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八篇
第二节 停滞不前:1880-1887年间织布局的困境
织布局自1880年改组后,最迫切解决的是融资问题。官僚派的戴恒、蔡鸿仪、李培松以及商人背景的郑观应等各自认购5万两股。他们又效法轮船招商局,向官方请求拨发10万两官款以充实企业资金,[41]但终未得到李鸿章、刘坤一等官员的响应。[42]既无法求得官款,公开招股是唯一可行办法。
1880年10月,连续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上海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43],计划招股40万两,后又增至50万两(每股百两,计一万两)。[44]不足月余,已筹得30万8千6百万两。[45]舆论一般认为,只要经营得当,前景定能合乎创办者愿望。[46]可是到了1881年底,集资工作后劲不继,只得35.2万两,远远无法达标。[47]这是由于企业信誉尚未确立,以及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因素所致。
是次招股后,局务仍然停滞不前,直至1887年为止,仍未能正式开机生产。[48]个中原由,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困于人事纷争。彭汝琮主事时,局务久未进展,个中缘由,是人事不济之故。[49]当新人入局,原以为有一新气象,但同样受到人事困扰。1880年底,局人在招股方向上产生分歧。郑观应、经善元等人主张公开招股,并在通商口岸、内地城市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设立36个代收股份机构,详细公报入股手续,[50]官僚派的戴恒、龚寿图却担心商股太多,影响他们在局内势力,故极力反对。最后双方争持不下,实业派系受到排挤。[51]与此同时,官僚派的龚寿图等人对实业派进行大肆攻击,他们指责郑氏把企业资金当作其私人财产,并扬言在郑氏领导下,失败已露端倪。[52]受到官僚派挑起的人事纠纷,郑氏只好再一次离开织布局。龚氏得势不饶人,再向李鸿章弹劾郑亏空,郑氏最后也没接受清查,亦没足够证据入罪。[53]
随着实业派的郑观应去职,戴恒、龚寿图等官僚派系掌握了大权,企业的作风愈渐浮夸,官僚习气日重。若细心观察,局内长期的人事争执,不外乎是局内的实业、官僚两派对不同作风引起。官僚派对于企业经营不甚了解,且观点往往非从经济角度考虑,没有顾及成本效益,造成了不必要阻碍。
第二;错误判断织布技术。戴恒等人乃官僚出身,郑观应虽久任买办,但他对纺织技术所知亦有限。他虽是「洋布自织论」的倡创者,但他对于具体纺织技术的了解,不过是通过李鸿章送来的《泰西纺织事略》一书,对新式棉纺织技术一知半解。[54]
织布机器种类复杂,且不同类型的棉花有不同特性,譬如美国、印度棉花纤维较长且较柔软,而本土棉花纤维较短且较为粗糙,故须配合专用机器才织出合适的棉布。织布局应选用何种机器,局人并无实际了解。事实上,外国输华产品主要是细布(包括原色布Grey Shirting;白色布White Shirting),大多是以美国棉花作为原料。
为此,郑观应欲寻求容闳的协助,他说:
「……所虑者,中国棉花不及外国棉花丝长而性软,所雇洋匠不及外国洋匠工巧而艺精。素悉执事在美有年,留心实学,祈代选聘一在织布厂有历练,有名望之洋匠到沪商办,拟先寄华棉试织如何,倘织出之布不合销,或所商意见不合,其往来舟资及按月照给薪水、伙食外,另给薪水两月,作为罢论。」[55]
郑观应接手后,曾将本土棉花送往英国进行实验。1881年初,英国厂方把样品寄回中国,得到正面回复。[56]同时,郑氏请驻美副使容闳(1828-1912)安排美籍机器工程师丹科(A.D. Danforth)来华,并带中国棉花返美实验。[57]丹科建议必须先改造机器方能生产出洋布,[58]其谓:
「中国棉花虽依产地而有所不同,但总地来说,毛短则是共同的。因此,为使用长毛美棉而制造的欧美纺织机,如果原封不动地使用,则以中国棉花为原料,我看任何种类的洋布都不可能织出来。然而欧美现有的纺织机,若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棉花的性质,则用短纤维的中国棉花,或许织得出洋布的某一种类型。」[59]
丹科扬言已解决技术问题,并声称可用中国棉织出较细的棉纱,又于1882年初代表局方与美机械制造商签订合同。[60]1882年夏,织布局派翻译梁子石赴美,发现生产技术与机器组合只能生产粗布,发现丹科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61]粗布在华的市场偏细,难以与土布竞争,此错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另外,机器迟了一年才运抵上海,拖慢开工进度。
中国缺乏技术人材,不得不依赖外国人,但从上述所见,丹科并不可靠,而织布局未有全面调查下,错误订购机器,不但浪费时间,更打乱全盘计划。陈慈玉指出,中国所产的棉花多属纤维细短,不能与洋布直接竞争,而织布局的经营方针是为了生产洋布,故厂内设施(例如纺纱部份)都是为织布而设,随后洋纱大量输入中国,才改变方针大力拓展纺纱部门。陈慈玉认为,1882年织布局大量订购织布机造成浪费,完全是管理层缺乏眼光所致。[62]
第三;筹集资金困难。早在彭汝琮主持期间,招股集资已显得一筹莫展。1880年夏,局人对官款抱予厚望,但终未成事。[63]郑观应主持间,遇上了上海金融风潮,[64]原已招的股本有14万两未能兑现,对企业造成打击。[65]1883年下半年,原来价值100两的股票跌至70两左右。[66] 郑观应认为「沪市九月底以后依然栗碌,一时难望和平」[67]。此时他已心灰意冷,故在1884年,郑下定决心离开织布局,并应兵部尚书彭玉麟邀请,赶赴广东,参加中法战争。其谓:
「前经两奉左相扎谕,赴粤听候彭营差委,并奉宪台饬知,惟职道现与盛道、唐道整顿商局事务……今商局各事妥定,独织布局资本不敷,押款多未清楚,常虞中止,有负委任。且职道现须专注商局,力难兼顾,因与盛道、龚道等通盘筹划,另拼巨股殷商入局主持,伏祈恩准电谕盛道督办,庶危贻误,职道俟各事俱有头绪,即当遵谕赴粤,约在月杪,应请赏假两月,悚切禀闻。」[68]
1884年5月21日(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郑氏遂向李鸿章推荐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入局。[69]盛接受了邀请,以会办的身份入局接替观应,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70]盛入局后致力整顿财政,并委托经元善清理帐目,[71]力图压止织布局股价下跌。[72]经元善发现龚寿图存有大量亏空,直至1884年5月中旬,龚已亏空三万余两,消息令人震惊。[73]
龚氏兄弟入主后,一度恢复了招募新股和整理旧股等措施,旧股原为50万两,但实收银352,800两,其余147,200两则是各项股票存局作为押款,35万两现金中有21万两用作购买机器,而14万两则用作投资于各项股票,或放款借出收取利息,并无留作储备,龚氏乘机亏空了三万余两。经元善向李、盛作详细报告。[74]龚氏却反指经氏的调查不公,涉偏袒郑观应等实业派之嫌,为此,经氏写信向李鸿章解释道:
「……催追各欠最易遭怨,售变押件亦易滋疑谤,自揣本难胜任,只以仰奉明谕,勿避劳怨,盛道宣怀亦连函敦勉,是以不敢固辞。……不意龚道乃诬以侵挪,指为陷附,竟与偾事之郑道并论,巧为构陷,所禀侵挪一节,幸有帐目,不难立时辨雪。而数月来,所筹收束事宜,如迭次开报拟办法,酌量欠户减缴,或票或银分别等差及亟收股票以轻成本等事,本皆不得已权宜之事……迭经禀蒙宪鉴,乃龚道非不深知,而偏欲据此为罪状。外间闻之,必且谤读沸腾,司员必将无解于浮言,而局事亦必无可收拾。……仰祈中堂俯垂鉴察,恩准撤销织局差委,另委员绅接办,俾得稍安愚分。」[75]
1884年11月,薛福成(1838-1894)从盛宣怀得到消息,向李鸿章建议撒去龚氏职务,对此薛福成谓:
「昨接杏荪(盛宣怀)观察来函,论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事,似在事诸君多因畏避龚仲人(龚寿图)而诿卸者。龚仲人系霭人(龚易图)廉访之弟,其浮夸挥霍之习,霭人亦深以为病。前在山东颇知之,凡办一事,数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搅之而有余。龚如在局,恐又致散场,最妙莫如撤去,否则勿假以事权……」。[76]
李氏最后听从薛福成的建议,暂缓龚氏等人职务。表面看来是实业派的胜利,但李氏与龚寿图关系密切,一方面调走了龚寿图,却没加以追究,反留在身边,照顾有加。同时,李责成实业派的经元善继续整理财政。[77]鉴于企业的财政异常混乱,又无法有效集资,经氏乃向李鸿章提出:
「……在外本股,只剩二十二万数千矣。合之定购已到机器,及基地造栈房一切实用,综核数目不相上下,遂据实真复。并筹议善后,请拨借官款十万两,再请通饬十处关道,各借存款三万两,分作十年拨还。另举颠扑不破之员,谨慎克苦办理,以保全各老商之股本官利,藉孚信义。此禀未蒙批示。乙酉因事赴津见傅相,大骂轮局总办跋直飞扬,布局总办假仁假义,并顾余曰,你亦布局董事难辞咎。余对以司员与戴、龚意见难合,早经告退,此次之偾事,龚、郑多龃龉所致,龚之无理取闹,同人共知,龚恃官总可制肘,由戴单衔所禀准,穷源竞委戴为祸首。相曰,戴恒是个翰林,你如何同他计较。余闻言深讶之。」[78]
李鸿章对于官僚派多加庇护,令整理财政举步维艰,又巧遇上了上海金融风潮,筹集资金更为困难,经氏虽几经努力,仍未能为企业摆脱困境,顿觉心灰意冷,萌生去意。[79]他向盛宣怀说道:
「(布局)不难于集股,而难于任事之得人,所以不肯敷衍迁就,事事欲从脚跟做起,……乃奉宪委挽此残局,意谓此时此际有明公之庇翼,承上启下,必可实事求是,以报知遇。更不料渤海诬诋至于如此,弟夙志不肯虚与委蛇,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诚如公示,少涵养功夫,的是确论,夫而后知国家大事,绝非涉世不深,粗率轻浅之人所能肩任,故辞差一禀,言出由衷,尚祈吾公曲为成全。」[80]
企业再一次陷入困局,急需集资以求早日开工,盛氏终乃提出了三个方案,以解决当前的难题;
寻找富商入股。[81]织布局内长期的人事纷争,企业不明朗,令融资十分困难。又经历上海金融风潮,市道景气,终未能引入殷商入股。
引入外资。既无法在国内筹得资金,故有声音要求引入外商合办,甚至考虑把织布局卖予洋人,[82]时织布局与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接洽,美商代表士米德与丹科商谈,[83]士米德要求局方先运若干机器,当面装设试织,但此事需花费5万两,这对财乏的织布局是一大负担。[84]织布局原为抵抗洋布,欲以「分洋人之利」,故李鸿章乃断然拒绝。[85]
向外国银行借贷。上海金融风潮爆发后,上海钱庄纷纷倒闭,[86]若要融资就只得向外国银行借款。1885年,盛宣怀安排向汇丰银行借贷,汇丰希望由李鸿章亲自作担保人,[87]终为李氏拒绝。[88]此情况一直到1887年改组后才有所转变。
最终三个方案都无法落实。盛宣怀也无计可施,融资一事,不得不搁下。
1880年代大部份时间,局务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人事纠纷、错误引入技术,以及融资困难等原因所致,加上官僚作风保守、效率低落等问题,令企业发展停滞。从管理学中的企业策略类型(Miles and Snow’s Strategy typology)来看,此时大抵属于反动策略(Reactor Strategy),这种组织策略是防御者(Defender)、分析者(Analyzer)、勘探者(Prospector)、反动者(Reactor)四种模式[89]中最为差强人意的一种,特征是目标不明确、缺乏长远计划、不稳定的策略、对于外在环境欠缺固定方向,此中情况,不难在织布局发现。
织布局受到官僚派及实业派人事纷争困扰,官僚派系对经营企业认识有限,两派先后涉嫌亏空传闻影响,以致令公司名誉受损,市场对织布局信心难以建立,融资才如此困难,一直无法开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