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物价的变动
七、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
上述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一共经历三十多年，直至贞元初年物价还是相当的贵。不过，这种物价的腾贵，并不是没有了期的。贞元初年以后，物价又发生一个大变动。这个变动的主要原因为两税法的实施，而变动的现象则为物价长期间的下降。现为方便起见，先述这次物价变动的情形，然后分析其变动的原因。
唐代物价的下落，以这一次的时间为最长久；约由德宗贞元年间起，至宣宗大中年间止，一共经历七十年左右。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每每提及“物轻钱重”的问题，或诉说农工等生产者如何因为物价的低落而大感痛苦。如《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混传》说：
时（贞元二年十一月）右丞元绣判度支。……绣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略同）
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礼部试策》第五道（贞元十六年二月）说：
问：纺织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
对：……方今仓廪虚而农夫困，布帛贱而女工劳，以愚所窥，粗知其本。……然则布帛之贱者，由锥刀之壅也。苟粟麦足用，泉货流通，则布帛之价，轻重平矣。
又《权载之集》卷四○《进士策问》第三问[12]说：
粟帛浸轻，而缗钱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趣末作。自非翔贵之急，则有甚贱之伤。（《全唐文》卷四八三同）
这是德宗贞元年间的情形。到了宪宗元和年间，物价更加低落，成为当日朝野热烈讨论的问题。《白氏长庆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五道（元和三年）说：
问：谷帛者生于下也；泉货者操于上也。必由均节以致厚生。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至使农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岂谷帛敛散之节失其宜乎？将泉货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乎？
又同书卷四六《平百货之价》（元和初）说：
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估日轻；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价日贱。是以射时利者贱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轻用而日贫。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
又《唐会要》说：
（元和）二年二月，诏曰：“钱贵物贱，伤农害工。……”（卷八九，《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六年二月，制：“……自建中初定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卷八三，《旧唐书》卷一四八及《新唐书》卷一六九《裴垍传》同）
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说：
（元和七年二月癸丑）敕：“钱重物轻，为弊颇甚。……”（《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一○《省试策》第三问（元和十年）说：
今……众货非不制也，而粟帛犹轻。由是商益豪而农益败，钱益贵而粟益轻也。（《全唐文》卷七三四同）
又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七《为人上宰相书一首》说：
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曰贱。
又韩愈《韩昌黎集》卷一四《进士策问》说：
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
这都是宪宗时代的情形。及穆宗即位时，物价也是同样的低落。《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闰正月诏曰：“当今百姓之困，众情所知。……货轻钱重，征税暗加……”
其后，到了文宗开成年间，物价低落仍旧是尚待政府解决的问题。《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载开成三年六月：
癸丑，上御紫宸对串臣曰：“币轻钱重，如何？”……（同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冯贽《云谷杂记》卷四说：
开成中，物价至微。
直至宣宗大中年间，物价仍是一样的低落。《全唐文》卷七六三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说：
今上（宣宗大中）元春正月，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公新作之。公名荀，陇西成纪人。……士伍寒燠，有若赐衣，诏以岁贡征缗赋之。向者泉轻而币重，赋之以帛，而士得其赢。今也泉重而币轻，犹赋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盍赋之以缗？苟不足，即与帛，而时其物之价而直之。”既闻令，谨声动壁垒，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门，巉然而楼增以旧五之二焉。
由上述，可知唐代自德宗贞元初年以后，直至宣宗大中年间，物价有长期间的低落。可是，在这个时期内，物价到底低落到怎么样的程度呢？现在为便利起见，先说绢价变动的情形。上面说，安史乱后，绢价曾经贵到一万文一匹。其后渐渐低落，但大历建中间一匹仍卖四千文，在建中元年也有只卖三千多文或三千文的。由此以后，到贞元十年，绢价继续下跌，每匹只卖一千五六百文。《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13]说：
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价既转贱，数则愈多。（《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所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
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
再往后，到了贞元十九年，绢价又跌一半，每匹只卖八百文或九百文。《权载之集》卷四七《论旱灾表》[14]说：
大历中，绢一匹价近四千。今止八百九百。（《全唐文》卷四八八同）
又《权文公集补遗上陈阙政》[15]说：
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全唐文》卷四八六同）
及元和长庆间，绢价也是一样的低落，每匹仍卖钱八百文。《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16]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又《韩昌黎集》卷四。《论变盐法事宜状》（长庆二年）说：
今绢一匹，值钱八百。
这样低廉的绢价，到文宗开成年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当时在扬州出卖的白绢也不过一千文一匹。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说文宗开成三年十月十四日，在扬州：
更买白绢二匹，价二贯。
兹就开元以来的绢价，列表如下，并绘图以示唐代绢价变动的大概情形。
除绢价外，贞元初年以后农产的价格也很低廉。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17]说：
陛下顷以边兵众多，转馈劳费，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惮作劳。耕稼曰滋，粟麦岁贱。
近者沿边诸州，频岁大稔，谷籴丰贱，殊异往时。
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田农之家，犹困谷贱。
今岁关中之地，百谷丰成。京尹及诸县今频以此事为言，忧在京米粟大贱，请广和籴，以救农人。
唐代绢价变动图（以文为单位）
又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一七《代京兆韦尹（夏卿）谢许折籴》[18]说：
伏以圣明在上，风雨应时，顺成之年，谷籴常贱。
这是德宗贞元年间的情形。复次，文宗大和年间米价也很便宜。《白氏长庆集》卷五一《（大和）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说：
偶当谷贱时，适值民安日。
又同书卷五二《（大和）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说：
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饧。
又同书卷五七《寄两银植与裴侍郎因题两绝》说：
小器不知容几许，襄阳米贱酒升宽。[19]
可是，这时期的米价，到底便宜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在德宗贞元间，除淮南因为水潦为灾，米价曾贵至一百五十文一斗外，在关中一带，糙米每斗只卖三十七文，好米则卖七十文以下。《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说：
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比于常时，米价加倍。……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市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
今岁关中之地，百谷丰成。……臣……今量定所籴估价，通计诸县贵贱，并顾船车般至太仓，谷价约四十有余，米价约七十以下。
其后，到了宪宗元和年间，由于农业丰收，米价有低跌至两文钱一斗的。《通鉴》卷二三八说：
是岁（元和六年）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不过，就一般而论，当日米价以五十文一斗的时候为多。《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今……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米一斗不过五十。（《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直至宣宗大中末年或懿宗咸通初年，米价仍很低廉，一斗只卖钱四十文。《太平广记》卷四九九《王驿》引《闻奇录》说：
故相晋国公王驿为丞郎时[20]，李骈判度支。……京国米价每斗四十。
以上是贞元初年以后，米价低落的情形。至于粟价，在元和年间，以二十文一斗的时候为多。《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及兹三十年……钱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价不出二十……（《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这比之安史乱后五百文一斗粟价，当然是低廉得多了。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唐代自贞元初年以后，物价由安史乱后的高涨，一变而为长期间的低落。这次物价的低落，为时甚久，约共七十年左右，直至宣宗大中年间，或甚至懿宗咸通初年才止。至于低落的程度，就生活必需品来说，绢价低至八百文一匹，米价低至四五十文或甚至两文一斗。这和安史乱后，绢一匹常卖三干多四千文，米一斗常卖一千或八百文的价格比较起来，当然是便宜得多了。
现在我们要问，贞元初年以后，物价为什么会这样下降？据作者的意见，这次物价所以低落，两税法的施行实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在讨论两税法对于物价低落的影响以前，我们先要明了唐代税制的变迁。在唐初，因为自然经济仍占有很大的势力，政府实行租庸调制，其收入完全以实物为主。人民向政府缴纳的租用谷，庸用绢，调则用缯纩布麻等物。及德宗建中元年，随着当日货币经济的发展，杨炎始作两税法，规定人民向政府缴纳夏秋两税，不用实物，而改以钱缴纳。这样一来，因为从此以后，人民只能用钱来向政府纳税，不能如以前那样完全用谷绢等实物缴纳，钱遂因需要增加而价值高涨，至于粟帛等实物，则正正相反，因需要减少而价格低跌。这即是贞元初年以后钱重物轻问题之所由来。所以自两税法实行以后，唐代物价遂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动，即作长期间地下降。《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夫国之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谓之通法，历代常行。……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唯布麻缯纩与百谷焉。……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国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逾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赋法。列圣遗典，粲然可征。曷常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违任土之通方，效算缗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略同）
这里说“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即指生产者贱价出卖粟米布帛等物，以便换取钱币来向政府纳税；因为生产者只有谷帛并没有钱。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贞元）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便有六。……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六《息游惰》说：
当今游惰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失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垅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臣常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欲日月征求，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已后，其弊或甚于今日矣。
又同书卷二《赠友诗》说：
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籴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佣必算丁口，租必计丁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顦顇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佣法，令如贞观年？
又《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推本弊，乃钱重而督之于百姓之所生也。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无满岁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钱重物轻状》说：
右臣伏准御史台牒，准中书门下帖奉进止：“钱重物轻，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可以便人。……”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或作“丰”），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
上引陆贽、齐抗、白居易、李翱及韩愈等人反对两税法的言论，都以为用钱纳税，足以令到钱因需要增多而价值加重，货物因需要减少而价格低落。因此，为着提高物价，促进生产起见，他们极力主张恢复以前那种用谷帛纳税的制度。
两税法所以能影响到物价的低落，不独因为它促使钱的需要增加，而且因为它令到钱供给减少。上面曾经说过，唐初实行租庸调制，政府的收入以谷米布帛为主。及行两税法，政府只向纳税人要钱，不要货物。这样一来，国家府库储积的钱自然加多，至于在市面流通的钱则相反的减少，从而影响到物价的低落。上引白居易批评两税法的言论说：
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户部尚书杨於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他，在上而已。何者？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通鉴》卷二四二长庆元年九月壬子条同）
因此，为着增加钱在市场上的流通量，以免物价过于低跌，政府往往由府库中提出大量的钱来购买货物。《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说：
（元和）八年四月丙戌，以钱重货轻，出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常平仓收市布帛，每段匹于旧估加十之一。（同书卷四八《食货志》，《唐会要》卷八九，《通志》卷六二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元和）十二年正月，敕：“泉货之设，古有常规：将使重轻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今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尹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择清强官吏，专切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以上是说，两税法实行后，因为政府收钱作税，原来在市场上流通的钱多被移存于国家的府库内，以致市场上筹码不足，物价低落。复次，当日钱的蓄积，绝不限于政府，私人也多经营此事。这时候，好些富商大贾，达官贵人，看见钱因两税法的实行而价值增长，而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遂凭藉我们个人雄厚的财力，大量地屯积现钱，使市场上造成筹码更加不足，钱值更加增长，从而物价更加低落的局面，然后把自己屯积的钱抛出市场，赚取因钱值增长而得的巨额的利润。如上引《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今……粟帛曰贱，钱益加重。……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六《息游惰》说：
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滞于私家。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
这种投机事业，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的加以禁止。可是，因为利之所在，投机者往往多方规避，法令只是一种具文而已。《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载贞元二十年：
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
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载元和三年：
六日戊辰，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
又同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其年（元和三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已之资。（《全唐文》多“趋利之徒，岂知国计？斯弊未革，人将不堪”等句）今欲铸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非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宫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唐会要》卷八九，《册府元龟》卷五。一及《全唐文》卷五九同）
十二年正月，……又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唐会要》及《册府元龟》均作“十”）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唐会要》卷八九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元氏长庆集》卷三四《钱货议状》说：
奉进止：“当今百姓之困，众情所知。减税则国用不充，欲依旧则人困转甚，皆由货轻钱重，征税暗加。宜令百寮各陈意见，以革其弊。”……臣不敢远征古证，窃见自元和以来……近有积钱不得过数之限……然而……积钱不出于墙垣……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于时耶？盖行之不至也。
综括上述，可知唐代自两税法实行后，钱的供求关系便不复能够均衡：一方面因为要用来纳税而需要增大，他方面因为国库及私人的储积而供给减少。这样一来，钱在市场上求过于供的结果，价值自然大增，从而物价更趋下降。这种钱重物轻的情形，对于工农等生产者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好些人都主张依旧用实物来纳税，以资救济。这种主张发动甚早，可是直到穆宗即位，由于户部尚书杨於陵等人的提议，始加以改革。《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帝（穆宗）亦以货轻钱重，民因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於陵曰：“……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通鉴》卷二四二长庆元年九月壬子条略同）
又《唐会要》卷八四说：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僚议钱货轻重者。今据群官户部尚书杨於陵等，伏请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且免贱卖匹帛者。伏以群官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变法在长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官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用输，则钱货必均其轻重，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敕旨宜依。（《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如上述，穆宗把两税改为物纳，目的在贬抑钱值，提高物价。可是，事实上，经过穆宗改革以后，钱重物轻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当地解决，这又是什么原故呢？原来，贞元初年以后物价所以低落，两税法的实行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所以，关于这次物价低落的原因，除两税法的实行外，我们还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据作者的意见，这次物价所以低落，主要因为钱币的求过于供；而当日钱币所以求过于供，除因为两税法的实行外，又有其他原因。
关于钱的需要的增大，我们可以从时间上及空间上来加以考察。在唐初，因为自然经济仍旧占有势力，布帛等实物都可以用作货币来交易，故当的物价多用绢来表示。其后，社会经济更加向前发展，这种用实物做的交易工具，在买卖上可要大感不便了。在开元二十二年的诏令中，已经有“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的话[21]。贞元初年以后，因为钱的流通不足以适应当日商业上的需要，政府往往强迫人民在买卖时用布帛等实物来支付物价，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额。如《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元和）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可是，法令尽管是法令，因为便利的关系，谁也喜欢用钱来作交易工具；这种以实物作货币来交易的开倒车的行为，是要渐渐地被人遗弃了。《元氏长庆集》卷三四《钱货议状》说：
窃见元和以来……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然而……钱帛不兼于卖鬻……
因此，从贞元初年以后，钱遂成为商业上最主要的货币；人们对于它的需要可以说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增大。
复次，由于空间上用钱的推广，我们也可以见到当日钱的需要的增大。在这时，不独以前用实物交换的地方要用钱交易，就是海外各国，也要吸收中国的钱。《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户部尚书杨於陵曰：“……昔行之（钱）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大历已前，淄，青，太原，魏，博，杂用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通鉴》卷二四二长庆元年九月壬子条略同）
其中关于钱之泄于外国，日人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一章说：
当唐代时，铜钱流出海外者，即已不鲜。《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八穆宗长庆元年（821）条，已明记当时钱货流出之巨额。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群书类从》卷六十九），鉴真东渡时，曾携带多量铜钱。又据阿蒲赛的（Abouzeyd）之记录（《见闻录》一卷72—73页），唐末波斯湾一带有中国钱之散布。（见陈裕菁译本页34）
关于岭南的用钱，《韩昌黎集》卷三七《钱重物轻状》说：
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钱不得出五岭（下或有复出“五岭”字），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
这样一来，由于用钱地方的加多，钱的需要自更增大。
关于钱的需要之增大，已如上述。钱的供给又如何？铸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当日铜的产量，据《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所载，有如下述：
元和初，天下……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
（文宗时）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
及宣宗……天下岁率……铜六十五万五千斤……
在这里，我们最好先看看宋代铜的产量，然后加以比较。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宋元丰元年，铜的产量多至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拿唐代铜的产量来与这个数目比较，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唐代铜的出产固然少得可怜，但如果把这些铜完全用来铸钱，钱的数量也是可以增加的。可是当时事实并不如此，好些铜都因为制造种种色色的工业品而被消耗了去。如《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贞元九年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奏：“……一臣请自今以后，应有铜山。任百姓开采，一切依时价官为收市。除铸镜外，一切不得铸造及私相买卖。其旧器物先在人家不可收拾及破损者，仍许卖入官。……”诏曰可。
十年六月，敕：“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
又《元氏长庆集》卷三四《钱货议状》说：
窃见元和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然而铜器备列于公私，
又《韩昌黎集》三七《钱重物轻状》说：
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大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鑰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镊钮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
这样一来，能用来铸钱的铜，自然是有限得很了。
关于当日全国每年铸钱的数量，在文献上一时可以考见的，约如下述。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贞元二十年）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
（大和八年）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
又同书卷五二《食货志》载户部尚书杨於陵的话云：
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通鉴》卷二四二长庆元年九月壬子条同）
关于此点，我们最好看看宋代铸钱的数量，以资比较。《宋史》卷一八○《食货志》说：
时（天禧三年）铸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十万贯。
先是江池饶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
由此可知，唐贞元初年以后铸钱的数量，比宋代要少得多。
当日铸钱的数量虽然很少，如果这些铸好的钱都能够在市面流通，筹码不足的问题或者不至于那么严重。可是，事实上，这些辛辛苦苦铸造出来的钱，并没有好好的全部作为交易工具之用。当日因为铜产缺乏，铜器价格昂贵，好些人都毁钱取铜来铸造各种工业品，以赚取巨额的利润。《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贞元九年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宝减耗。……”
敬宗宝历元年十月，河南尹王起奏：“准八月二十一日敕，不许销铸见钱为佛像，仍令京兆河南尹重立科条奏闻。今请犯者以盗铸钱论。”制可。（《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略同）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六《平百货之价》说：
又见今人之弊（指钱重物轻——汉）者，由铜利贵于钱也。何者？夫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时（文宗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
又《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说：
开成二年十月，入为户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三年正月，与同列李珏并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上（文宗）以币轻钱重，问盐铁使，何以去其太甚？杨嗣复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铜，未可变法，法变扰人，终亦未能去弊。”李珏曰：“禁铜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严，不如无令。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所以禁铜之令，不得不严。”（《册府元龟》卷五○一略同）
结果，钱的数量当然要大大的减少。
由上述，可知当日铜钱供给的减少，除由于铜产不足外，佛教寺院的使用佛像钟磬等物，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这许多佛寺用品，不论是直接由铜制造，或是毁坏铜钱来制造，都足以减少铜钱的数量。所以武宗会昌年间的毁法，原因虽有种种的不同，政府要从佛寺中夺取大量的铜器，以便增铸铜钱，解决历年最为棘手的钱重物轻问题，实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说：
（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会昌六年二月，敕：“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磬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价稍增。……比缘钱重币轻，生民坐困。今加鼓铸，必在流行。通变救时，莫切于此。……”（《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及《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综括上述，可知唐自贞元初年以后，一方面由于时间上及空间上用钱的推广，他方面由于铜产的不足，及佛寺的大量使用铜器，钱在市场上遂发生求过于供的现象。本来，自两税法实行后，市场上的钱早就求过于供。现在再加上前述各种原因，钱的求过于供的程度当然是更趋严重了。这样一来，钱值自然增大，物价自然下降。所以唐自贞元初年以后，物价有长期间的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