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租佃关系和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第二节

六 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第二章中曾提出我们的看法：短工本来是人身自由的，明万历间加以法律的认可而已。清律仍旧。因此，这里只论长工。

　　清代的长工大体分为二类。一类是同雇主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大都是民间自契所买，或白契所雇，定有年限；或虽不立契，但议有年限；也有一部分是与户主家庭成员包括奴婢）有宗族、入赘关系，不设年限。还有车夫、轿夫、厨役、水火夫、杂役，也属此类。他们主要是在贵族、大官僚、绅之家。他们的人身地位与明代的“雇工人”相同，并在法律上被称为雇工人。

　　依清律，雇工人“与有罪缘坐为奴婢者不同，然而有主仆之分”；关于雇工人地位的规定，常附在奴婢殴家长律之后。如家长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折伤以上，比殴凡人减罪一、二等；殴死者，绞监候；过失杀者，勿论。而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的期亲和外祖父母，无伤者，杖一百，徒三年；折伤者，绞监候；殴死家长，斩决；殴死家长期亲和外祖父母，斩监候；等等。【59】其处刑都比凡人犯同样罪重三等以上。还可看出，雇工人不只是对于雇主，而是对雇主全家以至其外祖父母，都处于人身从属地位。

　　另一类是没有立文契、不议定年限的雇工。这类雇工主要是一在庶民地主之家，而自耕农、佃农雇用者也不少。从刑部案件看，“绅拎地主也雇用这类雇工者，为例不多，概属生员一级；并有庙僧雇用者。他们除从事耕作外，还被用于农产品加工、牧畜、驾车船、修建及副业。

　　这两类雇工人身地位的划分，有个演变过程。第二章中我们指出，时间长短是封建人身关系的一个标准，佣工在主家时间愈长，就与主家愈“亲”，人身束缚就愈大。清代也是这样。以我们在第二章所揭明万历十六年（1588）的雇工人新题例为基础，清乾隆朝曾三次修订该条例。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规定是：“除典当家人及隶身长随俱照定例治罪外，其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雇工人定拟。其随时短雇、受值无多者，仍同凡论。”【60】

　　按此例，未立文契也未议年限的长工，在五年以内犯罪者，应按凡人论罪，五年以上的就要按雇工人论，加重处刑了。而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出现一个逆转。这年修订的条例说：“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内，或有寻常干犯，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情亲族耕作，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61】

　　这里把五年改为一年，未立文契也未议年限的长工，受雇一年以后就变成雇工人，失掉凡人地位了。同时，加强了“官民之家”即贵族、大官僚、绅衿地主阶级的地位。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三次修订该条例时，就专以雇主的身分为区别，雇主是“官民之家”的都按雇工人论，雇主是“农民佃户”的都按凡人论。并不再提短雇了（短雇历来都是依凡论，毋须再提）。其规定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定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情耕种、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又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62】

　　不过，按照这个规定，“农民们户”，即庶民地主、自耕农、佃农所雇长工，只要原来没有主仆名分，在法律上就都是按凡人论断了。当然，法律规定如此，实际执行未必都按法律办事。直到嘉庆间，民间有些命案仍是按雇工人谋杀家长判处【63】。不过，法律是反映现实生活。法律上的依凡论，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民间雇工已经与雇主在人身上是平等关系，有人身自由了。这种演变大体自雍正时开始，乾隆一朝基本完成了。这时，现实生活上的“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就成了法律上判别是否依凡论的根据。到嘉庆朝，所见刑科题本中的雇工案件，已大部分是注明“平日同坐共食”、“平日平等相称”或“并无主仆名分”字样了。说明雇工人的比重已很小（但直到清末仍然存在），大部分长工已有人身自由了。

　　清代长工人身自由情况，近人根据刑部档案材料，已有不少研究。【64】总起来看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雇主不能任意役使雇工。如雇工拒绝雇主叫他与人争夺庄稼的命令；不按雇主的指使作暗事、嫁祸予人；声明“止做种田生活，不做杂项”；拒绝为雇主打洗脚水等。（2）选择雇主。因条件不合，辞工不做之事已属常见，有一个雇工连续走四家雇主的。嘉庆间雇工辞工的12例中，较多是围另有较好工作，其次是雇主“骂了他”或“说了他”。（3）反抗压迫。对雇主打骂，反唇相骂，动手还击，在案例中，常因此失误造成命案。

　　然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工资问题上。清代长工的工值，仍然是由工食和工钱两部分组成。据魏金玉同志研究，到清后期，和明后期比，工钱部分由20%上下增为30—50%，工食部分由80%上下减为70—50%。工钱部分是雇工可以支配使用的，而工食的好坏是由雇主掌握。这种变化表明，雇工支配的范围扩大了，雇佣关系也更多地离开自然经济范围，进入商品货币关系。从案例看，乾、嘉时长工的工资，少数仍有秋收后分粮者，个别亦有辅之以汗衫、小衣者，但基本上是给钱或银了，并且多半是按月给钱了。在案例中，可见到雇工与雇主讨价还价、协议工钱的情况；工作加重，雇工要求增加工钱的情况；雇主克扣，雇工理论，反复算账的情况；工食不好，雇工提出抗议的情况；更多的是雇工嫌工资低，辞工不干了。这些案例有许多未能分别是长工或是短工。不过大体看来，只要不是立有文契、立有年限的雇工人，从人身地位来说（不是从经济或宗法地位来说），他们已基本上自由了。

注释:

【1】如清初直隶开平陈翼泰垦荒2，105亩，丰润县卓企茂垦荒2，019亩，大名府办祚贞垦荒3，439亩，山东曲阜康佑臣垦荒4，248亩，四川新繁县“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见江太新；《清初垦荒政策及地权分配情况的考察》《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2】雍正十二年，山东各府在出贫民29，940户，垦荒217，714亩，平均每户7.2亩。乾隆七年，甘肃民人171户，认垦9，300亩，平均每户59.3亩。嘉庆五年，将和问官费20，640亩，拨给有粮无地户752户，平均每户27.4亩。同前注。

【3】孙毓棠、张寄谦：色清代垦田与了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

【4】光绪《霍山县志》卷之二，风土。

【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田之重。

【6】叶梦珠：《阅世篇》卷一，田产一。

【7】盛枫：《江北均丁说》、《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户政。

【8】孙疏棠：《清初土地分配不均的一个实例》，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2期。

【9】清初浙江桐乡“田多者辄佃人耕植”，见张履样：《补农书?总论》。康熙时高士奇在平湖“置田千亩”，见表3—8。这两例都未表明地主占田比重。

【10】《东华录》，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

【11】例如山东章邱县太和堂李家，从乾隆二十六年到咸丰十年整一百年间共买进土地57笔，计260.38亩，平均每笔4.5亩，最大一笔为11.6亩。见景变、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1959年版，第51—52页。

【12】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硫》，《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仓储上。

【13】《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1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版第195页。

【15】清《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乙酉。

【16】叶梦珠《阅世篇》卷一。

【17】如在湖南湘潭，康熙初“弱者以田契送豪家”，这里来提人身关系，亦可用依附解释。但这是因“其时大乱，治重很繁”，康熙改革赋税后，情况就不同了。见光《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十一。

【18】徐琦：《清稗类钞》第三十九册，奴婢类，明珠驭家奴之严。

【19】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授田额。

【20】清《高宗实录》卷八0四，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乙丑。

【21】白契所买雇工不属奴仆，见后文。

【22】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载《文物》1977年第11期。

【23】安徽巡抚魏廷珍谕。同上注。

【24】李渔：《资治新书》卷七，请严主仆。

【25】戴兆佳：《天合治略》卷六，告示，功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延民困以保天和事。

【26】张光月：《例案全集》卷六，户役。

【2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0九，刑部，刑律斗殴。

【28】《清朝文献通考》（二），卷一九七，刑考三，考六六一七。

【29】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余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30】张履样：《与徐敬可书》，《杨国先生全集》卷八。

【31】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余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32】康熙《清河县志》卷一。

【33】《湖南省例成案》，工律、河防卷一。

【34】引自刘永成：《论<红楼梦>时代的租佃关系》，载《新建设》1963年第11期。

【35】江太新：《清代前期押制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原据词档案《军机处录副》，监察御史刘天成奏折。

【36】乾隆《湖南通志》卷四十九，风俗。

【37】《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一册，1930年版，第424页。

【38】《请定径制札子》，《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39】张英：《恒产琐育》戊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

【40】乾隆《市里志》卷五，风俗。

【41】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7二页。

【42】赵锡孝：《徭役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

【43】《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校点本，第79页。

【44】《重囚招册》，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1979年版，第100页。

【45】德福：《闽政领要》卷中，引见同上注，第117页。
 
【46】《甲辰示道希弟》，《方望溪全集》卷十七。

【47】这些原因是：（1）各地区报案率有较大差异，如表3—12中直隶案例最多，不反映该省雇工最多；（2）理论上各时代发案率不会一致，（3）表3—12时间较长，但案例不足；寿3—13案例较全，而时间过短。

【48】《巴陵县志田赋论》，《皇朝经世文们补》卷二十九。

【4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法等国的农业人口中，农业工资劳动者亦不过占30％。

【50】刘方瓦：《请修补城垣勿用民力疏》，《皇清奏议》卷四十五。

【51】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物产，引佩弦斋杂记。

【5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中征一勺。

【53】李兆洛：《凤台县志论食货》，《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54】黄冕堂：《再论清代的雇工性质》（未刊论文）。

【55】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周极园《劝施农器牌》。

【5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二三0卷，兖州府风俗考。

【57】四例均见吴量恺：《清前期农业经济中的短雇》（未刊论文）。

【5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0页。

【59】《大清律例》，道光五年版，卷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60】《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戊申本）卷八一0，刑科斗殴，奴婢殴家长。

【61】《大清律例集注》卷二十二，斗殴、奴婢殴家长。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0，刑律斗殴，奴婢殴家长。

【62】《大清律例》乾隆六十年刊本卷二十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条例。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三十四年刊本，卷八一0，刑律，斗殴，奴婢殴家长。

【63】多是援用“故杀”加重之例，或将“过失杀伤”说成“故杀”。但突出的有，短雇历来是依凡论，甘肃有雇工打死雇主案，地方宫按凡人论罪，并以其后有大赦令，拟“援救减杖”。而报到刑部，刑部以“受雇工作虽未立有文券，究与寻常斗殴不同”，判绞。见五玉如辑：《条例》（附成案），乾隆三十年刊本，卷二，斗殴。

【64】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魏金玉：《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号地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黄冕堂：《再论清代的雇工性质含（未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