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物价的变动

八、唐末物价的上涨

　　上述德宗贞元初年以后物价的低落，约至宣宗大中年间，或懿宗咸通初年为止。从懿宗咸通年间起，物价又发生变动，一反以前的长期低落而向上高涨。

　　唐末物价所以上涨，主因为物品供给的不足。当日物品的供给所以不足，一方面由于天灾，他方面由于人祸。《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条说：

　　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又《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说：

　　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

　　其中尤以人祸为甚。僖宗乾符元年，濮州王仙芝聚众为盗，其后继以黄巢秦宗权等人大规模的焚烧劫杀，中原及江淮各地的生产事业，遂大遭破坏。《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说：

　　于是自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数十州毕罹其（黃巢）毒。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食数千。贼有春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入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又同书卷二○○下《秦宗权传》说：

　　巢贼既诛，宗权复炽。僭称帝号，补署官吏。遣其将秦彦乱江淮；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阳；孙儒陷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姪陷汝郑；卢塘攻汴州。贼首皆慄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新唐书》卷二二五下《秦宗权传》及《通鉴》卷二五六中和四年条略同）

　　又同书卷二○上《昭宗纪》说：

　　巢贼虽平，而宗权之凶徒大集。西至金商陕虢，南极荆襄，东过淮甸，北侵徐兖汴郑，幅员数十州，五六年间，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

　　又《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六月条说：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张）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城四野俱无耕者。

　　在各生产地破坏声中，全国物产最富庶的江淮，经过秦彦、毕师铎、孙儒及杨行密等的混战以后，更是残破不堪。《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条说：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为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又《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说：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高骈传》略同）

　　这样一来，再加以战乱时各地交通的阻绝，物品的供给自然要大受影响了。

　　由于物品供给的缺乏，唐末物价遂向上飞涨。如皮日休《皮日休文集》卷一○《三羞诗》说淮右因饥荒而物价昂贵云：

　　天子丙戌岁（咸通七年），淮右民多饥。就中颖之油，转徙何累累！……一金易芦蔔，一缣换凫茈。

　　又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上说洛阳一带因农产失收而谷桑价格高涨云：

　　唐咸通庚寅岁（十一年），洛阳大饥，谷价腾贵，虽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阴翳。公直与其妻谋曰：“……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太平广记》作“十”）万。……”妻曰善。乃携锸坎地，养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太平广记》卷一三三《王公直》同）

　　又《通鉴》卷二五一咸通九年十月条说庞勋在徐州一带作乱时：

　　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

　　这和贞元初年以后米一斗常卖四五十文的价格比较起来，可说是昂贵得多了。

　　以上是懿宗咸通年间物价上涨的情形。及僖宗时代，物价更为上涨。当中和年间，黄巢占据长安，粮食来源断绝的时候，米价贵至三万文一斗。《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说：

　　时（中和年间）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及《通鉴》卷三五四中和二年四月条略同）

　　其后，到了光启年间，荆襄因为天灾人祸，农产供给不足，米价贵到三四万文一斗。《唐会要》卷四四说：

　　光启二年三月，荆襄仍岁蝗，米斗三十千，人相食。

　　又《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载光启二年五月，

　　荆南襄阳仍岁旱蝗，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

　　又《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十二月条说：

　　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张瓖婴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钱四十缗。

　　又尉迟枢《南楚新闻》说：

　　荆南孙儒之乱，斗米四十千。持金宝换易，总得一合一撮，谓之道场米。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内，淮南因为蝗虫的害稼，及秦彦、毕师铎、杨行密等的混战，粮食来源阻绝，米价高涨，每斗卖一万文，或甚至卖五万文。《太平广记》卷一四五《高骈》引《妖乱志》说：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是时粒米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千口，弃之郭外。

　　又《旧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光启）三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

　　又同书卷一八二《高骈传》说：

　　自（光启）二年十一月雨雪阴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岁不稔，食物踵贵，道瑾相望，饥骸蔽地。

　　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虛攻（扬州）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

　　又《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十月条说：

　　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

　　这时米价既然贵得那么利害，用大量的钱来交易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好些人都拿金玉珠宝等贵重物件去买米，以代替铜钱。《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八月条说：

　　广陵人竞以金玉珠缯诣（张）雄军贸食，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

　　又《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附《秦彦传》说：

　　（扬州）城中以宝贝市米，金一斤，通犀带一，得米五升。

　　僖宗以后，便是昭宗。关于昭宗时代物价上涨的情形，现在一时在文书上所能考见的，只有下列两条。《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四月条说王建兵围攻成都时：

　　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余钱。饿殍狼藉。又同书卷二六三天复二年条说朱全忠兵围凤翔时：

　　是冬大雪，（凤翔）城中食尽……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

　　总之，唐代自昭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水旱蝗虫等天灾，他方面由于寇贼与军阀的混战，物品的供给非常不足；故物价上涨，以至于亡。

九、结论

　　综括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物价并不是常在静止的状态中，而是常常作一涨一落的变动。如果我们把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很不规则的变动加以简单化，或系统化，我们可以发见唐代有三个物价下落的时期，四个物价上涨的时期。

　　在唐代三个物价下落的时期中，以太宗高宗间及开元天宝间的物价尤为低廉。前一个时期，相当于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后一个时期，也是政治最升平的时代。史家及诗人在作品上对于这两个时期的贤明的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歌功颂德；对于他们努力造成的太平盛世的局面都非常爱慕或留恋。由此可见，这时候的物价低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来，都是当日社会经济繁荣的好现象；并不如现代经济学者的说法那样，以为物价低落是世界恐慌的象征。不过，到了最后一个物价下落的时期，我们在文献上屡屡看见生产者诉苦的哀音，可见贞元初年以后物价长期间的低落，未免有些遗憾。这是因为前两时期物价所以下落，主因由于生产事业的极度发展，而后一时期，则由于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求过于供，即一般人购买力的减缩所致。

　　复次，在唐代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中，唐初物价虽然很贵，但为期甚短，不过十年左右；武周前后物价虽然上涨，但上涨的程度最为轻微：所以这两时期的物价上涨，受影响者并不算多，问题也不特别严重。可是，在安史乱后及唐末两个时期，物价却上涨得非常利害，时间也比较长久。在前一时期，大诗人杜甫的儿女，也要因为物价昂贵而活活地饿死。在后一时期，工商业最发达，财富最雄厚的扬州的居民，也因受物价上涨的影响而成为饿殍。这是因为这时期战乱频仍，生产破坏，以致物品供给缺乏的原故一一自然，前一时期货币贬值与膨胀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于昆明中研院。

附记：文中的《唐代绢价变动图》，由同事潘实君先生代绘，合当志谢。

注释：

[1]关于唐代布帛之用作货币，参看日人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日文本，页124—153。

[2]关于乾封元年，政府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的原因，文献上没有直接的记载．据作者推测，政府正在此时大举征伐高丽，想是要筹措巨额战费的缘故。

[3]关于此事的经过，及双方的言论，具载于《旧唐书》卷四《食货志》，《通典》卷九，《册府元龟》卷五○一，《唐会要》卷八九，及《通鉴》卷二一四，因文字太长，兹从略。

[4]开元年间，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由江淮一带运往关中的租米，三年即达七百石。参考《旧唐书》卷九八，《新唐书》卷一二七《裴耀卿传》，及《唐会要》卷八八。

[5]其后由刘晏大加改革，运河始复能大规模地把江淮物产运往关中。参考《旧唐书》卷一二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及《通鉴》卷二二三与二二六。

[6]事在德宗建中贞元年间。参考《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希烈传》，及《新唐书》卷二二百中《叛臣传》。

[7]事在至德二载五月。参考《通鉴》卷二一九。

[8]事在贞元初。上引《新唐书·食货志》说：“贞元初关辅宿兵”，即指此事而言。参考《旧唐书》卷一二一及《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李怀光传》。

[9]见《杜少陵集详注》卷六。内引朱鹤龄注说：“此当是乾元元年春在谏院作，故诗中有朝天语。”

[10]从安史乱时算起，约为德宗贞元元年。

[11]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内引《杜臆》说：“此是既为工部郎后，追论往事也．故以《忆昔》为题。乃广德年严武幕中作。”

[12] 《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说：“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来年，真拜侍郎。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其《进士策问》当作于此期间内。

[13]此疏奏于贞元十五年五月，见《通鉴》卷二三四。

[14]此疏奏于贞元十五年五月，见《通鉴》卷二三四。

[15]均作于贞元十九年。参《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16]从建中元年算起约为元和十五年。

[17] 《通鉴》卷二三四系此疏于贞元八年八月条下。

[18]按韦夏卿于贞元末年作京兆尹，见《旧唐书》卷一六五本传。

[19]按裴度在襄阳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事在大和四年九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

[20]据《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王铎传》，及《新唐书》卷一八五《王铎传》，王铎为会昌初进士，咸通十二年同平章事。铎为丞郎时，当在大中咸通间。

[21]见《曲江文集》卷七《敕议放私铸钱》及《册府元龟》卷五○一。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