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物价的变动
五、开元天宝间物价的下落
开元天宝是唐代政治最升平，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唐代的物价，到了这时又复下降。这时物价所以下降，主因当为物品供给的充足。如杜甫《忆昔诗》说当日物产的富庶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
又元结《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说：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当日的生产事业既然这样发展，物品供给过剩的结果，物价自然要下落了。《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册府元龟》卷五○二同）
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年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同上）
又《通鉴》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五年七月：
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
又《册府元龟》卷五○二说：
（开元）十六年九月，诏曰：“如闻天下诸州，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
天宝四载五月，诏曰：“如闻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即虑伤农。……”
除上述外，开元天宝间物价所以下落，货币流通的紧缩，及品质的优良，也是其中的原因。当日货币流通的数量到底一共有多少，史书无明文记载，我们不必妄加臆说。不过，当日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按照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正比例的增加，以至交易上感到筹码的不足，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看到此点，遂提议解放钱禁，除政府铸造外，准许私人铸钱，以便钱数增加，适应商业上的需要。玄宗下令百官详细讨论此事。其后，因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灵，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秘书监崔沔，以及其他官吏的反对，始作罢论[3]。由于此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日货币的流通额，实在太小，不足以适应交易上的需要。这么一来，物价遂因货币的紧缩而低落。《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十七（《通典》作“一”）年八月，诏曰：“……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通典》卷九同）
二十二年三月，诏曰：“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天实生。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用（《曲江文集》作“贵”）……”（张九龄《曲江文集》卷七《敕议放私铸钱》同）
复次，当日货币所以影响到物价的下落，除由于流通数量太少外，又由于币材的优良。开元六年，政府即已努力收回民间恶钱，行用好钱。《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六年正月，禁断恶钱，行二铢四絫以上旧钱，更收人间恶钱熔破，复铸准样式钱。敕出之后，百姓喧然，物价摇动，商人不敢交易。宰相宋璟、苏颋奏请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两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储掌官须者，庶得好钱，散行人间。从之。
钱的品质改良了，价值自然增大，从而以好钱表示的物价遂相反地下降。《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价丰贱。
由于上述的原因，开元天宝间，物价非常低廉。如《通典》卷七说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云：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又《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
时（开元十三年）累岁丰稔，东都米斟十钱，青齐米<豆斗>五钱。
又《通鉴》卷二一二说：
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与《旧唐书》异，待考），青齐五钱，粟三钱。
这是开元十三年及其后物价低廉的情况。再往后，到了开元二十八年，米绢等生活必需品也是一样的低廉。《旧唐书》卷九《玄宗纪》说：
其时（开元二十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又《通鉴》卷二一四说：
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
更往后，到了天宝年间，物价也是一样的便宜。《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是时（天宝五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
开元天宝间，东西这样便宜，一般消费者自然是很喜欢的。无怪乎许多人在诗歌上对于这个时代都表示留恋的情绪了。
六、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
开元天宝间，物价既然下落，一般消费者因为购买力增大，多半过着很舒适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升平时代，的确是值得怀恋的。可是，好景不常，渔阳羯鼓一响，物价可要一变过去四十多年的低廉状况，而作加速度地飞涨了。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755）创乱渔阳，南渡黄河，西向连陷洛阳、潼关及长安等地。在这条进兵路线及其附近的地方，工商农等一切生产事业都因战乱而大加破坏。《通鉴》卷二二三载永泰元年：
三月壬辰朔……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毗陵集》作“万姓”）之生产，空于杼轴。……”（独孤及《毗陵集》卷四《谏表》，及《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同）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服于橹者，农耕尽废。居里闾者，杼轴其空。革车方殷，军食屡调。人多转徙，田亩污莱。
又同书卷五《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说：
寇盗繁兴，阻兵拒命。……顾兹田畴，鞠为茂草。……农工废弃其生业，商贾咨嗟于道路。军营日益，闾井曰空。凋瘵日穷，徭役曰甚
其中尤以河南、山西南部及关中一带，破坏得更为利害。《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稔，将何为谋？
又《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说：
郭子仪论奏曰：“……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
又《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说：
征怀州。时（代宗时）师旅后，岁大旱，田弗不及耕。
至于关中，除了本国的兵乱以外，再加以吐蕃军队的趁火打劫，生产事业更是破坏不堪。《旧唐书》卷一五三《袁高传》说：
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新唐书》卷一二○《袁高传》同）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甲辰条说：
是曰，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赐京畿及同华等州百姓种子赈给贫人诏》说：
今兹吾人……迫以荒馑，愁怨无僇。有离去井疆，业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乡闾依然，烟火断绝。种饷既乏，农耕不兴。
同时，因为战乱频仍，运河交通受阻，江淮等生产地的物品，一部分虽然可由汉水北运，可是因为运输远不如运河便利，江淮一带的物产，遂不能如以前那样，大量地运往关中[4]，供给当地的消费。《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说：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适险劳费。
又《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是时（宝应元年）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唐会要》卷八七同）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说：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5]
这样一来，再加以水旱害虫等天灾，物品的供给自更缺乏，从而物价遂作加速度的上涨。《旧唐书》说：
时（乾元三年）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卷一○《肃宗纪》）
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卷一二五《萧复传》）
兴元元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明年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卷三七《五行志》）
是岁（贞元元年）天下蝗旱，物价腾踊，军乏粮饷。（卷一三四《马燧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略同）
（贞元元年五月癸卯）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卷一二《德宗纪》）
（七月）甲子，诏：“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顷以来，灾滲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兴言及此，实切痛伤。……”（同上）
（十一月）丁丑，诏文武常参官共赐钱七百万贯，以岁凶谷贵，衣冠窘乏故也。（同上）
又《唐会要》卷四四载贞元元年：
八月，大旱，关辅以东，谷大贵，饿死枕道；井皆无水。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说：
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谷籴翔贵，杰黎困穷。
天灾作滲，深儆予衷，跼蹐忧惭，罔知攸措。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
又同书卷五《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说：
叛臣（李）希烈，窃据淮沂[6]。……旱蝗相乘，谷籴翔贵。兵氓馁死，十室九空。
上述安史乱后物品供给的不足，固足以促使物价的上涨。复次，当时政府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对于物价的上涨也有密切的关系。当日战乱频仍，军费支出很大，政府每年的经常收入实在不够开支。为着调剂这种财政的穷困，政府遂滥用货币权，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着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依旧闻奏。”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册府元龟》卷五。一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二十斤（上引《旧唐书》作“三十斤”，待考）。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通志》卷六二略同）
按本文第三节曾引《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即一千钱重六斤四两。今乾元通宝钱，一千枚方重十斤，比开元通宝重不了多少，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十枚行用。而重轮乾元钱，一千枚重二十斤（若照《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则只重十二斤）和开元通宝比较起来，亦不过重两倍多点，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五十枚使用。这样一来，恶币（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与良币（开元通宝）一齐行用的结果，恶币驱良币的葛来歆法则（Gresham，slaw）便要实现了。因为五十枚开元通宝的铜远贵于一枚重轮乾元钱的铜，而法价则完全一样，一般人自然要收藏开元通宝，或冒法私铸重轮乾元钱，以赚取巨额的利润。结果，好钱匿迹，恶钱充斥市面，以价值低下的恶钱表示的物价遂作空前的上涨。《通典》卷九说：
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乾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用破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十一月庚午条说：
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
这是就货币贬值说的。复次，当日政府的铸造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就其大大增加货币的流通量来说，我们可以称为货币膨胀。本来，无论是货币贬值，或是货币膨胀，有一于此，均足以促使物价上涨。这时二者兼而有之，物价上涨得更为利害，自是当然之事。《唐会要》卷八九说：
乾元元年七月，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先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用，行之。及作相，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与乾元开元宝钱三品并行。既而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旧唐书》卷一二三及《新唐书》卷一四九《第五琦传》略同）
又《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乾元）三年二月，诏曰：“泉府之设，其来尚矣。或时改作，则制有轻重。往以金革是殷，邦储稍阙，属权臣掌赋，变法非良，遂使货物相沿，谷帛腾踊。求之舆颂，弊实由斯。……”（《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以上是就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说的。复次，史思明割据下的河北，及离中央政府较远的江淮，货币也有膨胀及贬值的现象。这样一来，币值低跌的结果，物价亦作加速度的上涨。《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六月条说：
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建中初……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估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文益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
由于上述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安史乱后物价高涨得很利害。关于当日物价腾贵的情形，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二六《陈少游传》说：
其年（永泰二年），除桂林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太平广记》卷二三九《陈少游》引《谈宾录》略同）
又《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斛，估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於戏！曩时粟帛至贱，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贵，衣食至难。
这是就代宗永泰年间说的。直至德宗贞元初年，物价仍然很贵。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说：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张固《幽闲鼓吹》多“著作”两字）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太平广记》卷一七○《顾况》引《幽闲鼓吹》及卷二五○《顾况》略同）
按《旧唐书》卷一三。《李泌传》附《顾况传》说：
顾况者，苏州人。……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己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
按李泌于贞元三年六月人相，卒于贞元五年三月，见《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由此可以推知，顾况任著作郎的时间为由贞元三年至五年三月左右。白居易往谒顾况，顾况说长安百物腾贵，当亦在此时间内。故安史乱后，物价有长期间的昂贵，一直至贞元初年才止，共约三十年多点。
在安史乱后，一般物价上涨声中，尤以粮食价格的昂贵，问题最为严重。有因此而不能自给的。如《元次山文集》卷一○《举吕著作状》（宝应元年奏）说：
今时谷涌贵，道路多虞，漂泊异乡，无以自给。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说：
谷价翔贵，何能自资？
有因此而活活地饿死的。关于此点，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九。下《杜甫传》说：
时（肃宗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稆，儿女饿殍者数人。
有因此而流离迁徙的。《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说：
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豆斗>储，皆求于蜀人矣。……”
关于安史乱后米价的昂贵，上面已经说了不少的话了。可是，当日的米价到底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关于此点，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兹就时间的先后，叙述如下。
当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奔蜀的时候，肃宗即位于灵武。肃宗即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载，南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四五万文。《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7]。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再过一年，到了乾元二年，由于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米一斗卖至七千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二年三月，（第五）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册府元龟》卷五○一及《通志》卷六二略同）
又《新唐书·食货志》说：
肃宗即位……及两京平……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卷五一）
是时民间行三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卷五四）
这还不算贵。在同一时间，邺城因为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七万多文。《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说：
庆绪自（乾元元年）十月被围，至（二年）二月，（邺）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略同）
及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米价渐渐下降，每斗价格有数千文，一千五百文，及八百文三种的不同。《旧唐书》说：
上元初，京师旱，米斟直数千。死者甚多。（卷一三一《李皋传》）
是岁（乾元三年）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卷一○《肃宗纪》）
是月（乾元三年闰四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卷三七《五行志》）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乾元三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
这时的米价，大约越往后越下降，即初时米一斗卖数千文，春间卖一千五百文，及夏天则只卖八百文。
肃宗死，代宗即位。代宗广德年间，米价较前上涨，每斗以卖一千文为多，亦有超过这个数目的。《旧唐书》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七《五行志》）
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卷四九《食货志》）
时（代宗初年）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卷一二三《刘晏传》，《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及《册府元龟》卷四九八略同）
自（广德二年）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卷一一《代宗纪》）
是（广德二年）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同上）
又《新唐书·五行志》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虫害稼，关中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五）
广德二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同上）
广德二年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卷三六）
又《通鉴》卷二二三说：
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广德二年三月已酉条）
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广德二年九月己未条）
在同一时间内，温州因为饥荒，米一斗甚至卖钱一万文。《太平广记》卷三三七《薛万石》引《广异记》说：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米谷荒贵，为之奈何？”……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
及永泰元年，米一斗仍卖一千文，或一千文以上。《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永泰元年条说：
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
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
时（七月）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谷食称是。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永泰元年饥，京师米斗千钱。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条说：
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到了大历四年，米价略为下降，每斗只卖八百文，但过后又复上涨至一千文。《唐会要》卷四四说：
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水，米斗直八百，他物称是。
又《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大历四年秋，大雨。是岁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师米斗八百文。
又同书卷一一《代宗纪》说：
自（大历四年）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
是月（大历五年七月）京城米斗千文。
是岁（大历六年）春旱，米斛至万钱。
又《通鉴》卷二二四说：
（大历五年）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大历六年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钱。
代宗以后，便是德宗。德宗建中元年，米价较前便宜得多，每斗不过卖钱二百文。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米一斗为钱二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及兴元元年，米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五百文。《通鉴》卷二三一说：
时（兴元元年五月）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
再过几个月，到了这年的冬季，米价更上涨至一千文一斗。《通鉴》卷二三一载兴元元年十一月，李泌：
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
及贞元初年，米价如旧，仍是一千文一斗。《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说：
（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豆斗>千钱。
（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
又《新唐书》说：
贞元元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二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卷三五《五行志》）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卷五三《食货志》）
又《通鉴》卷二四七会昌四年七月辛卯条说：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8]，京师蝗旱，米斗千钱。……”
不过，这时米价并不完全是一千文一斗，也有比这个价格为高，或比这个价格为低的。《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说：
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豆斗>一千五百文。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六月：
李晟上言：“……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略同）
直至贞元三年，由于农产的丰收，米价始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说：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
以上是安史乱后米价腾贵的情形。除此以外，其他饮食品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上涨。兹就一时在文献上所能考见的，叙述如下：
（1）粟价在代宗初年，粟一斗卖钱五百文，还算是便宜的。《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斟，估钱五百，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粟价较前低廉得多，每斗只卖钱一百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到了兴元元年，因为蝗虫害稼，粟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三百文。《白氏长庆集》卷三《捕蝗诗》说：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其后，到了贞元三年七月，因为供给不足，粟一斗仍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三年七月：
上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
可是，到了这年的年底，因为岁收丰稔，粟价又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只卖钱八十文。关于此点，上引《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已经提及，兹从略。
（2）酒价当日米粮的价格既然很贵，由米粮制成的酒自然也随着涨价了。《册府元龟》卷五。四说：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诏曰：“……如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京师酒贵。
当日的酒价究竟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9]说：
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这里说杜甫在街头所买的酒，大约不是顶好的酒，所以只卖三百钱一斗。与杜甫同时的李白及独狐及，在他们的诗中说，好酒每斗要卖至一万文，或一万文以上。《李太白集》卷三《行路难》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又独狐及《毗陵集》卷一《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说：
夜清酒浓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
（3）盐价随着当日一般物价的上涨，盐价也昂贵起来。《通鉴》卷二二五载代宗大历十年十二月：
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
及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政府专卖的盐更是一致的加价。《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三年：
五月丙戌，诏……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10]。近者军费日增，榷价日重。至有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4）鼠价鼠在平日，谁也不要，是没有什么价格可言的。可是，到了战乱频仍，粮食来源断绝的时候，人员多以鼠肉充饥，鼠的价格遂因求过于供而昂贵起来了。如肃宗至德二载，南阳的鼠曾卖至四百文一头。《通鉴》卷二一九载至德二载五月：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南阳，贼将武令殉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
又《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鼠一头至四百文。（《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及乾元二年，邺城的鼠更为昂贵，一头卖至四千文。《通鉴》卷二二一载乾元二年二月：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城中……食尽，一鼠直钱四千。
关于此事，上引《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亦有记载，兹从略。
上述各种物品价格上涨的情形，偏于饮食品方面。除此以外，关于当日布帛价格的腾贵，也可考见一二。现请先述绢价。杜甫《忆昔诗》[11]追忆肃宗时代绢价的昂贵说：
岂闻一绢直万钱？
由此可知，肃宗时代绢价最昂贵的时候，曾卖至一万文钱一匹。其后，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绢价较前低廉，但仍卖四千文一匹。权德舆《权载之集》卷四七《论旱灾表》说：
大历中，绢一匹价近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八同）
又权德舆《权文公集补遗。上陈阙府》说：
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六同）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就文书上所载，绢价有大小的不同。有仍卖四千文一匹的。《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全唐文》卷六三二同）
有只卖三千二三百文一匹的。《陆宣公翰苑集》卷—-{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百文。（《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绢匹为钱三千二百。
有只卖三千文一匹的。韩愈《韩昌黎集》卷四○《论变盐法事宜状》说：
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
大约这要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同是建中元年，绢一匹的价格有三千文，三千二三百文及四千文三种的分别。除绢以外，当日帛的价格也可知道一点。在代宗初年，帛一匹卖钱二千文，就算非常便宜。《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帛一匹仍卖二千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二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帛一匹价盈二千。
综括上述，可知安史乱后，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利害。以衣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论，米一斗有卖至几万文，绢一匹有卖至一万文的。这固然是特殊的情形，但就一般来说，米一斗卖一千文或八百文，绢一匹卖四千文或三千多文，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们若拿这种昂贵的物价，与贞观年间米一斗卖三四文，开元天宝间米一斗卖三五文或十余文，绢一匹卖二百文的情形比较一下，便可知道当日物价的上涨，实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怪不得当日大诗人杜甫的几位儿女，也要因为物价高涨而活活的变作饿死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