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八篇

    

  19世纪中叶,正值自强运动方兴之际,此阶段主要是以模仿西方的生产技术,采用新式机械为手段的改革,以达富国强兵之效。[1]不久,洋务派的注意力遂由军事改革,扩至贸经济发展,致力于新式工矿业建设。[2]上海机器织布局即在「分洋人之利」的思想下应运而生。[3]

  中国第一家具规模的本土新式纺织企业–上海机械织布局于1878年底,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建成。最初,李鸿章对企业的干预较为节制,由商人主导企业运作,官方只派员协助管理,但随着创办人彭汝琮的失败,企业「官僚化现象」[4]开始出现,到郑观应接管后,又面对与官僚派的派系冲突,郑氏遭排斥因而离开,此后官僚派系大权掌握,「官僚化现象」日渐扩大,官方代表势力日益横行,而商人代表力量日趋薄弱,而官僚派不懂商务,令商人却步,使得李氏要直接干预企业事务,才稍有起色,但官僚效率较低,判断欠准,令企业发展受到阻碍。

  以上情况,是清季「官督商办」企业的典型问题,轮船招商局也有相近的命运。[5]陈锦江的研究指出,官督商办企业每每有逐渐官僚化现象。[6]本文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早期发展经过为个案研究,阐明中国第一代新式企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第一节 织布局的筹建及草创时期的艰困

  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计划以公款10万两,再凑合其它华资股东,欲建一新式机器纺织工厂,专门生产洋布,并曾委派了工程技术人员魏温云(纶先)实地考察,但因种种原因,计划始终未有付诸实行。[7]中国第一家俱规模的机械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要到1878年底,才在「官督商办」模式下筹建。

  1878年10月5日,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彭汝琮(器之)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始创人,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目前只知道他曾为四川候补道,后来因故被革除,其活跃于新式企业及集资活动。张国辉认为他可能与上海怡和洋行关系甚密,其建议建立资本主义企业的构思,很可能从怡和洋行中抄袭过来。[8]

  彭氏分别向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及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交涉,拟订了8条厂章程和24条预算细目的具体方案,请求官方给予工厂享有与外商同等的税务优惠。[9]按照计划,纺织工厂将是一家兼营轧花、纺纱、织布的纺织厂,初期资本为50万两,布机共480台(后增至800台),并扬言半年后棉布的年产量可由26万增至45万匹,预期盈利由9万两升至15万两,预计红利可达30%。[10]彭氏声称已有筹集足够资金的把握,无需官方在资金上提供协助,无论对投资者,抑或是洋务派官员来说,计划似乎有一定的吸引力。

  既然创业者已有一定的把握,为何他又主动向官方请求保护,引入官僚势力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日营商环境的配套建设仍然缺漏,企业产权末得到充分的保障,现代的商业法仍末建立,而且不少顽固分子坚决反对引入西方产物,若没有官方力量荫护,贸然兴办新式企业,必然会寸步难行。揆诸当日情况,这不止是织布局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近代工业或企业所遭遇的困局。彭氏的用意,是时势所使然。

  李鸿章既早有办厂之意,又无需投入额外资金,双方一拍即合。李氏确认彭汝琮为新企业主持人,并选派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出任会办,协助彭氏,又委任太古买办卓培芳、上海绅商唐汝霖,以及候补知县长康等人为协(帮)办,成立一家新式的股份制公司,命名为「上海机器织布局」。[11]当时虽末正式提及「官督商办」一词,但官僚力量已经深入企业组织和核心决策,如此,商人的力量很可能终沦为次等,此时企业明显已具「官督商办」的特质。[12]

  稍后,李鸿章上奏朝廷,正式为织布局取得「官督商办」的地位,他说:

  「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疋,冀稍分洋商之利。」[13]

  上文清楚说明李氏支持建厂的目的,他针对性地把发展重点放在织布部门之上。限于建厂者的认识,没有了解到市场对纺纱的需求,错误投资在织布部份,即使在十九世纪,机器纺纱已经家传户晓,但机器织布仍未能渗透进每个农村。。[14]官员考虑问题只知从政局着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必有灵敏的市场触角,此埋下了日后企业长年亏损的伏笔。

  1879年初,建厂工程正式启动,但甫开始即出现严重分歧,彭汝琮与郑观应二人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最后,郑氏更向李鸿章请辞,并指彭氏久未兑现筹集股本的承诺,又谓其表现急进独裁,在厂址及订购机构等重大问题犯了严重错误。事实表明,彭的作风颇受非议,他在末有足够的筹集资金之前,自行把初拟设用四百张的机器的计划,私自更张至八百张,即属一例。[15]

  彭氏所为,彻底动摇了股东的信心,1879年4月,《申报》报导当时传出一些广东商人打算退股另起炉灶的不利消息,[16]据说他们意图在道四(Dow’s),即黄浦江岸边开办棉织厂。[17]这无疑是对刚成立的织布局予以沉重打击。

  至此,李鸿章狠批彭汝琮,[18]其谓:

  「彭革道汝琮,人素荒诞,去冬(1978)禀请承辨机器织布局事务,本大臣甚不相信。」

  又谓;

  「是彭道(汝琮)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19]

  数据显示,彭氏原来所订购之机器、房屋等资产多属失误,一概不能使用,影响极大,局方不得不重新作部署。[20]

  1879年7月24日,郑观应代表局方经由广南洋行作为中介,以32,000两购买上海虹口下海埠地区原属潘源昌的和记栈房作为基地。因缺乏资金,由帮办唐汝霖垫支。[21]唐氏借出32,000两,解燃眉之急。

  事实上,在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垫借款项是相当普遍现象,「法人」观念尚未明确,反映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筹集资本的困难及制度欠缺规范的特征。[22]对企业而言,长期依赖垫支实非久远之计,适逢史兆霖入局,[23]建议向盛宣怀(1844-1916)主持的企业借款。盛、史却因私人恩怨,骗去唐的地契,令处境更为堪虞。[24]

  自筹办年多以来,织布局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本由彭汝琮一手筹组的企业,且官方又末有提供任何资本,彭氏的成败,应与他人无关,但因企业已引入官方力量保护,又涉及到李鸿章的名誉,亦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李氏绝不会不闻不问。1879年12月,李鸿章终下决心,撤换彭氏,改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担任总理,并增派海关道出身的吴仲耆、道员龚寿图等人入局。[25]

  后来,又未见起色,只得再次改组。[26]1880年,李鸿章又委任侯补道翰林院编修戴恒总理局务,[27]但由于戴、龚等人未具备实业经验,故李鸿章再次邀请郑观应重返织布局,与戴恒共掌局务。郑氏当日离局实出无奈,他曾写信予盛宣怀道:

  「奚如织布局事,弟才力俱薄,不敢滥芋,前经彭器翁(汝琮)贸然禀请会办,分不膀其任,既已禀辞,不应预闻其事,惟大局攸关,中外仰望,倘有所知,若蒙知交下问又不敢缄默,以期千虑一得之效耳。」[28]

  李鸿章任命他与戴恒共同出任总办一职,并在扎文言道:

  「照得本大臣拟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招商试办,前经照会戴编修并饬令龚道寿图、郑道官应等分别办理局务在案。……查郑道官应才识并优,条理精密,久为中外商民所信服,若责成专精经理,当可渐收实效,应饬该道总办局务,常川驻局,将招股、用人、立法诸大端实力经营,仍随时与总办局务戴编修及会办局务龚道等和衷商榷。」[29]

  郑氏再次入局后,并提议邀活跃于新式企业的经元善(1841-1903)入局。[30]随后,进行了一连串变革及集资活动。[31]而戴恒等人因欠缺经营知识,实权渐落入实业派的郑氏手中。[32]

  尽管官方出手左右局务,但新管理层为商人背景,过度的官僚化的现象未深。新管理层上任后,提出全新的发展蓝图,对企业旧资产作重新估值。新管理层以4万两向旧人提出全面收购,而彭汝琮、唐汝霖等认为应值7万余两,[33]认为即使支付4、5万两,也不足填补当日对局补贴。其实,企业并购应在相方同意下方能成事,但李鸿章逼令彭离开企业,使其失去谈判筹码,无法在平等基础下交易。此反映当时对产权保障欠妥,营商环境末完善的现象。彭汝琮、唐汝霖、盛宣怀和史兆霖等人都是受害者,[34]而郑观应也同样有所损失,但他是旧局人员,亦是新局主持人,身份尴尬,不得优先考虑局方利益。[35]

  在官方的干预下使新旧人事交替,但基于复杂的利益关系,令局务未有任何进展。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贸易报告》中写道:

  「看来这个公司正在向美国购买其工厂的全部设备,然而直到我撰写此报告上报之日(1882年8月)为止,尚无开始建筑工程的迹象。在属于老公司的场地上造了一个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现在长满了野草,显出一幅荒凉的景象。」[36]

  值得一提,事件对彭汝琮影响至大,几无法在上海立足。[37]彭氏遂向郑观应建议将虹口地基及建造机器房屋等资产,以吕宋票(即类似彩票)的形式发售,建议每票收六元(洋),总共合计15万元,将织布局的资产全数给与中头彩的人,[38]希望可减少自身的损失,但终没有得到郑观应的许可。[39]

  正如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指出:

  「19世纪的中国还缺乏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其它条件。中国有高度发展起来的成文法规,但却缺少抽象的财产关系或非人格化契约的法律条文。私人的商业财产很容易受到损害,并缺乏中世纪晚期西方城市所提供的那种起码的商业保护。」[40]

  简言之,织布局主要是依赖个别「人事」支撑企业的运作,企业组织不成熟,作风官僚,加上法律未能保障产权,这都是当时企业的普遍问题,反映了洋务运动的性质,就是见步行步,没有全盘计划,末有发展有关配套的「软件」。

  纵观建局初期,在「官督商办」的制度下,官方力量尚算克制,商派仍然能够掌控局内业务,官僚化现象未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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