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所见的稻谷贮藏——《中国稻作史》第五章（二）
第五章 中国古代稻谷（米）的贮藏和加工
二、考古发掘所见的稻谷贮藏
（一）出土的实物遗存 早期的谷物贮藏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我国出土的新石器遗址中有稻谷遗存的已经达80余处，但数量都很少，唯一能说明属于粮食贮藏的是河姆渡遗址，在第四文化层中约400多平方米的探方中普遍发现厚达20～50厘米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鉴于河姆渡遗址的居住房屋已经是有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根据南方地湿，谷仓需要离地立柱，很可能当时完全有条件建造干栏式的长形仓，但目前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发现建筑的残迹。
1975年考古发掘在江西新干县界埠袁家村，近赣江边，发现两座战国粮仓的遗址。仓呈长方形，长61.5米，宽11米。坐东朝西。从大量瓦片和柱洞判断，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仓房，屋顶铺瓦，仓内地面开四条平行的纵沟，宽深约0.5米，长61米，沟距1.4米。纵沟之间又有小横沟，宽深0.2米，长1.4米，横沟沟距l米左右。这样的纵横开沟，显然是为了地下的空气流通，防止米谷受潮。仓内堆积的炭化米，厚度自0.3～1.2米，其中一部分米粒完整（图5—9）。据鉴定，属粳稻[1]。新干县位于北纬约27°6′，在地理上属籼稻分布的地区，但出土的米粒用肉眼看也是粳米，经测定其长宽比，为1.76±0.24，也属粳稻。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
1979年江西省丰城县在一个宋墓的瓷瓶中发现一批稻谷，时间为宋成淳八年（1272）[2]。这虽然不属于谷仓的贮谷，但这些稻谷非常瘦长，属典型的秈稻。丰城在新干以北，约北纬28°2′，自属秈稻分布区。但为什么新干县出土的战国粮仓米都属粳稻？是否战国时期的气温较现代为冷，适于粳稻种植？但宋时特别是南宋开始后气候也转冷，又为什么流行秈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候冷暖问题。曾雄生联系湖北京山、天门、武昌等地出土新石器稻谷都属粳稻，因而推断江西新石器时代稻谷同湖北类似，也属粳稻。不仅战国粮仓属粳稻，秦汉时期的稻谷仍以粳稻为主，籼型稻是宋以后多起来[3]。这篇论文指出了江西早期以粳为主的事实，没有对由粳转秈作进一步解释。
广东高州县长坡公社旧城大队农民冯敏元家地下有一个约70平方米的稻米埋藏。从地表向下挖1米，可见一层烧焦的梁木桶条和部分木炭，厚约0.3米，下面即是炭化的稻米，中心处厚约1.5米。这是冯敏元祖父修理旧屋时偶然发现的，此后祖孙三代不断挖取，至今已挖一万余市斤，只约占堆积面积的七分之一。估计总贮藏量在8～10万斤左右。陈仓米洗净晒干，颗粒完好，系秈稻米[4]。挖出的陈仓米不能食用，全卖给中药店作药用，煎水服，据说可治大热症、肺炎、肺结核等。所谓旧城乃电白郡城。光绪《高州府志》卷五十四转引乾隆《高州府志》云：“电白县旧址中……土人掘地往往得窖，窖中有米坚如石，煎汤服之，可已瘟疫，传为冼夫人陈仓米。”估计这些陈仓米可能遭战争火灾所致。因《高州府志》卷四十八提到元泰定四年（1327）瑶人曾攻陷电白，明成化初（1465年）因农民起义等变乱，百里无人烟，成化四年（1469）州、县治所迁离，城废。有趣的是陈仓米出土处有古龙眼树一株，盘根错节，树龄在300年左右，陈仓米还在龙眼树之下。可见高州旧城的陈仓米应是明初以前的遗存。此事说明王祯所说“有于窖上栽树，大至合抱”是完全可信而且有普遍性。古代农家为了防止藏粮遭战火等意外损失，乃采取植树或“封以草坺封塞，他人莫辩”，一旦遇到家破人亡，便无形中长期遗存下去。
（二）墓葬出土的陶仓 历代的墓葬陪葬物中常有陶仓，不论墓主人身份高低都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古代人相信死后仍如同生前一样，需要消费粮食。各式各样的陶仓，虽然不可麓按实物建筑的比例制作，但必定是实物建筑形象的反映。从出土的陶仓有助于我们了解历代粮仓的多样性，以补文献记述的不足。墓葬出土的陶仓，为数太多，没有人作过统计，这里仅就南方的陶仓中有代表性的不同形制，举例说明，但远非陶仓的所有形制。
1．江陵凤凰山汉墓的陶仓。 l975年冬在湖北江陵凤凰山67号汉墓出土了一件陶仓，高34.5厘米，径20厘米。由盖、身、底座三部分构成。盖作圆攒尖顶，顶上立一展翅欲飞的陶鸟。仓身近圆筒形，上面有一个方形的通气窗，底座下面有两个对应的凹缺，可能代表通风排水的部分。最有意义的是这个陶仓内还放有四束稻穗，刚出土时颜色鲜黄，穗茎叶外形完好，谷粒饱满[5]。谷粒的长宽比平均为2.16，是典型的粳稻。将这个2200年前的古粳稻同现代5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一带推广的中粳和晚粳品种的农艺性状加以对比，如下表5—10
表内现代品种性状据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272～274页，西汉古稻性状据《文物》1976年10期。生育期系作者推算，根据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提到“三月可种粳稻，四月可种秫稻”。《四民月令》的地区背景在洛阳，江陵在洛阳以南，纬度低四度，播种期要早些，在阳历四月初不成问题。另据《齐民要术》转引汉《杂阴阳书》：“稻生于柳或杨，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共l50日。如以4月上中旬播种计，150天后为九月上中旬，出穗当在8月上中旬，幼穗分化当在7月上中旬，此时日照还偏长，则这一古稻应属对光照不敏感的早中稻类型，和华南的早季稻属同一类群，在生育期上是中熟偏迟的类型。西汉古稻的农艺性状中如穗长、千粒重、生育期、芒、谷粒形状等都和现代粳稻相似，只有每穗粒数大大低于现代品种。表明每穗粒数不象千粒重和生育期那样在遗传上较为稳定，它的可塑性较大，可以通过栽培和选种促进其小穗的分化而得以增加。由此可以推论历史上水稻产量的提高，就稻株本身而言（不指扩大面积），通过增加单株的粒数要比增加千粒重来的容易[6]。
2．广西梧州汉墓的铜仓。在70年代前期，广西梧州连续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文物，其中大矿1号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仓。高33.3厘米，长40厘米，宽31.4厘米。仓底有四条圆形底柱，柱高12厘米。出土时仓内还装满谷物[7]。这件铜仓的正面有仓门，仓门所在的正面有向前伸出的平廊，柱脚缩在后面，其作用在于防止老鼠从地下向上爬时，到平廊处无法绕爬向上，是很巧妙的防鼠措施。估计仓门前方应有梯子，临时可搁可撤。这件铜仓从侧面看，呈形，与甲骨文京字相似。
3．湖北宜昌西汉墓的陶仓。l971～1972年在湖北前坪葛洲坝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战国西汉墓群43座，内西汉墓30座，出土了陶仓13件，因数量较多，其形制显得多种多样，有的是敛口瓮形，仓口为圆形；有的仓上覆有缽形的屋顶，屋檐外伸；有的底部无足，有的有三足，四足；有的是带盖的囤形仓。这些陶仓似乎反映了兼有南北交融的风格，带足的象干栏式仓，圆筒形瓮形则象北方风格[8]。
4．广州西汉墓的长方形仓。l973年在广州市东北发掘出22座西汉的墓葬群，其中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陶仓，前有台地伸出，正面开有仓门，门框突出。，壁间划有象征构架的横直线纹。仓长25厘米，宽34.5厘米，高23厘米。过去广州西汉墓中所出的谷仓模型，不论木质、石质或陶质，底部都有支柱，仓底离地。如支柱已残缺，也在仓底留有四个或六个安插支柱的圆孔。这件陶仓的底部无此类圆孔痕迹，是唯一的例外[9]。该墓葬地在高度不一的岗峦上，系南越赵氏王国贵族官僚的葬地。
注释：
[1]陈文华等；《新干县发现战国粮仓遗址》，《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2期。
[2]万良田：《江西丰城出土宋代稻谷》，《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112页。
[3]曾雄生：《江西水稻品种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史》，《农业考古》，l990年第l期，166～171页。
[4]阮应祺：《高州县陈仓米的初步调查》，《农业考古》，l984年第l期，第263页。
[5]《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l976年第l0期，第32～34页。
[6]游修龄：《西汉古稻小析》，《农业考古》。l981年第2期，第25页。
[7]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第71页。
[8]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15～147页。
[9]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14年第l期。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