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历史GDP核算和数量经济史问题研究的一点想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八
各位上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清代GDP核算问题发表看法。我的发言分为三部分：对中国经济史定量研究的看法、对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看法和对青年经济史学者的一点建议。
一、对中国经济史定量研究的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得中国经济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与此类似，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近年来也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举例而言，世界经济史大会最近邀请参加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而且对年轻学者还提供参会经济资助；李伯重老师和马德斌老师都在大会的组织中承担重要工作。此外，国际性的经济史会议也开始在中国举行，如2010年在清华举办的亚洲经济史会议。而且下一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很有可能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认为在现在这一阶段研究中国经济史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我本人是经济学出身，因此想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市场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如果我们将中国经济史研究看做商品，则其价值和关注度类似于商品的价格，代表着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否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取得国际上的认可。而这种商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需求与我们能够提供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供给。
就需求方面而言，如前所述，我认为现在是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好时机，因为国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着较强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和要求。美国经济史学界的情况是，经济史越来越偏向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事美国经济史研究的人员主要是经济系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历史上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从而对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和当前经济问题的思考提供帮助。他们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需求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他们希望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是从原始数据出发，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定量分析，从而阐述具有广泛价值的问题，有助于他们思考经济学理论或者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如果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取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我们必须进行定量化的研究，联系经济学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而非过去那种描述性的案例研究。
进一步来讲，西方学者对数据的要求十分苛刻，他们注重高质量、可信度高的经济史数据。在美国和西欧经济史研究中，主要经济指标往往能延伸到过去三四百年，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史的数据还远不能达到这一水平；西方学者希望中国经济史研究能提供与西方时间跨度大致相当的经济变量，以便进行横向比较。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希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文并非就事论事的描述中国经济史本身的事件，而是要解释深层次的、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经济学道理，并论证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如果经济史的定量研究仅仅用数据对现象进行描述而不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而目前为止，符合这些要求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但是一旦学者能够做出这样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欢迎。举个例子，Carol Shiue于2002年、2007年分别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利用较为可靠的清代宫中粮价单解释了不同地区长期粮价变动情况与市场整合的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供给方面看，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看，以往我们对中国经济史定量研究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最大的误区在于认为中国经济史没有数据。过去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中国经济史有大量宝贵、高质量的数据可供使用，而且已经有人利用这些数据做出了优秀的成果。如马德斌教授利用山东统泰升商号的账簿研究清代物价变动、银钱比价以及借贷利率问题；管汉晖老师利用中国经济的原始资料重建了过去三四百年的中央政府财政数据；还有我本人研究的清代海关贸易和工资数据等。以上数据的共同点在于质量相当高，若研究者能将其与有趣的问题相联系，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处理这些数据，在中国历史的框架下研究印证经济学理论，则不难写出扎实而有价值的经济史定量研究的文章。除了以上提及的数据，中国经济史上还有大量原始资料数据等待研究者发掘。本人强烈感觉到，研究中国经济史，绝非无米之炊，而是资料太多人力不足。这需要更多的学者一起努力，做更深入的数量化研究。
综上所述，就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国际学术界需求持续强劲，而我们的供给却相对匮乏，使得目前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绝佳时机。只要我们利用可靠的数据、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利用规范的方法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定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历史上和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
二、关于重建中国历史GDP的一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研究领域，也非常高兴能看到许多优秀的学者共同参与进来。我之前看过管汉晖老师关于重建明代GDP的文章，今天第一次听到对清代GDP重建、对宋代GDP的分析，我觉得这是具有重大开创性的项目，具有历史性意义。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我倍受鼓舞。
我倍受鼓舞的原因之一，在上面已有提及。就是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的地位，使得国际学术界对于长时段国际间经济的跨国横向比较具有很大的兴趣。更进一步的是，这样的跨国比较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大分流等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如果要进行跨国比较，GDP是第一重要的指标。因此重建历史GDP是极有价值和需求的研究项目。
其次，相关的研究极为薄弱，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研究领域。我们如果仔细看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数据都是主观臆测而来的，并没有很好的依据。若我们能重建一套中国历史上的GDP序列，必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地位有一个初步的基本性的认识。
第三，我本人对参与重建中国历史GDP研究的学者怀有崇高的敬意，因为这项工作的确十分艰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我个人曾花三年时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抄录中国近代海关档案，之后又花一年时间整理这些数据，深深体会到从原始档案中披沙拣金的辛苦。而重建中国历史GDP，需要查阅的原始资料覆盖面之广、涉及内容之丰富，都是我以前的研究所无法相比的。在西方学术界，对类似的从原始资料中重建历史事实的学者及其研究都格外尊重。因此我对在座的史志宏老师、管汉晖老师和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学者都肃然起敬。
最后，在重建了历史上的GDP后，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利用这样宝贵的研究成果思考相关的问题。建立长序列的经济数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数据理解数据背后隐藏的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多强于描述而弱于分析，或者不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使得国际经济史学界长期以来难以与中国学者进行有效沟通。因而，对改善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而言，我觉得重建GDP序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对数据等原始资料遵循通行的方法进行整理后，我们能够提供与西方经济史研究可以对比的长时段序列，我们便能初步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若在分析方面也能应用标准的方法，探讨共性的问题，必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这个过程有赖于所有同仁的一起努力。
三、对广大青年经济史学者的建议
类似重建中国历史GDP这样的宏大的研究项目需要极大的时间、精力投入，如非学养深厚的优秀学者，承担起来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广大青年经济史学者并非一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进行重建历史GDP之后才能开展研究，在研究选题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来决定。经济史的研究需要百花齐放。在中国经济史的广阔天地中，有许多重要而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需要依赖大量的数据，有些研究只需要局部的、少量的、但一定是高质量的历史数据。只要拿到可靠的数据、再加上自身独到的认识，新颖的分析，就能够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举例而言，Carol Shiue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就是利用清代家谱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种资料数据量并不庞大，但视角十分独特，探讨的问题具有广泛的意义，因而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工作。所以，中国经济史方面可供研究的资料和主题非常多，只要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在这片天地中大有可为。
那么，如何更好地进行经济史研究？我认为，首先要更多的与国际经济史研究接轨，例如，阅读大量最新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理解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思考方式，掌握标准的分析工具。在阅读经济史文献过程中，不要限定阅读的国别，例如欧洲经济史或者美国经济史，而是要重点掌握其分析框架和意义。其次，一定要学习重建历史GDP项目的风格，就是从原始资料出发，夯实基础。最后，研究成果一定要具有一般性的价值和启发，不能就事论事，限定了研究的影响力。总之，从中国历史GDP核算的项目中，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史定量研究的希望。对于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我充满信心。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将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信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00871
文章来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