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和育秧——《中国稻作史》第四章（三）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
三、播种和育秧
（一）直播 水稻的直播有两种情况，一是旱稻（陆稻）的旱地直播，二是水稻的水田直播，从后者演变出育秧移栽技术。前者则始终行直播。根据李根蟠、卢勋等近年来提出的农业起源于山地说，旱稻的直播显然早于水田的直播。他们调查云南少数民族如怒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的水田技术表明，南方少数民族早期的水田技术很多由旱地生产技术而来，人工灌溉和水田农具是后起的。换言之，旱稻的种植早于水稻。因而旱稻直播早于水稻直播。而旱稻的直播又来自“旱谷”（云南少数民族的称呼）和其他作物的混播。如西盟佤族就盛行以旱谷为主的混作间作，他们将旱谷和鸡爪稷、粟、高梁、黄瓜、冬瓜等种子混在一起点播或撒播。并传说这是他们的祖先给旱谷找“伴”[1]。这是一种原始农业形态的遗存，表明最初的稻子播种乃是旱直播的混播。从混播分离出单作是后起的，如独龙族的单作仅仅是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原始稻作分化出旱稻和水稻以后，水稻最初也是直播。南北都一样，南方的“火耕水耨”当然是直播。北方从西汉《氾胜之书》至北魏《齐民要术》都讲的是直播水稻及旱稻。《齐民要术》水稻篇已经提到播种之前，先用水淘去空秕的稻种，浸水催芽三天，候芽长二分时播种，用种量为“一亩三升，掷”。这掷即是直播的形象描述。在催芽之前十天，要将稻田“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陆轴”又称“礰礋”（音历宅），为北方用牛牵挽辊压水田的农具。旱稻的播种也要先经催芽，所不同的是用“耧耩䅖种之”。（见旱稻篇）说用耧耩䅖种比用手工掷播为省种而安全。如遇天寒也可不必催芽即下种，以免出芽的易冻死。旱稻初出苗，还可以“犹欲令人践垅背”，因为“践者茂而多实也”。水稻或旱稻在北方早期的种植中其播种期拖得很长，分为上中下三时，水稻的播种期一般比旱稻为迟些。据《齐民要术》的介绍，水稻的播种期“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旱稻“二月半种稻为上时，三月为中时，四月初及半为下时”。农业经营愈粗放，播种期的幅度愈大，在大幅度的播种期中分出上中下三时是一种趋向精确的反映。旱稻播种期要早于水稻可能同旱稻的土壤供水受限制有关。
（二）育秧 育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原因不同。北方的育秧移栽，出于减轻草害，南方的育秧移栽虽然同样有减轻草害的作用，却与复种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多熟制发展以后，移栽是解决季节矛盾的最有效措施。
北方水稻移栽的记载始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指水稻移栽。具体讲移栽理由的是《齐民要术》水稻篇；“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栽而薅之。”
南方稻田从唐宋以后因稻麦（豆、油菜）复种的扩大，大部分稻田改用育秧移栽，因而育秧的经验积累很快，以陈旉《农书》的“善其根苗篇”最为详备。陈旉的理论是：“凡种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鲜矣。”即是说弱苗无好稻的意思。他认为使秧苗健壮应具备三个条件：“种之以时（播种期合适），择地得宜（秧田选择合适），用粪得理（秧苗施肥合适）。”从宋至清，育秧技术日趋完备，现分以下环节介绍。
1．秧田整治。陈旉强调秧田选定后于秋冬时就“再三深耕之”，使经霜冻“土壤苏碎”。然后在田里铺放茎叶残根等，到开春再耙转，“以粪壅之。若用麻枯（芝麻饼）尤善”。明末《沈氏农书》则要求严格在秧田除稗，可减少本田稗害：“先将面泥刭去寸许，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撒种。”这是较彻底的除稗措施。清初的《梭山农谱》（1717）要求秧田的质量是：“土烂如面，水平于镜。”这两句话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衡量秧田质量的标准。
2.浸种、催芽及下种。浸种催芽技术在《齐民要术》中只提到“浸水催芽三天，候芽长二分时播种”，比较简略。详细的介绍当推宋初推广占城稻时由朝廷颁布的种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秆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热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种莳。”[2]
宋代的劝农文中也多有叙说浸种催芽技术。至元代王祯《农书》中讲到天晴浇冷水和阴寒天气浇温水来调节种子堆发芽中的温度，则为其他农书所未道及：“至清明节取出，以盆盎别贮，浸之；三日，漉出纳草篅中。晴则暴煖，浥以水，日三数。遇阴寒则浥以温汤，候芽白齐透，然后下种。”
明代的《便民图纂》（1502年或稍后）讲浸种催芽首次区分旱稻和晚稻，叙述也简明扼要：“早稻清明前，晚稻谷雨前，将种谷包投河水内，昼浸夜收，其芽易出。若未出，用草盦（覆盖）之。芽长二三分许，拆开，抖松，撒田内。撒时必晴明，苗易坚。亦须看潮候。二、三日后撒灰于上，则易生根。”这一段叙述，直至现在的农民浸种催芽，基本如此。
关于秧田的播种量，没有直接的记载，《齐民要术》所说的“一亩三升”是直播田。《便民图纂》说“每亩一斗”也是指的本田所需的播种量，因该书“收稻种”一节说明收稻谷留种时，按“每亩计谷一斗”计算。这与《农政全书》所记完全一致：“玄扈先生曰：今人用谷种，亩一斗以上。密种而少粪，难耘而薄收也。”[3]清乾隆御题《耕织图》诗则说“一亩率三升”，清末《潘丰豫庄本书》也说：“每田一亩，下种三升足矣。”明清用种量相差三倍是正常的。象现代由于耕作制复杂，稻区自南至北扩大，每亩用种量（秧田）一般变动在100～400斤间，极端多的可达600斤，少的不满l00斤[4]。宋应星《天工开物》说每亩秧田可插本田25亩，则明清时的秧田播种量变动于每亩7.5～25斗之间。
3．秧田水层管理。陈旉《农书》对于秧田的水层管理有精辟的记述：“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生水。青苔薄附，即不长茂。”又：“作堘（田埂）贵阔，则约水（控制水层）深浅得宜。”水层的深浅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天气晴雨而定：“若才撒种子，忽暴风，却急放干水，免风浪淘荡，聚却谷也。忽大雨，必稍增水，为暴雨漂飐，浮起谷根也。若晴，即浅水，从其晒暖也。然不可太浅，太浅即泥皮干坚。不可太深，太深即没沁心而萎黄矣，唯深浅得宜乃善。”
4．秧龄和插秧。《天工开物》载“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这是最普通的秧龄。该书又进一步指出秧龄太长会发生秧田拔节、插后抽穗，结籽稀少的现象：“秧过期老而长节，即栽于亩中，生谷数粒，结果而已。”《沈氏农书》提到控制秧苗老嫩以应付天气的变化：“若秧色太嫩，不妨搁干，使其苍老。所谓秧好半年田。……若亢旱之年，又不可早将秧壅兴（壅兴指施肥太多使苗徒长），恐插莳迟，而秧蒿败也。”为了防备意外不测，“凡人家种田十亩，须下秧十三亩”。即使有多余，还可以相互调济。
明末南方平原的某些稻田已有双季连作稻，早稻收后，再插晚稻，一般多是耐寒的晚糯。连作晚稻的秧苗多尽量延长秧龄，以补本田生育期因迟插而缩短的矛盾。这种晚季秧，《天工开物》称之为“再生秧”：“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禾，耕治老*{艹膏}田，插再生秧，其秧清明时已偕早秧撒布。早秧一日无水即死，此秧历四五两月，任从烈日暵干无忧。”所谓听任太阳曝晒即是通过减少水分供应，以抑制秧苗生长，达到延长秧龄的目的。这种技术在本世纪50年代发展连作稻时，浙江等地区即曾广泛使用，称之为“水秧旱育”或“旱地育秧”。
稗草是稻田的主要杂草，不容易除尽，原因是稗的幼苗和稻苗很难区别，一旦长大抽穗，又先于稻穗成熟落粒。稗子很小，很容易混在打谷的过程中。“农田插秧秧绿时，稻中有稗农未知。稻苗欲秀稗先出，拔稗饲牛唯恐迟”[5]。到了稗草抽穗时才拔除，已经影响水稻产量，已经影响水稻产量，是不得已的办法。更主动的措施是从秧田起把好去稗的关口，使稗苗不致跟着秧苗插到本田中去。所以前人对于秧田除稗也积累很多经验。首先是学会识别稗和秧的形态差别：“稗叶纯似稻，节间无毛。”[6]所谓节间无毛是正确的，稻苗的节间有毛状叶耳，稗则没有（稻有叶舌，稗没有叶舌则前人未曾注意到）。又有人指出稗和稻的不同在于稗叶“色深绿”[7]。这也很正确。早于《沈氏农书》百余年的《乌青志》即介绍秧田除稗的办法：“秧田最忌稗子，必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因为去年的稗子落粒多在田土表面，先将面泥除去一层，再用河泥铺面，确是好办法。清代四川的地方农书《三农纪》提出拔秧时要与拣去稗草结合：“拔秧须轻手拔出，就水洗净，去根上泥，拣去稗草，须根齐叶顺，用草束小把，量田亩拔秧，用小箩筐于田匀布，乘耙后浑水插之。”
前人对插秧质量与本田生长的关系也很重视，明·马一龙《农说》提出：“达顺则丰，覆逆乃稿。纵横成行，纪律不违，密*<辶瓜易>为俦，尺寸如范”的原则，即要求插秧时的秧根要直（顺），不可拳曲（覆逆），否则容易死苗（乃稿）。规定的行株距疏密（密*<辶瓜易》尺寸要严格遵守，以便往后的耘耥。为了保证插秧行株距的整齐，有规格，元代使用了竹篾制的“秧弹”（图4—10）：“盖江乡柜田，内平而广，农人秧莳，漫无准则，故制此长蔑，掣于田之两际，其直如弦，循此布秧，了无欹斜。”[8]清代则使用“秧绳”：“其莳法，每人俱以绳约，使不过五寸，故其田秧稞密而分行整，收获亦倍。”[9]
插秧的密度，各地记载的变异幅度很大，马一龙《农说》：譬疏者每亩约七千二百科，密则数逾于万。地肥而密，所收倍于疏者矣。”马一龙所说的背景在江苏溧阳一带，较之浙江嘉兴一带为疏，据对《沈氏农书》的折算，每亩约2万科。清·汪日桢《南浔镇志》（1858）所记约为l6000多科。
插秧的深浅，一般强调宜浅些，如《齐民要术》即指出：“栽法欲浅，令其根须四散则滋茂。深而直下者，聚而不科。”（科指分蘖）《南浔镇志》也说“浅插则易发”。清·包世臣《齐民四术》：“使根须四散着浮土，忌深，忌根偏及聚。”这是正确的，但在浅的原则下，还视田土和早晚稻种类而有所区别。如浙江流传的农谚说：“青田搭，麦田插。”青田指绿肥田，麦田指冬作种麦的田。因为绿肥田插秧早，气温较低，浅插（搭）有利于发根返青。麦田多插单季晚稻，秧令较长、较大，不妨略深。对于连作晚稻，因为插秧时正值夏季高温，太浅了要烫死秧根，故要强调深些，所以农谚说：“早稻水上飘，晚稻插齐腰。”用“飘”形容浅，以“齐腰”喻插得深。
插秧之前一般都先施肥，因各地肥源多少而不同。肥源丰富的太湖地区用肥较多，如明·王芷《稼圃辑》记述：“壅田麻饼豆饼每亩可三十斤，和灰粪或棉花饼，每亩下二百斤。插秧前一日将棉花饼化开，摊匀于田。耖转，然后插秧。”至于丘陵半山区一般肥源较缺，只能就地取材，经济用肥。如清·康熙《东阳县志》（1678）记：“未种之前，多取山中檡叶，踏入田中，久即化为纯土。高平不可得水，每亩用柴若干，烧灰布之，和水而耕。至插秧时，或以猪毛，油箍（即油饼）、碙岸、碙砂诸物，涂其根，令苗易长。”（碙岸、碙砂指老式粪缸马桶壁上的结晶状物，富含氮磷钾）。徐光启记述江西人壅田“或用牛、猪等骨灰，皆以篮盛灰，插秧用秧根醮讫，插之。”[10]这种办法称为“醮秧根”。另外，还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经济用肥办法，称为“塞秧根”。流行于浙中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土壤的保水蓄肥能力较差，平均的大量撒施肥，既少肥源，又易流失，历史上农民沿用一种办法，是把稍经腐熟后的毛发（如猪毛、鸡毛、头发等）同焦泥灰、人粪泥拌和，扭成团状。当插秧时，一人在前边插，一人跟在后边用肥料团塞在稻丛的侧边。过7～10天后再塞一次。故称“塞秧根”。其作用如农谚所说：“塞肥十足吸，散肥易流失。”醮秧根和塞秧根一直沿用至今。
插秧是一项劳动强度大又要求熟练技巧的细活，步法和手法要协调。左手握秧把，右手分秧，自左至右横插，恰以六穴为度。插秧时脚步是后退的，决不可太频退，以致田泥中充满脚凹，秧如果插入脚凹泥中，便成为浮秧。许多著名的农书都不提插秧的技术，可能是著书的读书人自己没有实践体会。倒是《群芳谱》[11]中记述了较明确的要求：“拔秧时轻手拔出，就水洗根去泥，约八九十根作一小束。郤于犁熟水田内插栽。每四五根为一丛，约离六七寸插一丛。脚不宜频那（频频移动），舒手只插六丛，郤那一遍，再插六丛，再那一遍。逐渐插去，务要整直。”
插秧技术只有农民最有发言权，他们不识字，不能写书，就形成农谚，口头世代相传，很是丰富。比如插秧的功夫深浅，农谚指出：“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插秧的质量关系是：“插秧插得正，抵上一道粪。”插秧要抢时间，所谓：“插秧要抢先，割麦要抢天。”早稻和晚稻比，晚稻的时间要求比早稻更紧迫些。诸如：“春争日，夏争刻”；“早稻插日，晚稻插刻。”“芒种插秧天赶天，夏至插秧时赶时。”插秧误了时间的后果将是“嫩秧早插随手青，黄秧迟插半月黄。”插秧要求不顾天气晴雨：“插秧不躲雨。”迟插影响产量，形容为“插秧插得迟，收成喂老鼠”，“插田插夏至，打谷打一记”，“早插插稻，晚插插草”，“晚稻不过秋，过秋九不收。”[12]
（三）秧马问题 北宋时湖北武昌民间流传一种和秧田有关的农具，称为“秧马”。苏轼（东坡）在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看到过秧马。以后至绍圣元年（1094）苏轼又被贬惠州（广东省），南行经江西庐陵太和县时，曾安止以所著《禾谱》给苏轼看，苏轼认为：“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发现的经过及其形制：“予昔遊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梧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子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逸相绝矣。”并作“秧马歌”一首，附于《禾谱》后面：“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嗟我父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齎（按，原书误作“赉”。——录入者）。何用繁缨与月题，朅从畦东或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的卢”，名马名，原书误作“的驴”。——录入者）跃檀溪。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挤。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殡殓駃騠。”[13]
苏轼抵惠州后又将秧马形制介绍给惠州博罗县令林天和，林建议略加修改，制成“加减秧马”。苏轼又将秧马介绍给惠州太守，经过推广，“今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14]。以后粤北的龙川令将上任时也从苏轼处讨得秧马图纸，带往龙川推广。苏轼碰到浙江衢州进士梁君琯时建议梁将秧马在浙江推广，又将秧马图纸带给他在江苏吴中的儿子，嘱其在江苏推广[15]。根据宋代文人诗文集的记载，提到有使用秧马的地点，涉及今湖北武昌，江苏苏州，浙江台州，绍兴，江西上饶、南昌，福建福州等地[16]。如陆游的《春日小园杂赋》（庆元五年，1199年）提到：“日驱秧马听缫车。”似在宋代推广到江、浙、闽、赣一带。可是秧马的使用和形制在宋后失传了。到了元·王祯《农书》中只是把秧马作为历史文献加以介绍，而没有提到当时是否仍在使用。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同样摘录苏轼的片段原文而不提明代是否有使用。王祯和徐光启的书中都附有秧马图（图4—11），并都在秧马下面的稻田上绘成正在插秧的样子。因而秧马被理解为一种人骑在其上进行插秧的农具。长期以来无人怀疑。近年来，王瑞明[17]首先提出对秧马用途的怀疑，认为不是用来插秧而系“扯秧”（即拔秧）的农具。理由是“系束藁其首以缚秧”——在“马”首上挂一束稻草用以缚秧——显然是拔秧而和插秧无关。但从“雀跃于泥中……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逸相绝矣”又有点象插秧。而徐光启所绘秧马图中农夫腰带上有绳缚在秧马上，以便于后退，恰似插秧必须后退，拔秧则前进。这个问题经刘崇德从苏轼的《题秧马歌后》四条中的第二条获得澄清：“俯伛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侧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18]其实，秧马系拔秧的工具在清代文献中也不乏有明确的记述。如湖北《长阳县志》（道光二年，1822）卷三谓：“其插秧禾，先数日，人骑秧马，入秧田取秧，扎成大把，名秧把。”四川《彭县志》（光绪四年，1878）卷三谓：“其分秧也，乘橇（音翘），谓之秧马。无鞍而骑，不驱而驰，周旋从人，载拔载移。约秧以秸，名为秧头也。”清末顾尚纶的《老农笔记》中也提到：“拔秧法：在清水秧拔苗，先放水入秧田，约深三，四寸，乃乘秧马拔之。”
秧马的使用虽然日趋减少，但仍未绝迹，南京博物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证，即江苏镇江市丹徒县境内的扬子江心高桥乡的柳洲村，至今家家都有拔秧用的“秧船”，当地亦有称“秧马”、“秧鞍”或“秧凳”的（图4—12）[19]。其操作方法是：“当地农民拔秧时，骑在‘秧船’上，两手拔起稻秧，洗净秧根后，在船底将秧把砸齐捆好。”到前面的秧拔完，“农民用两足蹬地，秧船便很快向前滑行，从畦岸上看来真象‘雀跃于泥’……我间农家这秧船为什么不用于插秧？他们回答很简单：插秧是向后倒退的，骑在秧船上无法倒退。”高桥乡的秧船在形制上虽同苏轼形容的或王祯、徐光启绘的图不很一致，但其作用和原理完全一样。秧马之所以被误解为插秧，是因实物失传以后，光凭苏轼《秧马歌》的文字引起误解所致。“《秧马歌》并引”的这么多文字中，字面上不出现拔秧或插秧字样，是历来诗词的修辞手法，即讲究婉转隐喻而忌直叙显露。苏轼以其华丽的辞藻和用典，把一个简单的农具描绘得如此浮想翩翩，不免使文学的夸张引起后人的误解，如“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便很象插秧而非拔秧。“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忽作的卢跃檀溪”也都更像插秧。
注释：
[1]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l987年版，第63—64页。
[2]《宋会要辑稿》。
[3]徐光启：《农政全书》（1628），树艺，谷谱上，稻。
[4]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中国稻作学》，第十一章，育苗移栽。
[5]元·方回“种稗叹”。
[6]宋·戴侗：《六书故》。
[7]明·朱橚：《救荒本草》。
[8]王祯：《农书》卷十四。
[9]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
[10]见《徐光启手迹》影印本。
[11]明·王象晋：《群芳谱》（1621）谷谱。
[12]游修龄等主编：《浙江农谚解说》，《浙江农业科学丛刊》，l965。
[13]《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廿五，《四部丛刊·集部》，王祯《农书》有转引。
[14][15]刘崇德：《关于秧马的推广及用途》，《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6]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238页秧马分布地域表，1979。
[17]王瑞明：《宋代秧马的用途》，《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18]刘崇德：《关于秧马的准广及用途》，《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9]周晓陆：《“秧马”之实物例证》，《农业考古》，1985年第l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