从买办商人到实业家–徐润（1838–1911）研究》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1年，页79-83；全汉升：〈从徐润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页777-794。
[87]《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85,3,1），页114；《盛檔；6》，「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85,3,5），页115-116。
[88]《盛檔；6》，「李鸿章致郑观应电」，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1884,2,16），页67。
[89] Raymond E. Miles and Charles C. Snow,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Stanford Business Classics, 1979.
[90]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6。
[91]《盛檔；6》，「郑官应致李鸿章电」光绪十年2正月二十日（1884），页67；《盛檔；6》，「郑官应致盛宣怀函」，页108。
[92]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2。
[93]《盛檔；6》，「上海县钞奉傅相札饬」，光绪十四年（1888），页143。
[94]《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徐蔚南：“上海机器织布局始末”」，收入《中国近代工业史数据》第一辑下，页1054。
[9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04。
[96]《盛檔；6》，「马建忠致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8,19），页153。
[97]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页1498。
[98]《盛檔；6》，「马建忠致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8,19），页152。
[99] 黎志刚：〈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1885〉，收入氏著《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页185。
[100]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页1498。
[101] 严中平：《中国棉纺史稿，1289-1937》﹝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页90；《捷报》，1888年6月15日，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55。
[102]《字林西报》，「论上海机器纺织局内大概情形」，光绪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3。
[103]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7。
[104]《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机器织布总局启事」，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59；织布局于1889年12月24日开机试识，并于4月17日正式投入生产，详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7。
[105]《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上海，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3。
[106]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7。
[107]《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上海，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3。
[108]《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上海，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3。
[109] 《关册》，1890年分（中文版，页69），上海，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0-1061。
[110]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7。
[111]《字林西报》，「论上海机器纺织局内大概情形」，光绪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3。
[112]《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牛庄，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6，其谓：「纱，入口276担，值银4,670两；布，510匹，值银1,463」
[113]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3。
[114] 转引自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6。
[115]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7。
[116] 仁济和保险公司，由分别由1876年成立的仁和水险公司及1878年成立的济和水火险公司于1886年合并而成的商办企业，投资者主要有徐润、唐景星等买办，与李鸿章有密切关系，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页1506。
[117] 《捷报》，1891年5月22日，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1；《盛檔；6》，「上海机器织布局向仁济和借款凭执」，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1890,9,14），页155。
[118]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页1428。
[119] 《捷报》，1891年5月22日，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1；《李集》电稿13，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马建忠致李鸿章电，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2；此时马建忠入局，对局务大加整顿，但不久之后，马建忠又被撒换，再派直隶官僚杨宗濂及其弟杨宗瀚入局，杨氏兄弟出资20,000两，再以织布局的名义向盛宣怀旗下的钱庄借100,000两，详见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5。
[120]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分，上海，收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62-1063。
[121]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页280。
[122] 陈伟宁：《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华盛纺织总厂》，页3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8。
[123]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79。
[124]《盛檔；6》，「瑞生洋行订购纺纱机器合同」，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1893,7,25），页169-170。
[125]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页280。
[12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页90。
[127]《盛檔；6》，「盛宣怀致朱鸿度函」，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二日（1893,8,13），页178；《盛檔；6》，「斯立诚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1893,10,6），页195-19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页1428-1429。
[128]《盛檔；6》，「织布局被焚时收支清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日（1893,10,19），页202。
[129]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80。
[130] 顾柏荣：〈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收于《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25。
[131] 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页280。
[132]《马建忠致李鸿章函》，《盛档；6》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
[133] 關於織布局經營環境和發展趨勢的數據，請參看附表1-7及附圖1-3。
[134] 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页82-87。
[135] 科大维（David Faure）：〈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页61-72。
[136]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04-105.；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14-129。
[137]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