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物价、工资看17-18世纪的国民生活水平
——《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导读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六篇
一、清代人口与国势衰颓之关系
经过何炳棣这一代学者的努力[2]，大致上已经解决了清代人口数字及计算单位的重大难题，根据葛剑雄的研究，从康熙39年（1700）的1.5亿升至道光30年（1850）的4.3亿。[3]我们察觉到这段时期打破了自西汉末年到明朝末年间，人口变动的常态，由「短期大上大落，长期不增不减」的形态，一变而为「大涨小落急剧增长」的形态。
关于清代人口增加的原因，中外学者多有论述，例如粮食的增加，新品种的引入等等，在此不一一讨论。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所说的「治平」[4]，即是长期的太平局面的维持，清代经历百多年的没有大型战乱的时代，也没有在本土发生大规模的政乱，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导致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较另类的观点，就是人民的生活，尤其低下层人民的生活，由富裕趋于贫穷。英国学者波立德（Thomas Doubleday1790-1870）是较早提出贫穷会导致人口增加的人口学家。[5]到了上世纪50年代，曾任联合国粮食农业委员会主席的人口学家卡斯特罗（Josus de Castro）在《饥饿地理》（Geopolitical la Fome）一书中，该书利用大量的数据，研究各地贫穷因素如何导致人口上升，他得出饥饿最终会导致人口上升，主要的论据是因为人类在食欲不能满足，就会转移到性欲之上，那出生人口就自然上升。[6]简言之，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最终导致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的现象。
问题就出来了，传统观点都认为1700-1800年是所谓康、雍、干盛世，理应物阜民丰，国家繁荣鼎盛，又何来日益贫穷呢？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在其著作“Malthus population theory”中提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同样，清代人口激增衍生出社会问题，诸如耕地不足、粮食短缺等等，按照人口理论，人口激增（需要大幅增加下，供应不能相应提高）会导致物价有上涨之压力。清代中叶前后，就是在人口激的压力下，再加上一些外来因素，各类物价有持续上升的趋势，且更带出一连串的社会经济问题。
二、从物价上升看人民生活水平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1662-1735），各类货品（goods）物价变动幅度不大，但至乾隆年间（1736-1795）物价上升幅度开始增高，关于此一时期的物价上升之情形，全汉升先生有专文数篇予以详论[7]。但由于现存史料只属当时实际情况的一部份，加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故此我们只能着眼于物价的长期趋势，至于季节性与周期性的变动则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我们尽量排列出一个长期的趋势，这是希望尽量减低量化方法可能的误差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当然基于数据不足，物价指数只能有限度的参考。
我们考察了各地米价的变动情况，例一：1691-1792江、浙地区米价，设定了1691年的基数为100，到了1792年升至500，最高曾达743。[8]例二：1741-1760年泉州年平衡价1741的指数为100，1760年指数为142，最高曾达182。[9]例三：1706-1795广东米价趋势，1706-1715年间指数为100，1786-1795年间高达200，最高曾达209。[10]
此外，我们分别考察了丝价、棉花价、布价、茶叶价，均发现了直线上涨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反映了人口上升导致需求的增加，亦与明清时期的外贸因素有关。然而，物价上升并不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只要人民的工资同样上升，实际购买力并没有下降。
由于米为民生必需品，属于低弹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代替品不多，即就算价格改变的幅度需要很大，才可令需求量有少许改高低变。在这时期中，由于人口激剧增加，土地面积不能同比例增加，而耕作技术又没有突破性的改进，于是米的供给相对不足，米的需求相对增加，米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显著提高，所以米价上升的幅度便比其它商品为高。
人口激增，再加上各种内外原因，自乾隆初至乾隆末（1736-1795），人民生计明显日形窘困。如果民生日趋窘困时，他们的购买力必然会从高弹性需求 （elastic demand）的货品（如贵价茶叶）转移到粮食的购买。这种因素，也是令到米价的升幅远高于其它货物。
物价飞涨令（尤其是必需品）到人民百姓的生活日益艰苦，人口上升又使可耕地分配不均，这导致到人口大规模迁徙，清代惠于美洲新粮食品种之传入，使人民得以开拓山上地土耕种，容纳了大量的新增人口，他们即是史料里的「山区棚民」，但是玉米、番薯的营养价值远远低于白米，而且山上生活条件艰苦，「棚民」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恰好引证了「饥饿导致人口增加」的说法。
三、工资大幅下降下的生活水平
值得注意，是在清朝康熙中期，到乾隆末年（1690-1795），这一百年间，各种物价全面上涨，但是有一种价格没有上涨，或者说上涨幅度非常少，这就是劳务价格，也就是工资，即是说工资「相对下降」。
所谓「相对下降」，其意义是说，与商品价格的显著上涨幅度比较起来，劳务的价格，即工资（Wage），是下降了。在经济学中，即有名义工资（Nominal Wage）与实际工资（Real Wage）之分。在清康熙中叶（1700左右开始）至乾隆末年（1795）这一段时期，物价的一直上涨，这表示当时货币的购买力不断降低。而同一时期，名义工资的上升幅度，不如物价的上升幅度大，这就表示真实工资正「相对下降」。
我们借用了全汉升先生〈清代苏州的踹布工业〉[11]文中的「清代苏州踹布工价与米价的变动」一表，以及岸本美绪《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动》中的「清代の苏州踹布工価」[12]的结论，现把1665年踹布工人的工资（每件）指数设为为100，到了1795年指数只得118，而且已经是100多年来的最高位。与此同时，我们考察了17-18世纪「奉天、锦州工资变动」、「京城及直隶工资变动」、「江、浙地区工资变动」也发现了近似的情况。
从史料所见[13]，清代的特权分子–旗人的入息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旗丁的收入（名义工资）自清初定下来以后，就没有改变。而物价涨了数倍，而旗丁的收入还是一如当初。此反映名义工资没有变，真实工资就缩减了许多。
据张德昌研究，清朝的兵饷、官俸自清初到清末，一直固定不变。[14]此包括官吏的俸禄、士兵的粮饷、衙役、工匠等的工资，这一类工资由清初到清末，一直不变。公职人员之工资未能追上物价，以致无法维持生计，最后他们唯有透过非正常途径增加收入，故此清代中后期官吏贪污腐败、朝廷昏庸、军纪败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实与此不无关系。目击这种情况，所以时人洪亮吉就说：
……所入者（工资）愈微，所出者（物价）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工资）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价以出市。[15]
由此可见，工资相对下降并不止于低下阶层，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可见清代的朝野人士，尚没有了解到工资（和其它劳务报酬）应随着物价上升而变动，才能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看来当时并不流行增加工资的概念，我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可能是由一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影响所致，这与韦伯式的「文化因素影响经济论」吻合，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上至官员、士兵，下至平民百姓，在通货大幅上涨之时，名义工资却没有跟随，以致实际工资大幅下降，政府官员却坐视不理。有关此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
清代人口激增，再加上美洲白银流入，使到17、18世纪各类物价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本应单就物价上升，不足以导致经济衰退。但在物价上涨之同时，实际工资（Real wage）却没有明显增加。清代的工资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的工资，此包括官吏的俸禄、士兵的粮饷、衙役、工匠等的工资，这一类工资由清初到清末，一直不变。今天，香港的公务员以廉洁而举世闻名，很大程度因为是实施了厚俸养廉的政策，但在清代官员的实际工资随着物价上升而下降，无疑是迫使官吏贪污，加剧了腐化的速度。
另一类工资则是民间的劳务报酬，与第一类工资的情况相似，并没有随着物价上升而有明显增加。故平民百姓，被逼用昔日之收入，应付今日之开支，生活水平日渐下降。与此同时，清代的产业出现收缩现象，此代表人口生存空间的收缩，许多人因而失去工作，变成无业之民。人口过剩，社会动乱，遂不可免。其使贫民日多，生计日绌，民失所业，铤而走险，社会动乱遂呈燎原之势。然而，上述几种经济衰退的问题在干、嘉以后暴露出来，但究其始末，祸根早在康熙中后期种下，而在号称康、雍、干盛世时期渐渐恶化起来。
乾隆五十八年（1793），有川、楚白莲教之乱，六十年（1795），贵州有苗民之乱，嘉庆十八年（1793），天理教乱，波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数省，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乱起，正值此时。匪独如传统说法，只由乾隆后期，好大喜功，虚耗国库，官僚体制败坏这些政治史观所能完全解释。
注释：
[1] 本文大部分资料均录自宋叙五、赵善轩：《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香港树仁学院，2004）一书。
[2]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3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9.
[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页237-238。
[4] 宋叙五：〈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1987）。
[5] Thomas Doubleday, the true law of population show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food of People，（London，1853）
[6] 张丕介：〈饥饿地理与人口新说〉，见《张丕介选集-经济论文集》（1971），页243-278。
[7] 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之变动趋势〉、〈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乾隆三十年间的米贵问题〉、〈清朝中叶苏州的米价粮贸易〉等五篇，收于《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
[8] 宋叙五、赵善轩：《清朝干嘉年间国势衰颓之经济原因》，页37。
[9] 参考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88年（1999）。
[10] 参考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736─1800年广东年平均米价」一表的17、18世纪数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页145-147。
[11] 全汉升：〈清代苏州的踹布业〉载于《新亚学报》第13卷，1980年6月15日，页409-437。
[12] ﹝日﹞岸本美緒：《 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頁160。
[13] 《清史稿》卷325，列传111〈蒋兆奎传〉：「嘉庆四年（1799），高宗崩。……奏言：整顿漕运，要在恤丁。今陋规尽革（按：指和坤伏法后），旗丁自可节费。而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旗丁应得之项，实不敷用。……旗丁之费，本有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
[14]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页51谓：「清代兵饷，制兵的待遇分战兵、守兵。战兵月饷为一两五钱，月给米三斗。 守兵月饷则仅为一两，月给米三斗，这种规定与官俸一样，历久不变。」
[15] 洪亮吉《洪北江文集》上册〈意言·生计篇〉，页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