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八篇
第三节 正式营运：1887年的改组与投产
李鸿章作为企业策划人，角色是保护织布局利益及人事任命，对于资金来源、股份分配，则主要依靠商人决定。经过近十年筹备，仍未取得突破。随着洋布、洋纱的进口数量不断扩大，外商要求在上海地区开设厂声音逐渐增加，[90]使织布局前途更显堪虞。
在「官督商办」经营下的织布局，明显缺乏明确方向，前路茫茫。局人遂开始探讨织布局应否考虑引入外资等方案。美商旗昌洋行曾表示有意入股，但碍于引入外资与洋务企业原则相左，故不被接纳。[91]李鸿章乃决意重新整顿织布局，以图创一番新气象。
首先，李鸿章于1885年重新委任了官僚派的龚易图、龚寿图整顿织布局，年多以来，进展不大，[92]直到1887年7月，企业再次改组，新局从旧局接收机器、地基、码头等资产约值廿余万两，[93]并且委任海关道龚寿图的胞弟龚彝图入局，官僚派再一次主事大局。同年7月27日，织布局在《申报》刊登启事，锐意整顿。
现简略可归纳为以下十点：[94]
1）与前局划清界线；
2）更换新股，每股票额为一百两；
3）老股每股酌加收三十两（原每股是一百两），三个月内换新股票，否则作废；
4）局用每月不得过银三百两；
5）千股以上新股东公举一人司理内柜锁钥；
6）公举公正明晓局外董事稽核月结；
7）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
8）厂中诸事责成丹科专理；
9）决照西法剖定每日工作时间；
10）购机四百张；
第4、5、6、7项措施，主要针对管理人滥权亏空，至于第1项，是代表公司锐意改革，力图挽回市场对公司的信心。第8、9、10项，则是学习西方企业模式，以期改善工作效率。
为增加收入，乃推出第三项措施，即间接进行30%折扣。到1888年7月9日，企业从2900张旧局所发行的股票加收30两附加费，共收得4万8千余两，[95]不愿交者则以旧股3股折合1新股。[96]此对于旧股东不免造成损害，故他们在《申报》发表声明，批评此法，他们认为此举标志着官督商办企业的矛盾表面化。[97]及后，官僚派的龚照瑷、龚易图、龚寿图等人纷纷购买股票，又注入十余万两，[98]官僚势力持续扩张。
不难发现织布局与最大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处境颇为相似，李鸿章一改让商人经营权及财政自主方针，加强官方的影响力。[99]当时，企业过度的官僚化的情况愈见明显，而亏空问题也没有改善。官僚派的龚易图主持间再次发现亏空，龚氏更意图把亏空转嫁股东，引起轩然大波，使到企业内的官僚派与实业派的矛盾激化。[100]
1888年，企业财政稍有改善，立即于原来由郑观应以每亩50元购买的上海杨树浦河地基上建厂，[101]厂房面积280码，长250尺，宽80尺，楼高三层，位置前临马路，后依黄浦，靠近上海租界。[102]织布局设有立炉5座、小立炉一座、500匹马力引擎1具，[103]又安装7年前丹科所订购的200台织布机及40台纺纱机，经近十年的筹备，终于1889年底投入运作。[104]
其后，又分别在上海设立纺纱与织布两厂，企业实行横向扩展（scale out）的方向，纺纱厂由候补道唐松岩担任经理，资本为29万两，初时共有92部机器，每架机器有纱若干锭，聘用西方技术人员二名，日本技师十人，中国职工六十人，[105]第二年工人人数达800人。[106]纺纱厂所纺出棉纱是利用纤维较长的棉花作为材料，当时有人认为其质素可与印度棉纱相提并论。[107]有据估计每日最多可产六千磅棉纱。[108]另方面，织布厂则依照英美两国之原布而织，[109]开工后二年，每日可成布约200匹。[110]产布每匹长40码，宽30吋，重40磅，款式适合华人穿着。[111]1891年，产品已广为流通，当年出产棉纱，市值17两一担，布约值2.7两一匹。[112]但受早年投资错误所累，纺纱厂所织棉纱只能供应45台机生产，织布厂已安装200台织布机，每日只产40余匹布，实际投产机器只有1/4，[113]造成资源错配。如不是当年犯下了如此低级的错误，试问企业的成绩，又岂止于此？尽管如此，纺纱事业前景理想，当时外国观察者有这样的评价：
「（《海关报告》）杨树浦的机器纺纱局……生产的棉纱是高质量的，比孟买纱白，或许质量也更好些。企业是支付股息的，前景甚为美好。确实，纺纱看来是在各方面都超过织布的较好的投资项目。」[114]
1887年后，业务稍有起色，随即不断进行扩充，惜再次发生亏空，产生不明朗因素。官僚派的龚易图更打算向德商泰来洋行借款，填补亏空，此消息外传，遭到商派股东的强烈责难，[115]此举令企业的信誉再受打击。
1890年，李鸿章促其属下多间企业借款以解资金短缺。同年9月，仁济和保险公司[116]从外国商企及其它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筹款，以仁济和名义借款，双方订下了还款期及利率，仁济和付年息五厘，而局方向仁济和付年息共六厘，由股东担保，贷款总数共计30万两，主要用作扩建工厂及作为流动资金之用。[117]在李鸿章协调下，又加拨10万两官款，再加上其它洋务派官僚纷纷投资，到了1893年为止，累积达265,000两，占资本约三分之一。[118]
此后，局方流动资金稍稍宽裕，官理层便积极拓展业务，添置机器、加大投资额。1890年，李鸿章委派亦商亦官的亲信马建忠（1844-1900）出任总办，[119]同时，又委任了官僚派的候补道杨宗濂（藕舫）担任公司的经理，[120]这是李鸿章委派管理层的做法，他一方面委派具有营商经验，特别曾任外国洋行的买办，或在洋务企业中任职的商人加入企业，如郑观应、经元善、马建忠等人物。同时，又加派官僚背景人士，以官方代表的身份参与局务，例如龚氏兄弟、杨宗濂等人，以制衡实业派，防止商人势力过盛。籍此制衡实业派，李氏运用了分化管理策略（Divide and Rule Tactics），防止其中一派的权力过大，以求达至「官」、「商」两派势力平衡。当然，李氏的做法显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多于商业的决定。
到1893年为止，布机由300台增至530台，纱锭达35,000枚，实际投产织布机300余台，纱锭27,000余枚。工人人数增加至4,000多人，据估计如日夜开工，最多可生产出600匹布，且产量有逐年上升趋势。产品主要是集中于上海地区，同时亦销售到牛庄、福州、重庆等地。
1893年，每月可获1万2千两盈利，利润尤其集中纺纱部门。[121]1893年的前十个月红利已达25%，并向股东发放股息，[122]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且被外国考察者喻为「上海最大的工业企业」。[123]
与此同时，该企业积极拓展生产部门，杨宗濂代表局方向瑞生洋行订购机器，[124]计划开设名为「同孚吉」的附属工厂。[125]1893年夏天，李鸿章因受丰厚利润吸引，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部门，责成出使英国大臣薜福成购置所造14、15支纱的纺纱机百部，[126]计划每天纺纱50包，每包重400磅，照比例配搭轧花、清花、并条、粗纺、精纺、打包各机件，安排一名总工程师来华以助扩张。[127]
织布局经近十年筹设，终在1888年正式生产。从1888年到1893年间，局务初见起色，当时官商于局内的投资已逾百万两。当正要大展拳脚之际，1893年10月19日却意外失火，[128]机器、厂房付之一炬，局内资产损失近80万两。[129]
棉纺织厂属高风险行业，故实业派的郑观应及马建忠等人已注意到购买保险的需要，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创设本为洋务企业服务（主要是轮船招商局），织布局向其投险自是理所当然。事情的发展却非如此，学者顾柏荣指出在官僚派的杨宗濂主持期间，其认为保险是虚糜开支，因而未有购买保险，终因厂房失火以致损失惨重。[130]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引述《北华捷报》1893年10月20日的报导，其指出「主管官员推断保险是浪费钱财，以至于在旧章程期满的时候，他仍没有修改，结果当他发现起火的时候，几乎纵入火中尤为令人诧异的是织布局并未投保火险。」[131]
其实，早在1890年马建忠受命调查织布局经营状况时，就曾将织布局未保火险列入其改进织布局工作的二十条建议之一。[132]讽刺的是，布局与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关系密切，同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仁济和亦是布局的债权人，但局方却没有购保，可见官僚出身的企业经营者，不懂商务、目光短视，而此时官僚的势力早已压到实业派，此令企业遭到不必要的打击，企业最终亦因失火而破产。此实为企业官僚化下的一大困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