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的产量——《中国稻作史》第四章（九）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

九、稻的产量

　　水稻的产量在历史上虽然有所记载，但都属散见，缺乏一个地区的连续纪录和地区间横向的纪录。这就影响了对它们作系统的整理分析。加上历代的田亩和容量制度变动很大，必须将它们折算成同一单位才好进行比较。而度量衡的折算，学者间的看法常不一致，凡此都给整理比较历代水稻产量的发展动态带来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从各家不同的推算结果比较中，看出一些共同的规律。

　　首先，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看，秦汉时的稻谷产量是较低的。因为那时南方的稻作还处于所谓火耕水耨的时期为主，牛耕尚未普及。到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开始加快了开发，耕耙技术、水利兴修等都促进了单位产量的提高。从隋唐开始，稻作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南方稻的产量超过两汉时一倍以上。两汉时的水稻单位产量还低于小麦，到东晋南朝时开始赶上并超过小麦的单产。隋唐以后则大大超过了小麦。这在表4—3和表4—4中都呈同样的趋势，虽然这两个表的数字并不一致。表4—3对两汉的稻米单产推算得较低，因而隋唐以后的增长幅度极大，如以西汉为100，隋唐时达211.94，明清更高达485.82。而表4—4的增长幅度只在137.6～154.8之间。表4—3中从西汉至明清的单产一直是增加的，即没有出现波折。而表4—4中的单产则以宋元时期为最高，至明及清前、中期出现减退，到民国初期又进一步减退。两者相较，当以表4—4的推算为合理。因为清末至民国初期，政治动荡，战争频仍，民生凋敝，农村破产，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粮食不能自给，依赖进口弥补（参见第七章），农民缺乏生产资金、肥料，使得稻米生产的单位产量不可避免地下降。表4—3将明与清合在一起，而且远远超过宋元，显然由于取材和整理失当，未能反映客观的实际情况。

　　其次，从横向的比较看，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其间南宋首都在临安（今杭州），更促进了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稻麦两熟制中的冬作其实还包括油菜、蚕豆，以培肥地力，河泥的挖掘，蚕桑的发展，带动养羊（秋冬桑叶喂羊）及养猪业的发展。大批城镇的出现，大量城市粪尿垃圾运回农村，凡此都为稻田增加了肥料，使得太湖地区的水稻的单产在同时期中始终较其他地区为高。表4—5的对比数字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受史料的限制，表4—5中的平均数其取样数虽然不一致，但可以看出太湖地区的水稻单产在宋、明、清三代始终处于优势，决非偶然。但表中明代的海盐单产高达725斤／亩，太湖地区平均也达667斤／亩，显然偏高，尤其清代湖州的资料竟高达1100～1375斤／亩可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高的产量除非有如现代的矮秆耐肥的品种才能达到，对于清时的高秆品种是很可能会倒伏的。但这不是折算的问题，可能是史料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