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租佃关系和农村雇佣关系的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第二节

二 佃农人身关系的变化

　　第二章中曾指出，在明代，依附农还比较普遍地存在，而大的经营地主又多半是役使憧仆耕种。这种情况，清代有些变化。

　　首先，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依附农大大削弱了。清代的垦荒中，亦有星民“借绅拎报垦，自居佃户”【15】以免征科之事，但这还不是“投献”和依附。叶梦珠所说康熙初松江一带农民在税吏追逼下将田地“空书契券，求送缙绅”【16】的情况也是这样。清代的所谓绅衿地主或绍绅地主和明代的贵族、豪绅等特权地主有所不同。明代特权地主的优免权实际上是漫无限制的，他们形成一个“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的土地垄断集团。清初，对在职官吏仅免本身丁役，雍正初推行摊了入地后，这种优免也实际上被取消了。清代的贵族除占有官庄、旗地外，一般满人甚少经营上地，而绅衿地主以及大量兴起的由富裕农民和商人转化而来的庶民地主，一般能构成依附农的条件。我们不能说在清代依附农已完全消灭，某些地方可能还有【17】，但已不成为一种制度了。

　　其次，奴仆劳动。满洲人原有家长奴仆制，农牧生产靠奴仆进行。建国后官庄、旗地系役使壮丁耕作。’所谓壮了亦大都是奴仆性质。他们在刑法上受奴仆律和督捕则例的约束，不准逃离，违犯家长教令时可以杖死。康熙时纳兰明珠“广置田产，命诸仆主之”，未言明是奴仆耕作，但“不法者，许主家长毙之杖下”【18】。张履样也议论到奴仆问题，约指江南，他说原来是“每田百亩，仆二人，三百亩，纪纲仆一人”；但“近俗，仆表都无善良”，主人“深以为病，又势不能不养”。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一夫一妇，授田三亩、地二亩，以给衣食。赋役，主人为之任，不夺农时，”同时叫他们“代主人耕田二亩，地一亩”【19】，等于劳役地租。到乾隆中期，高宗弘历还说，“边地官员受田耕种，全赖奴仆力作”【20】。农业上的奴仆劳动，清代仍然存在。

　　不过，康熙以后，皇庄、官庄的奴仆劳动已逐渐为敌佃制所代替，旗地亦改为出租或典卖给汉人。满人之从事农业经营者不多。尽管边地官员仍用奴仆力作，所占比重甚少。又，终清之世流行有隶身长随、典当家人、财买义男，也都是奴仆性质。【21】不过，他们主要是在贵族、大官僚和绅终地主之家，从事家内劳役；民间典买家人、义男亦有用于农业生产者，为数不多。原来使用奴仆的经营地主，大都已象张履祥所说那样，改仆为佃了。象明代那种“开拓产业，佣奴千指”、“良田四万亩”“憧奴数千人”的记载，我们在清代文献中尚未见到。又在明后期的农民起义中，封建史书常用“奴裁其主”字眼；在清代农民抗租、抗粮记载中，则多用“奸民”“顽佃”字样了。

　　第二章中我们曾介绍过安徽徽州府、宁国府的庄仆制，这在清初仍很流行。据近人研究其起源，大约主要是由仆而佃，不是由佃而仆，有些庄仆只是服杂役，根本不佃耕土地。【22】因此，恐怕不是依附农转化，而是奴隶制的残余。庄仆人身全属主人，可由主人随意处分和随田转卖。但这种制度在清代也是逐渐削弱的。雍正五年（1727）谕将庄仆开豁为良民，但“如有种田主之田，葬田主之山，居田主之屋，系现受田主豢养，非应开豁之人”【23】。雍正六年（1728）、十年（1732），嘉庆十四年（1809）都重申前令，并佃主田、葬主山者也一体开豁为良。朝廷所以要开豁庄仆，主要是为了保收赋税，而庄仆的反抗、逃亡也逼使庄主不得不放松压制。徽州的庄仆制虽一直延续到清末，但后期已是式微了。

　　因此可以说，到清中期，在地主经济中，依附农和奴仆劳动已很少，除部分雇佣劳动外，基本上都是属于租佃关系了。这不是说没有擅将佃户为“佃仆”，“肆行役使”之事，田主“甚有呼其妇女至家眼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价卖其妻若子”者。【24】至于逼租索债，“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将佃户“锁押私家，百般吊打”【25】之事，也属常见。不过，这都属于非法行为，也为当时统治阶级认为不合封建道德而加以抨议的事了，佃农的法定人身地位如何呢？

　　明代，朱元漳已解除了佃农的贱民地位，将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改为在仪礼上的长幼关系，佃户见田主“行以少事长之礼”。清初立法，也遵循这项原则，但刑律上无明确规定。康熙二十年（1681），户部渝“今绅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26】。雍正三年（1725），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应“革去衣领职衔”、“杖八十”【27】，即与私家拷打监禁良民同罪。雍正五年，（1727）吏部议复河南总督田文镜疏称：“嗣后绅衿苛虐佃户者，乡绅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职衔”。雍正帝同意这条立法，但说：“立法贵得其平，倘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何以并未议及？”于是又加上：“嗣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不应重律论杖，所欠之租，勒追给主”。这就是所谓“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28】可以说是清代处理租佃关系的法定原则。

　　我国封建法制，原来都是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禁民离乡，追捕逃佃。明代立法已无明确限制，但户籍制度很严；到明后期，黄册瓦解，佃农择佃、迁徙已比较自由。清顺治十七年（1660）有谕：“佃户不过穷民，与奴仆不同，岂可欺压不容他适？”【29】清初的编审制度，也是力图把农民固定于土地，不过不如明初黄册之严格。江南一带人口外流，田主常需“羁糜”佃户。张履祥说：“当此土满人离之日，加意固结犹恐不及，窃意羁糜之道一失，即使另召耕佃，未必遂得其良”【30】。康熙间，有廷议称“佃户原系穷民，种田供租与投身服役不同，如有余力，自应听其开垦，以裕国课”【31】。在康熙时，有的地方已有农户“驱牛荷耒，择地而往”【32】的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初实行摊丁入地以后，了银有了保障，不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了。乾隆初，废编审制度，农户离乡已无由限制。同时，人口剧增，流民增多，田主亦毋须滞留佃户了。加以农民抗租、抗粮斗争日盛，地主的权力受到打击。因此，到清中期，佃农已基本上有了择佃、退佃、迁徙的自由了。

　　以上所说佃农人身的自由，主要是从法制地位上讲的。实际上，他们能否自由，还要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并受宗法关系和习惯势力的约束。而法律限制解除后，地主阶级也就更多地采用经济三段来约束佃户。

　　原来佃农之不同于农奴、依附农者，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第二章中我们已论及，一个完全意义的烟农，是自有住屋、农具、耕畜、种籽，仅租用地主的土地耕种，交付地租。但这种完全意义的侗农从来是很少的，明后期，仅在江南有所发展，但也还在大农具（如排灌、车船设备）和部分种籽上依赖地主。

　　佃农在经济上依赖地主愈多，他们实际的人身自由也就愈受限制。我们曾提到乾隆时两江总督那苏图的议论，他说，北方佃户的住屋、牛、犁、谷种都是仰杖于业主，因而“佃户畏惧业主，而业主得奴视而役使之”；南方佃户自有住屋、牛、种，“故其视业主也轻，而业主亦不能甚加凌虐”。乾隆二年（1737），湖南岳州府同知陈九昌讲过一段他亲身经历。他说，他在河南任职之时，见那里“田主如主人，而佃户如奴仆，有事服役，不敢辞劳，有唯恐不当田主之意者。后任江南，见佃户亦皆送租上门，从未有霸种赖租，颗粒不还者。及卑职到任楚南，不胜骇异。还多还少一任佃户之主张，而田主听其发付”【33】他所说的湖南情况，未免夸大。不过，北方情况，其地有所变化。如在河北，清刑部案例中有嘉庆三年（1798）袁德5佃种胡养心地亩“系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记载，嘉庆四年（1799）刘荒佃种邢建功地亩“系属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记载【34】。在江南，则乾隆以后佃农的独立经济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人身自由也就更多些，这可从地租形态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表3－9              清代乾隆朝地租形态（刑科题本件数）

　　资料来源：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原据清刑部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