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文：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史研究
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史研究，既要关注水、土壤、植被、聚落等环境要素，又要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史。环境要素变化的研究有较为刚性的自然科学尺度，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则是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相关描述具有较大弹性。
学科和研究手段更趋细致
水环境、土壤、植被、役畜、聚落等因素的研究以前多涉及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而环境史所要求的水环境研究更为细致，至少比河道考证更为细致，也更为广泛。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内，河流的环境变化研究现在已经发展到用GIS图像手段分析史料。但作为以描述为主的史学，由于要描述自然变化中人的因素，仅有数据和图表模式就显出不足。另外，河道的形成与改变对水环境的影响较大，水文变化还产生出不同的政治、社会效应，河流治理与官方权力密切相关，河流灌溉则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许多水环境方面的内容已经不再是历史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例如在滏阳河流域，河流既是官方的运河，也是地方争水的对象。相应的社会形态也多种多样。水环境的分析必须借助更为细致的视角和更为准确的手段。
华北平原的生态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成，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种植业生态系统占据主导地位。至明清时期，较大的环境变化集中在水环境与水利方面，其他方面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就不能再停留在传统的技术史或农业历史地理的范畴内。生物学、土壤学、农业景观学等相对微观领域的分析与研究显得日益重要，因为只有更为细致化的研究学科和研究手段，才能揭示一种平稳状态下的动态。
在土壤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结束多种土壤并存的状况，土壤生态史的研究几乎难以展开。但一些史料仍可以说明土壤的变化，如河流的泛滥与土壤的增肥，盐碱地的治理等，细致化的研究手段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在古代史料中，河流泛滥对沿河土壤或增肥或沙化，影响不一，完全视水流及地形而定。太行山和燕山的森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其在一些地区起着冲刷破坏作用，在另一些地区却产生增肥作用。永定河更是如此，泛滥之害与利用之益同时并存。盐碱地生态也与水环境密切相关，盐碱地的改良与农民对盐碱地的地方性知识又有关系，地方性知识的相关研究要涉及许多相关的人文学科。另外，土壤与水环境的分析还涉及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大问题，特别是传统农业的持续性问题。史学界有人称近代出现了“农业过密化”，是否过密化要研究农业的持续性，而土壤学的证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有华北平原对国家政权的支持为什么在传统社会末期不可持续？水稻推广为什么失败？许多问题都要进行具体剖析才能解决。
整合调查数据与人文史料
生态史研究不单集中于某个环境要素对象，还要对人与环境的内容进行整合。现代生态学研究的材料多出自调查，物质和数据的调查材料相对准确但较为冰冷，缺失人文气息。民国时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对华北平原进行“调查”，其中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性。借助各种详细数据，可以分析生态学中农业投入与产出的物质流与能量流，从而看出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民国时期还有卜凯及其他人的调查资料。他们的调查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重资料数字、轻社会活动。就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数据而言，卜凯的资料尽管相对准确，但有华北平原代表性的偏少。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村庄，满铁调查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而对于另一些村庄，调查人员没有进行详细调查，只是原样记录村内有关人员的描述。笔者曾对山东惠民的孙家庙村作过田野调查。据老人回忆，当时的日本人只是找到了村里几个相关负责人，到小学堂里问了两个星期就走了。当时地保之类的人，对各路调查人员都有一套对策，说出的数字估计不外乎应付地方政府的那一套。所以，若要使用满铁资料等，仍要进行正确判断。
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科，按历史学的规范要求，必须有清晰的过程与动态的描述，甚至有故事性和史诗感。
华北有关人与环境的历史达数千年之久，生态环境史的史料丰富而多彩。以人与动物的关系而论，在明代就有丰富的马政史料，近代畜牧业、耕地与农作物有大量的图片。秸秆和牧草资源的稀缺状态，马、骡、驴等役畜对运输和耕作的影响，都有丰富的相关描述材料。就一般的乡村景观而言，可以在方志和文集中获得大量史料，文人诗歌有众多的景观描述，竹枝词有许多人与环境关系的呈现。对于生态史研究的科学要求而言，古人史料有所不足，因文人对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并不关心。在这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调查可以作为补充，特别是当时的地理与农业调查，反映了传统社会末期的生态环境。一些科学工作者对植被、土壤质地和颜色等的描述，形象地呈现了当时地貌的形态，可以作为描述性的史料使用。另外，20世纪一些乡村作家笔下的华北情景描述也显得非常可贵。将这些资料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可以给出相对动态的史学描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日第174期13版“跨学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