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数值估计的三个原则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六
关于历史上GDP研究的适用性及可能性，还有争论和分歧。分歧和争论的存在，表明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同时也说明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GDP的统计和推算是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数估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我们并不缺少数据，而是缺少可靠的精准数据。如何做出具有公信力的成果，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从事历史上GDP数值估计时，能做到以下三点，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承认：
第一，要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本来是常识，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重申这条原则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著作，虽然口口声称要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但纵观通篇的论述，却几乎看不到作者任何利用原始史料记载的地方。不少著作所依据的，完全是第二手的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曾经有人利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厘金制度，结果连《清史稿》都需要转引，而他的导师在给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居然说，“作者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进行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真是大言不惭。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进行数值推算和估计，但一旦条件具备，就应该尽可能地搜集原始史料，争取做到竭泽而渔。比如说研究清代国内市场贸易流通总量，关税收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杆，而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宫中档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清代抄档，就保存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不怕麻烦，从每一个榷关、每一条档案、每一个关期入手做统计，得出的数据就会远远比仅仅依靠《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王庆云的《石渠余纪》，或者某些学者现成结论，来得可靠，也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传统独特的大国，进行历史上的GDP问题研究，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术业有专攻，每位学者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可能什么都懂；而且现存的历史材料，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条件，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转引已有的成果。但是在转引他人成果时，一定要先弄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样研究，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尽可能地还原他们的研究思路，才能够明白问题的所在。而且，研究者将自己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历史学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是非常危险的。研究历史上的GDP问题，绝不能只是拾取历史学家的牙慧。否则，一旦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做出修正，我们的相应结论就要被迫做出修正，所谓的研究也就变成了纯粹的数字游戏。
第二，要注意数值估计的合理性。吴承明先生曾表示：“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1]经济史材料的定量，必须适度而行，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定量时还必须兼顾文化与传统，做到合情合理，否则即便最终的结论或许大体符合历史，这种定量也只能说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猜测”。
有学者研究GDP问题时，“发现”在某一段时间内，人口增长2倍，而同期盐的产值增加了23倍。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消费量怎么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剧烈波动？这样的推算显然违反了常识。有人研究江南的地价，“发现”农家两年的燃料开支可以买地一亩。如果真的有那么便宜，我相信，依据中国人对土地的痴狂，一定会拼命多拾些柴禾，以便于多囤积些土地。有人研究江南的居民消费，“发现”居民户均消费要高于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我想，不管“技术原因”如何，这些研究都是有悖于常识和常理的，结论的可靠性也会变得让人起疑。
与此同时，研究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研究者还常常会陷入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材料的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已有资料的准确性让人头疼。传统文献中的夸夸其谈，虚张声势，比比皆是，面对“成千上万”、“不计其数”、“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举国若狂”、“费几累万”之类的非确数词语，研究者常常无所措手足。清朝中期苏州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很多欲论证江南生活气奢糜的研究者，都喜欢引用此条材料作为强有力证据，并进而强调奢侈性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但此条材料中的夸夸其谈，难道不是也很明显吗？当时苏州究竟能有多少人口，我想无论如何，不会有几千万吧？当时苏州的店铺究竟多到了什么程度，我想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如山如林”吧？
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要找出上百条甚至上千条完全相反的证据，并不困难。只有尽可能地多掌握史料，进行不偏不倚地的分析和解读，才能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观。正如我们拿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作为研究史料，至少也应该先搞清楚，究竟是多收了“三斗”还是“五斗”，或者发现它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如果研究者不察，直接拿过来就进行折中，以“四斗”作为平均值推算当时的总收成，其准确性自然值得怀疑。总之，在进行数值估计时，要注意经济史资料的民族性，多加些甄别，多加些推敲，不能拿来就用，囫囵吞枣。
第三，要有历史感。历史感说虚很虚，但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历史感的培养，并不是说记住了明朝是1368年建立、清军是1644年入关就可以了，而是要把相关的结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历史感的培养，必须从点滴做起，这其中既有对具体史料的判断与分析，也包括对研究时代的感知。研究1640年代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明清鼎革；研究1850年代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太平天国起义，乃至当时生态环境、自然灾害。
历史感对于中国经济史的数据统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具备长期的史学积累和修养，往往就会在无意中闹笑话。有学者研究粮食部门的GDP，得出的结论是1620年为2.987亿两，1630年为4.7亿两，1640年为4.26亿两，1650年为5.89亿两，1660年为7.19亿两（顺治十七年），1670年为5.23亿两，1680年为3.7亿两，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为4.77亿两。但问题在于，1630年的产量怎么可能是1620年的近一倍，顺治十七年的产量又怎么可能是已经承平日久的康熙四十九年的近一倍？众所周知，1630年和1660年两个时段，恰恰是战争频仍、灾害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的时期；而相较之下的1620年和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情况则要好得多。可以说，如果不是史料和我们在开玩笑，就是作者在和我们开玩笑。再者，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清军入关前后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数十年间里，社会余粮会“十分充裕”，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乾隆后期及嘉道这一社会安定时期？另外，根据作者的分析，中国的人均GDP，1620—1670年之间的数据，仍然要高于1760年以后的时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作为经历着明末农民战争、天灾人祸和清军入关后大混战的中国社会，此间人均GDP居然还要高于天下太平的乾隆盛世时期，这难道不是有些让人“啼笑皆非”吗？
还有一种倾向要注意，某些经济学出生的学者似乎对历史学研究者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吴承明先生说：“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的，实际做不到。”吴承明先生还曾对制度经济学派做过精辟的分析，在他看来，诺斯的理论分析篇，讲得头头是道，而一碰到历史史实，就显得束手无策，“往往与理论脱节，甚至抵牾”[2]。但居然就有人引用一两句西方学者（而且这些西方学者也并不研究中国经济史问题）的话，就能做到指责“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但中国的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如果不能抛开这种优越感，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是无从谈起的。
【注释】
[1]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2]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875）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