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八篇

第二节　停滞不前：1880-1887年间织布局的困境

　　织布局自1880年改组后，最迫切解决的是融资问题。官僚派的戴恒、蔡鸿仪、李培松以及商人背景的郑观应等各自认购5万两股。他们又效法轮船招商局，向官方请求拨发10万两官款以充实企业资金，[41]但终未得到李鸿章、刘坤一等官员的响应。[42]既无法求得官款，公开招股是唯一可行办法。

　　1880年10月，连续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上海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43]，计划招股40万两，后又增至50万两（每股百两，计一万两）。[44]不足月余，已筹得30万8千6百万两。[45]舆论一般认为，只要经营得当，前景定能合乎创办者愿望。[46]可是到了1881年底，集资工作后劲不继，只得35.2万两，远远无法达标。[47]这是由于企业信誉尚未确立，以及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因素所致。

　　是次招股后，局务仍然停滞不前，直至1887年为止，仍未能正式开机生产。[48]个中原由，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困于人事纷争。彭汝琮主事时，局务久未进展，个中缘由，是人事不济之故。[49]当新人入局，原以为有一新气象，但同样受到人事困扰。1880年底，局人在招股方向上产生分歧。郑观应、经善元等人主张公开招股，并在通商口岸、内地城市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设立36个代收股份机构，详细公报入股手续，[50]官僚派的戴恒、龚寿图却担心商股太多，影响他们在局内势力，故极力反对。最后双方争持不下，实业派系受到排挤。[51]与此同时，官僚派的龚寿图等人对实业派进行大肆攻击，他们指责郑氏把企业资金当作其私人财产，并扬言在郑氏领导下，失败已露端倪。[52]受到官僚派挑起的人事纠纷，郑氏只好再一次离开织布局。龚氏得势不饶人，再向李鸿章弹劾郑亏空，郑氏最后也没接受清查，亦没足够证据入罪。[53]

　　随着实业派的郑观应去职，戴恒、龚寿图等官僚派系掌握了大权，企业的作风愈渐浮夸，官僚习气日重。若细心观察，局内长期的人事争执，不外乎是局内的实业、官僚两派对不同作风引起。官僚派对于企业经营不甚了解，且观点往往非从经济角度考虑，没有顾及成本效益，造成了不必要阻碍。

　　第二；错误判断织布技术。戴恒等人乃官僚出身，郑观应虽久任买办，但他对纺织技术所知亦有限。他虽是「洋布自织论」的倡创者，但他对于具体纺织技术的了解，不过是通过李鸿章送来的《泰西纺织事略》一书，对新式棉纺织技术一知半解。[54]

　　织布机器种类复杂，且不同类型的棉花有不同特性，譬如美国、印度棉花纤维较长且较柔软，而本土棉花纤维较短且较为粗糙，故须配合专用机器才织出合适的棉布。织布局应选用何种机器，局人并无实际了解。事实上，外国输华产品主要是细布（包括原色布Grey Shirting；白色布White Shirting），大多是以美国棉花作为原料。

　　为此，郑观应欲寻求容闳的协助，他说：

　　「……所虑者，中国棉花不及外国棉花丝长而性软，所雇洋匠不及外国洋匠工巧而艺精。素悉执事在美有年，留心实学，祈代选聘一在织布厂有历练，有名望之洋匠到沪商办，拟先寄华棉试织如何，倘织出之布不合销，或所商意见不合，其往来舟资及按月照给薪水、伙食外，另给薪水两月，作为罢论。」[55]

　　郑观应接手后，曾将本土棉花送往英国进行实验。1881年初，英国厂方把样品寄回中国，得到正面回复。[56]同时，郑氏请驻美副使容闳（1828-1912）安排美籍机器工程师丹科（A.D. Danforth）来华，并带中国棉花返美实验。[57]丹科建议必须先改造机器方能生产出洋布，[58]其谓：

　　「中国棉花虽依产地而有所不同，但总地来说，毛短则是共同的。因此，为使用长毛美棉而制造的欧美纺织机，如果原封不动地使用，则以中国棉花为原料，我看任何种类的洋布都不可能织出来。然而欧美现有的纺织机，若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棉花的性质，则用短纤维的中国棉花，或许织得出洋布的某一种类型。」[59]

　　丹科扬言已解决技术问题，并声称可用中国棉织出较细的棉纱，又于1882年初代表局方与美机械制造商签订合同。[60]1882年夏，织布局派翻译梁子石赴美，发现生产技术与机器组合只能生产粗布，发现丹科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61]粗布在华的市场偏细，难以与土布竞争，此错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另外，机器迟了一年才运抵上海，拖慢开工进度。

　　中国缺乏技术人材，不得不依赖外国人，但从上述所见，丹科并不可靠，而织布局未有全面调查下，错误订购机器，不但浪费时间，更打乱全盘计划。陈慈玉指出，中国所产的棉花多属纤维细短，不能与洋布直接竞争，而织布局的经营方针是为了生产洋布，故厂内设施（例如纺纱部份）都是为织布而设，随后洋纱大量输入中国，才改变方针大力拓展纺纱部门。陈慈玉认为，1882年织布局大量订购织布机造成浪费，完全是管理层缺乏眼光所致。[62]

　　第三；筹集资金困难。早在彭汝琮主持期间，招股集资已显得一筹莫展。1880年夏，局人对官款抱予厚望，但终未成事。[63]郑观应主持间，遇上了上海金融风潮，[64]原已招的股本有14万两未能兑现，对企业造成打击。[65]1883年下半年，原来价值100两的股票跌至70两左右。[66] 郑观应认为「沪市九月底以后依然栗碌，一时难望和平」[67]。此时他已心灰意冷，故在1884年，郑下定决心离开织布局，并应兵部尚书彭玉麟邀请，赶赴广东，参加中法战争。其谓：

　　「前经两奉左相扎谕，赴粤听候彭营差委，并奉宪台饬知，惟职道现与盛道、唐道整顿商局事务……今商局各事妥定，独织布局资本不敷，押款多未清楚，常虞中止，有负委任。且职道现须专注商局，力难兼顾，因与盛道、龚道等通盘筹划，另拼巨股殷商入局主持，伏祈恩准电谕盛道督办，庶危贻误，职道俟各事俱有头绪，即当遵谕赴粤，约在月杪，应请赏假两月，悚切禀闻。」[68]

　　1884年5月21日（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郑氏遂向李鸿章推荐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入局。[69]盛接受了邀请，以会办的身份入局接替观应，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70]盛入局后致力整顿财政，并委托经元善清理帐目，[71]力图压止织布局股价下跌。[72]经元善发现龚寿图存有大量亏空，直至1884年5月中旬，龚已亏空三万余两，消息令人震惊。[73]

　　龚氏兄弟入主后，一度恢复了招募新股和整理旧股等措施，旧股原为50万两，但实收银352,800两，其余147,200两则是各项股票存局作为押款，35万两现金中有21万两用作购买机器，而14万两则用作投资于各项股票，或放款借出收取利息，并无留作储备，龚氏乘机亏空了三万余两。经元善向李、盛作详细报告。[74]龚氏却反指经氏的调查不公，涉偏袒郑观应等实业派之嫌，为此，经氏写信向李鸿章解释道：

　　「……催追各欠最易遭怨，售变押件亦易滋疑谤，自揣本难胜任，只以仰奉明谕，勿避劳怨，盛道宣怀亦连函敦勉，是以不敢固辞。……不意龚道乃诬以侵挪，指为陷附，竟与偾事之郑道并论，巧为构陷，所禀侵挪一节，幸有帐目，不难立时辨雪。而数月来，所筹收束事宜，如迭次开报拟办法，酌量欠户减缴，或票或银分别等差及亟收股票以轻成本等事，本皆不得已权宜之事……迭经禀蒙宪鉴，乃龚道非不深知，而偏欲据此为罪状。外间闻之，必且谤读沸腾，司员必将无解于浮言，而局事亦必无可收拾。……仰祈中堂俯垂鉴察，恩准撤销织局差委，另委员绅接办，俾得稍安愚分。」[75]

　　1884年11月，薛福成（1838-1894）从盛宣怀得到消息，向李鸿章建议撒去龚氏职务，对此薛福成谓：

　　「昨接杏荪（盛宣怀）观察来函，论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事，似在事诸君多因畏避龚仲人（龚寿图）而诿卸者。龚仲人系霭人（龚易图）廉访之弟，其浮夸挥霍之习，霭人亦深以为病。前在山东颇知之，凡办一事，数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搅之而有余。龚如在局，恐又致散场，最妙莫如撤去，否则勿假以事权……」。[76]

　　李氏最后听从薛福成的建议，暂缓龚氏等人职务。表面看来是实业派的胜利，但李氏与龚寿图关系密切，一方面调走了龚寿图，却没加以追究，反留在身边，照顾有加。同时，李责成实业派的经元善继续整理财政。[77]鉴于企业的财政异常混乱，又无法有效集资，经氏乃向李鸿章提出：

　　「……在外本股，只剩二十二万数千矣。合之定购已到机器，及基地造栈房一切实用，综核数目不相上下，遂据实真复。并筹议善后，请拨借官款十万两，再请通饬十处关道，各借存款三万两，分作十年拨还。另举颠扑不破之员，谨慎克苦办理，以保全各老商之股本官利，藉孚信义。此禀未蒙批示。乙酉因事赴津见傅相，大骂轮局总办跋直飞扬，布局总办假仁假义，并顾余曰，你亦布局董事难辞咎。余对以司员与戴、龚意见难合，早经告退，此次之偾事，龚、郑多龃龉所致，龚之无理取闹，同人共知，龚恃官总可制肘，由戴单衔所禀准，穷源竞委戴为祸首。相曰，戴恒是个翰林，你如何同他计较。余闻言深讶之。」[78]

　　李鸿章对于官僚派多加庇护，令整理财政举步维艰，又巧遇上了上海金融风潮，筹集资金更为困难，经氏虽几经努力，仍未能为企业摆脱困境，顿觉心灰意冷，萌生去意。[79]他向盛宣怀说道：

　　「（布局）不难于集股，而难于任事之得人，所以不肯敷衍迁就，事事欲从脚跟做起，……乃奉宪委挽此残局，意谓此时此际有明公之庇翼，承上启下，必可实事求是，以报知遇。更不料渤海诬诋至于如此，弟夙志不肯虚与委蛇，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诚如公示，少涵养功夫，的是确论，夫而后知国家大事，绝非涉世不深，粗率轻浅之人所能肩任，故辞差一禀，言出由衷，尚祈吾公曲为成全。」[80]

　　企业再一次陷入困局，急需集资以求早日开工，盛氏终乃提出了三个方案，以解决当前的难题；

　　寻找富商入股。[81]织布局内长期的人事纷争，企业不明朗，令融资十分困难。又经历上海金融风潮，市道景气，终未能引入殷商入股。

　　引入外资。既无法在国内筹得资金，故有声音要求引入外商合办，甚至考虑把织布局卖予洋人，[82]时织布局与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接洽，美商代表士米德与丹科商谈，[83]士米德要求局方先运若干机器，当面装设试织，但此事需花费5万两，这对财乏的织布局是一大负担。[84]织布局原为抵抗洋布，欲以「分洋人之利」，故李鸿章乃断然拒绝。[85]

　　向外国银行借贷。上海金融风潮爆发后，上海钱庄纷纷倒闭，[86]若要融资就只得向外国银行借款。1885年，盛宣怀安排向汇丰银行借贷，汇丰希望由李鸿章亲自作担保人，[87]终为李氏拒绝。[88]此情况一直到1887年改组后才有所转变。

　　最终三个方案都无法落实。盛宣怀也无计可施，融资一事，不得不搁下。

　　1880年代大部份时间，局务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人事纠纷、错误引入技术，以及融资困难等原因所致，加上官僚作风保守、效率低落等问题，令企业发展停滞。从管理学中的企业策略类型（Miles and Snow’s Strategy typology）来看，此时大抵属于反动策略（Reactor Strategy），这种组织策略是防御者（Defender）、分析者（Analyzer）、勘探者（Prospector）、反动者（Reactor）四种模式[89]中最为差强人意的一种，特征是目标不明确、缺乏长远计划、不稳定的策略、对于外在环境欠缺固定方向，此中情况，不难在织布局发现。

　　织布局受到官僚派及实业派人事纷争困扰，官僚派系对经营企业认识有限，两派先后涉嫌亏空传闻影响，以致令公司名誉受损，市场对织布局信心难以建立，融资才如此困难，一直无法开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