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租佃关系和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第二节

五 农村雇工的增加

　　清代的农村雇工显著增多。据吴量恺同志统计，乾隆二十年至六十年（1755—1795）这40年间，清政府刑科题本的二万多件档案材料中，涉及雇工的有4，600余件，占四分之一弱。再参照雍正、嘉庆材料，列为表3一12和表3—13。

表3－12           清前中期刑部档案中农村雇工案件

 　　资料来源：清刑部档案（部分）抄件。

表3－13                   乾隆朝刑部档案中两省雇工命案

 　　资料来源：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原据清档案刑科题本，命案。

　　＊档案散失太多。

　　表3—12是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每20年间隔有关农村雇工的部分重大刑事案件统计；表3—13是以四川、山西两省为例，乾隆朝每5年间隔雇工中发生人命案的记录。这两表反映，乾隆以来农村雇工是迅速增加的，但由于种种原因【47】，它也只能反映一种趋势而已。又从所报案例看，遍及21个省，又以北方各省为多，江南较少，广东又多些。从各方面情况看，到清中期，雇工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一支力量，但对它亦不能估计过高。四川是雇工比较发达的省份，但如说巴陵“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48】，则实属夸张。1933年调查，全国农村人口中雇农还占不到10.3%，在清中期，必远小于此数【49】，不过加上临时性忙工，可能多些。

　　清代农村雇工增多，主要在乾隆以后，这和人口增加有关。所谓“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充们，则力佣自活”【50】。当佃农须有一定的资力，我们前面提过，一亩所需，工具、牛、种总需1，000钱；没有这种资力的只好为人佣工。同时，佃农和雇农原来是互相转化的。“主出籽粒者，佃得什之四；主并备牛、车、刍袜者，佃得什之三；若仅为种植会组，则所得不过什二而已”【51】。最后这档没有任何资财仅出劳动力，也就相当于雇工了。所以，雇工的增多，也是小农经济分化的结果。

　　清代农业雇工的增加，又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有关。前一节我们已屡提到，实行集约化耕作，上农一家劳动力只能耕田十亩，还常患人手不足。一亩稻田约需八、九个工，道光时松江一带，已亩需十余个工了。所以自耕农、佃农，也常有雇工。以后还将看到，清代农学家计算生产成本，大都要计算雇工费用。经济作物一般是集约耕作，清代经济作物发展，也导致雇工增加。种烟需工最多，每亩需五十个工，包世臣说，山东济宁业烟者六家，“其工人四千余名”【52】，大约是包括种烟和加工贩卖。有个突出的例子，安徽凤台郑念祖，两亩菜园就用了两个雇工，精心栽培，“岁终而会之息数倍”【53】。

　　清代农业雇工增加，也和前述租佃关系变化，农民有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关。尤其是迁徙比较自由，人口流动，反映为客籍雇工占相当比重。有人从雍正到嘉庆的刑科题本中整理了出省受雇的55例【54】，其中以从内地流离东北、四川、两广者为多，而这几省也是清代雇工较多的地区。

　　清代农村雇工中，绝大多数仍是短工。一般习例，十个月以内的都属短工，包括按日计值的忙工。据表3—12，短工占60%。但这是刑部案例的统计，雇工中短工要远超过60%，因为短工的发案率小于长工，、在那些只有几天的忙工中更少发生重大刑案。从下节表3—14中也可看到，雇工人数较多的大多是短工；其中有例说明，雇2个长工耕作，农忙时添雇3—5个短工播种或收割。清代已有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奉天开原、河南林县、山西阳高县、广东新会以及山东地区，都有“工夫市”“人市”的记载，在这些市场上应雇的绝大部分是短工。他们“每当日出之时，皆荷锄立于集场，有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其无锄者或原有锄而质当与人者，止袖手旁观，见无人觅雇，皆废然而返”。【55】这是因为田主只备日常需要的农具，农忙时添雇短工是要他们自带农具的。在文献中，还有“十月朔，……农家皆设酒燕佣人，名曰散场”，“辞场圃，犒农工”【56】等记载，都是十个月以内的短工，秋收后就散场了。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论述，明代短工已颇普遍，但还未达到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形成“短工阶级”的情况。清代如何呢？

　　清前中期的农村短工中，有一部分仍然是自耕农或佃农，在有余力或发生困难时出去打短工。刑案中不少这种例子。如湖南永定县的曹位胜，自己“种地度日”，又给盟若奉当短工。江苏靖江县的周永茂，是个租种二亩地的佃农，又给陆万达当短工。直隶玉田县的马大，是马辅庭的佃户，又给田主当短工。安徽无为州的任培胜，是当地伍德仓的佃户，又跑到200里外广德州打短工去了。【57】这种短工，仍然如恩格斯所说的，是把雇佣劳动作为“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58】的性质。也许他们要累年地去打些短工才能过活，但总企望有一天自己的家业稳固了，不再出去奔波了。这种短工是雇佣劳动，但它又起着补充、稳定小生产的作用。这种短工占多大比重，还无从估计。看来相当大，因为直到近代，它还十分普遍，并常见小生产者之间互相雇为短工，有点象劳动互助的样子。这种短工，自然不会形成一个阶级。

　　清前中期的短工中，也有一部分是完全破了产的农民，他们已一无所有，或仅有栖身之地，也无资充佃，四处觅活度日。这种事例也不少，尤其是在流民中，常不远千里，为人短雇。这种短工。已完全是出卖劳动力为生，事实上断绝了自己当家立业的希望。他们有一定的量，即可形成一个短工阶级。不过，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论及，马克思所说的“短工阶级”，是指在租佃关系转化为纯粹货币关系的过程中，一些境况较佳的佃农雇短工扩大生产而形成的，以后就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农业工人所取代，不再成为短工阶级了。因此，它有特定含义，多少带有英国的特点。清代我国的这种短工，主要并不是佃农雇用的，租佃关系也未转化为纯粹货币关系。这种短工作为劳动力出卖者，和长工已无多大实质上的区别，一旦雇主需要，随时可变为长工。他们之长期的作为短工存在，只是因为我国近代农业不够发达，没有出现多少有较大雇工能力的雇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