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租佃关系和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第二节

第二节 租佃关系和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一 土地占有状况

　　第二章中，我们估计明代初期自耕农占有民田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弘治以后，由于官田的扩张和豪绅地主的兼并，佃农激增，租佃关系逐渐占到总耕地面积的70%左右。现在我们探讨一下清前中期的情况。

　　王朝更替，经长时期的农民战争，旧的地主豪强势力被打倒，新的地主豪强势力尚未形成，因而出现大量自耕农。但明清有所不同。明王朝建立后，招流民和移民垦荒，是集中在明初洪武年间，加以朱元漳出身佃农，推行给垦民以上地所有权的政策较好，因而我们可以根据明初垦荒数量（1.8亿亩）估计自耕农的比重。清代也规定垦民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但垦荒进行很慢，自顺治起经康熙、雍正达百余年，其间新的地主阶级势力已成。加以中央和地方民族隔阂，政策执行不彻底，新老田主“认业”“冒承”，官僚、富豪插手其间，有一人认垦千亩以至几千亩者【1】，情况十分复杂。

　　尽管如此，从各省区“招徕流寓土著”、查定“贫民”“有粮无地户”等垦荒报告来看，从若干地区平均每户垦田亩数来看【2】，清代垦民中大部份仍然应当是自耕农。同时，清初的土地荒废较明初为多，从表3—1看，达2.3亿亩，占顺治时民田总数的42%。垦荒多，自耕农也会多。又清代官田较少，雍正二年（1724），官庄、旗地与电田合计约0.54亿亩，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4%【3】（明前期占14%）。这也相对地增加自耕农比重，因官田中是没有自耕农的。还有，清初战乱长，流民多，客籍垦民数量大，尤其在四川以及河南、湖北等省。客籍垦民中自耕农的比重也较大。

　　我们找不到清前期农民占有土地数量的材料，只有乾隆时的一些事例。有个记载说，安徽霍山县，乾隆时“中人以下咸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守之，佃田而耕者仅二三”。【4】这是自那农比较多的例子。江太新同志根据清代编审材料，整理出直隶、安徽两个地方的农民占有土地的分类数字，摘列如表3—6和表3一7。

表3-6                 直隶获鹿县郑家庄社八甲农户分缕           乾隆元年（1736）

 　　资料来源：江太新：《从清初的垦荒政策看清代前期的地权分配的历史研究》1982年5期。原据北京档案馆《获鹿县档案入案》。

　　*土地分类数系估计数。

表3—7                  安徽休宁三都十二图六甲农户分类     乾隆五十五年（1790）

　　资料来源：江太新：《从清初的垦荒政策看清代前期的地权分配》。原据休宁编审红册。

　　北方一夫耕地约80—100亩，表3—6中占有土地100亩以上者可视为地主。40—100亩这一类可视为独立的自耕农；10—40亩一类也是自耕，不过一般还需要租进一些土地，或从事其他经营，才能维持一家生活。这两类农民共占全甲耕地的65%。南方一夫耕地约10—20亩，表3—7中占有土地10—40亩这一类可视为独立的自耕农，他们占有全甲耕地的41%；占有10亩以下的也是自耕农，不过多需依靠副业或租进一些土地才能维持生活。在南北这两个乾隆时的例子中，自耕农大约都占有全区耕地一半左右。清代的土地集中过程在康熙时已开始，因而乾隆以前，自耕农还会多些。在直隶获鹿这个例子中，也确实查到在康熙四十五年（1705）的编审中，10—40亩这一类占有全区耕地的51.5%，而100亩以上的（地主）只占有17.7%。

　　以上霍山、获鹿、休宁三个例子都只是个别县、个别甲，当然不能代表全国。也有相反的例子。据顾炎武说，苏松一带在清初佃农即占人口的十之九【5】。可是，据叶梦珠说，松江华亭在康熙十九年（1680）以前还是“相率以有田为戒”，这以后“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6】。盛枫说，淮南一个一万户的县，大约有十之一的大户“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7】。孙额棠同志还曾找出“玉区”十甲有九户大地主占有全部耕地96%的实例。【8】但是，这些例子都是在江苏一省。我们或者还可加上浙江北部【9】。此外，就未见佃农比重较高的事例了。江苏、浙江本来都没有垦荒问题，自耕农自然没有增加。

　　因此，从全国来看，如果说清前期自耕农占有全国耕地的40-50%，似乎并不为过。清帝玄烨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说”出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10】；这是在他出巡江南时所得印象，是以偏概全了。

　　清代土地集中的过程比明代来得早，规模也大，而土地集中也就是自耕农失掉上地，怕农增多，租佃关系扩大。明代的土地集中是由扩大官田和官田出租给们农开始的。清初圈占的旗地也是在康熙间逐渐招民佃种；攀辅旗地则除内务府庄田、宗室庄田外，大都典卖，典卖给地主的也成为佃种。不过清代官田不多，到乾隆时连同电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7%。租佃关系的扩大，主要还是由于民田的兼并。

　　第二章中，我们已分析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意义和它对民田兼并的作用。同时指出，明代豪绅地主势力大，他们集中土地不一定要通过买卖，由土地买卖形成的地权集中主要是中小地主；在明后期，大地主并不多，清代情况有所不同。清代庶民地主大量增加，土地买卖也大为繁盛了。当然，土地买卖中仍然是以小量交易为主，【11】但是，如下面表3—8所承，象刑部尚书徐乾学、权顷一时的和冲这些一次集中大量土地的例子，他们的土地也是买来的，在他们受控或抄家的案卷中，并无霸占民产的罪状。表中还见有商人大地主。象这种几十万亩以至一百万亩的民田大地主，在明代还罕见。这也说明，土地自由买卖在调整和巩固我国地主制经济中的作用加强了。

表3-8                   清代大地主占田举例

　　资料来源。李文治：《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号内系李文治所加。惟嘉庆间孙玉庭一项据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1959年版第93页。

　　*琦善所占土地系据外国人著作，似不可靠。

　　到清中期，自耕农与佃农的比重究竟发生多大变化，租佃关系扩大到什么程度，还难作出全面估计。乾隆十三年（1748）杨锡钹奏称：“近日日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12】。此语不实，若说地主占有耕地十之五六，未免偏低；至说原来的自耕农都已变成伯农，又属过甚。乾隆时方苞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拎商贾之产，……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13】。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再看后期光绪朝的材料，在南方，佃农约占总农户的50—60%，在北方，约占30—40%【14】；佃耕士地的比重当然要比佃户的比重为大。这已是在太平军之后，有些省份自耕农又有发展。看来在乾、嘉之世，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70%左右，大体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