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的出现和发展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 七十年代以后：新制度学派
第一节 新制度学派的出现和发展
正如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不是空穴来风一样，新制度学派的出现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它是超越计量学派的结果。辉煌后的计量学派逐渐暴露了在研究视域以及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研究视域上的缺陷是：新经济史研究的问题都比较具体，而在解释人类社会变迁这类历史宏大问题时无能为力。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是：计量学派所依赖的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组织的变迁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制度和组织的变迁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要弥补这些缺陷，必须吸收现代经济学理论，必须从美国旧制度学派和德国新旧历史学派那里汲取智慧，必须吸收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而完成超越。
一、研究视域：从小到大的复归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是传统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比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道路有没有规律？如果有的话，那么规律是什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等等。这些问题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永远都充满魅力。德国新、旧历史学派都乐于对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概括。这些概括都来自历史的直觉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深沉思考。随着概率论等数学思维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希克斯试图概括出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史理论，只不过他的理论也难说具有普适性[1]。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也把经济增长作为永久的话题。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让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找到了共同的兴趣点，他们都试图对经济发展概括出共性。美国的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总结出一套关乎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并以非共产党宣言标榜[2]。该理论与希克斯的一样，很难说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然而，这些努力反映了经济史学家掌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愿望。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不同步性，也有很多经济史学家进行研究。法国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侧重于从地理环境来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地中海是西方崛起的起点。正是由于地中海的独特性，西方才从落后快速地走向了先进[3]。有些经济史学家愿意把西方近代以来的变化归功于技术进步。比如，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在西方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也有学者觉察到市场、商业等在西方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典型者如亚当·斯密，他认为正是分工、专业化和市场的互动导致了西方社会的进步。比利时的经济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将西方发生变化的钥匙锁定在城市和商业[4]。他认为，城市的兴起是西方社会发生变化的关键。总之，在经济史研究的历史上，经济史学家对人类社会进步规律的探求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计量学派却无所作为。计量经济史学家由于过多地专注于对传统观点的科学批驳，以至于忽略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这类宏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计量学派的研究方法不适合做大跨度、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不适宜解读历史变迁等宏大问题。首先，搜寻、组合和复原长时段的历史数据很难。因为，历史数据本来就很少，有的就根本没有数据。即使有数据，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的数据代表的含义可能又相差较大，即度量衡可能不同。即使度量衡相同，数据的真伪识别又会给研究者造成诸多不变。因此，构造历史数据的时间序列是一项艰苦而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没有可用的数据，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视域就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限制。其次，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研究中，模型不易建立。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一切皆变，很多因素都是变量。如果仅仅考察某一段时间，可以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然后把诸多变量放在一个方程中，即建立一个模型，并借助于计量方法得出结论。但是，短期不变的量并不意味着长期也不变。因此，在做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时，要么模型非常复杂，要么根本不能建立模型。再次，计量经济史研究所依赖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这时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将制度、组织等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而事实上，制度和组织确实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历史研究面前显得单薄，没有力量。如诺思所言，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不能说明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问题，甚至连具体的经济史的过程也说明不了[5]。综上原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计量学派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类的宏大问题没有什么研究。这也是计量学派在70年代后期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计量学派不能完成的任务，不等于该任务不重要，也不意味着这个任务会永远被搁置。事实上，随着20世纪70年代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略的探索，随着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成效不明显，对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历程、对人类社会以前所走过的道路的思考越来越成为经济史学家的重任，包括新经济史学家。也就是说，新经济史学家试图在这个领域上有所成就，试图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的呼应。那就是为什么是欧洲率先走向工业时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同在西方的西班牙？中国为什么会有李约瑟之谜？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经济史学家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为了在这个领域发出新经济史学家的声音，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新经济史研究需要“羽化成蝶”。
二、理论和方法：需要超越
计量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早被新经济史学家注意。1965年，计量学派还很风光的时候，道格拉斯·诺思就指出，计量学派总体上已经令人失望了[6]。到1978年，诺思则深入地批判了计量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天真信仰。他说，“新经济史学力图发展一种更为科学的历史学，其决定性贡献是强调理论——尤其是价格理论的系统应用。新经济史学的决定性特征为理论模型和统计检验过程的系统运用。我和麦克洛斯基（McCloskey）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大部分新经济史学简单地将新古典经济学用于过去。这是一种贡献，但收益很快会递减，最终留给经济学家这样一种信念：就这门学科而言，我们不是可有可无就是无足轻重的。”[7] “新古典理论不是分析和制定将引导发展的政策的合适工具。它关心市场的运作，而非市场如何发展。一个人不了解经济如何发展如何能制定政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本身支配着题材并对这种发展研究不合适。那种理论的原始形式赋予它以数学的精确和优美，设想一个无摩擦和静态的世界。当应用于经济史和发展时，它集中于技术发展以及较近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忽视决定社会投资于哪些因素的程度的制度所体现的激励结构。”[8]新古典假设实际上已经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9]。因此，若要解释经济史，必须超越新古典理论，必须为新古典理论增添时间因子。早期的诺思是一位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者，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诺思决心要完成理论的超越呢？两个因素使然：
第一，在自己的早期研究中，他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无助。诺思对制度变迁的力量的发现是从对海洋运输生产率的研究开始的。他经过研究发现，在1600-1850年，世界海洋运输业虽然没有发生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重大提高。增长的源泉是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变迁。这与传统观点不同，也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在传统视野中，技术、商业、市场、城市、地理环境、政治都被反复强调，但没有提炼出制度概念。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也是被排除在外。除了传统的资本、土地、劳动三要素，通常人们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诺思则提出制度是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考虑的要素。在1970-1971年，诺思与托马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们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更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关系。可见，诺思对制度和组织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然而，计量学派由于其专注于新古典理论而成为分析制度和组织的阻碍。计量学派之前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倒是关注了制度，并且提供了一幅制度存续和变迁的图画，但由于其以不完善的理论和统计学为基础，缺乏一种整体结构，因此，它不易于超越每个故事的质的独特性而进行一般化分析。因此，如果让传统的解释富有体系，则必须超越计量学派所依恋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能做到这点，势必会使经济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
第二，“哈佛派”的批评促使诺思转变。早在60年代，“哈佛派”就对诺思和福格尔等人的计量经济史研究提出了批评，对福格尔和诺思的信徒“过分”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表示怀疑。起初，福格尔和诺思还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可用性进行辩护。但不久之后，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开始提出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确有很大缺陷。计量学派的贡献在于：将系统的理论体系应用于历史，用复杂的计量技术建立具体的历史模型并对之进行检验。然而，不加批判地接受新古典理论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新古典理论关注的仅是某一个时点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对跨时变迁做出解释，是研究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不仅如此，资源配置被假设为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进行，即一个制度或者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的世界。新古典的这两个假定使得经济史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不同社会的历时增长、停滞与衰败进行阐释；对人类相互作用导致的摩擦及其产生的后果进行探索。1973年，在诺思就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时，他做了一篇题为《超越新经济史》的演说，该文一年后正式发表[10]。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两大缺点：第一，新古典的理论不注重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变化；第二，即使它打算解释这个问题，它提供的答案也是相当有局限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福格尔和诺思开始分道扬镳。福格尔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上。诺思则致力于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之能够对经济长期发展变化提供解释。
如何超越呢？诺思认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全盘抛掉，然后创造另外一种理论；另一种是，扩展新古典理论框架以使其对现实的分析能力加强，即把制度、组织等分析对象被充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11]。作为在计量经济史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的新经济史学家，诺思不打算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此，他选择了第二种超越道路。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尽管有缺陷，但其分析范式仍然是新经济史研究的强有力工具。实际上，自从察觉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之后，诺思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分析工具。他曾经仔细拜读过旧制度学派大师凡勃伦和康芒斯（John R.Commons）的著作，并且感受到了这些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理解。然而，他们并没有告知诺思一套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诺思所需要的、能够用来解释及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因此，旧制度经济学不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生产关系）的关切，并给出长期的历史变迁逻辑。但在诺思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太多缺陷。其主要缺陷在于把阶级作为分析单位，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相比之下，诺思认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为科学，因为它毫不妥协地专注于稀缺性和竞争，同时以个人为分析单位，以理性选择作为分析的基点。当然，这也反映了诺思作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思路。实际上，社会学对制约人类行为的约束（社会关系）也有研究。而且，诺思也掌握一定的社会学知识，但他不会从社会关系角度入手来探讨约束。因为，诺思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不会放弃经济学家的“本门功夫”，即从利益角度入手分析个体的选择。
如何从利益角度入手分析个体选择行为，分析组织、制度存在及变迁的原因，诺思从科斯（R.H.Coase）、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那里找到了一个有用的抓手，即交易成本。对交易成本的分析，萌芽于科斯（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1937）[12]，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分析了企业替代市场的原因，那就是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即现实经济不是无摩擦的经济。古典经济学中的那种意义的市场现实中不存在。如果利用市场的成本超过了利用企业的成本，那么“企业就会代替市场”，“建立企业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价格机制要付出成本”[13]。科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他的思想里已经包含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德姆塞茨（Demsetz）认为交易成本是交换所有权的成本[14]。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为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不同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交易成本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系统没有摩擦力[15]。然而，这种摩擦力在工具主义者那里可能无所谓[16]，但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却是不容忽视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由威廉姆森推广，威廉姆森界定了交易成本的含义，即包括起草、谈判和确保一项协议得以履行的事前成本，适应和调整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为歧异、误差、遗漏和不可预期的干扰而造成的偏移所耗费的成本，以及运转和保证成本[17]。诺思吸收了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的思想。然而，他的交易成本的概念不同于威廉姆森。他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引入到经济史研究中，例如度量成本、考核成本、履约成本等，并最终用于解释制度和组织的建立和变迁。总之，借助于交易成本，诺思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把制度、组织等纳入其中，从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即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这样，就可以用这个一般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解释历史，从而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方法上也与计量学派的侧重点不同了。在计量学派那里，因为目标是检验已有的历史结论，所以侧重于定量方法，希图把人们曾经忽视的或者无法利用的数据整合起来，并借助于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实证。如果论据支持，那么以前从历史直觉中获得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否则，那种借助于笔记、观察家的话语来推出的结论就令人生疑。到了70年代，这种检验的工作已经令人乏味了，而且之前的检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学家也觉得，定量方法不是万能的。要对历史宏大问题进行解释，光有定量方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还需要定性分析，而且，由于提出了新的理论，定性分析也变得可能。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诺思那里，定量方法已经是定性方法的辅助了。
三、代表学者：诺思
与福格尔的文质彬彬不同，诺思满脸胡须。福格尔给人的感觉是一位严谨的分析者，学术上的他也的确如此。福格尔致力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史学界的某些传统观点进行详细地分析与批驳，并收集、整理了大量数据以供研究者使用。相反，诺思倒像一个大刀阔斧的理论家，他致力于理论建设，并想把历史和理论统一起来，堪称是新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马克思。诺思的研究历程分为两段。在前一段，他为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披荆斩棘，并小有成就。在后一段，诺思将研究视域扩展到制度，并相继推出《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以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等[18]。这些著作为其赢得了声誉。
诺思兼具新制度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史学家双重身份，因为，他在理论创建和历史解释上均有建树。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将重心放在历史解读上，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则将重心放在理论建构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对历史进行了解释，属于“史论”性质的著作。也就是说，在这两本著作中，诺思给出的是一个自己对历史发展变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详细的描述[19]。《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上有所区别。《西方世界的兴起》研究的仅仅是西方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发展变化，所用的理论也较为简单。相比之下，《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视域更为广阔，投射到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运用的理论也更加复杂。在这本书中，诺思不仅完善了之前的观点，而且还在历史解读的基础上梳理出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经济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一本理论著作，是诺思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集成，堪称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多年的研究，诺思最终建立了制度制约和个人理性选择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制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整合。1993年，诺思和福格尔共同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获奖原因说明中，指出诺思的获奖原因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个“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理论创新。因此，可以说，福格尔获奖是因为他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了一种方法：定量方法，那么诺思获奖则是因为他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了一种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专栏4-1诺思的经济史研究历程
诺思祖籍欧洲，出生在美国。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兄姐各一。诺思的父亲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Life）的职员，学历不高。母亲学历也不高，但崇尚多元教育。因此，诺思曾有游历欧洲的经历。诺思本来考上了哈佛大学，后来由于路途太远没有去，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在那里，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包括当时人们正在面对的经济大恐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诺思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毕业后进入商船服务。海上航行的岁月，让诺思有三年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且立志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重新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系。作为研究生，诺思设定的目标是找出决定经济体系运作方式和成败的因素是什么。显然，经济史有助于此。经济学家M·M·奈特是他在伯克利的导师，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奈特对诺思的影响很大。当然，除了奈特之外，还有其它老师也对诺思产生了影响。比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 Rogin）。
离开伯克利分校后，诺思来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在这里，借着和戈登（Don Gordon）下棋的机会，他的经济学理论增进很快。1956年到1957年，诺思应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任费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的邀请，去该局担任研究员。在这里，诺思结识了许多经济学家，而且他每周还有时间去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学习。1957年，即诺思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举办了一场学术讨论会，诺思发表了一篇论文：《1790-1860年美国的收支平衡》。1966-1967年他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 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从1957年到前往日内瓦的十年间，诺思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经济史。《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790-1860）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1966年到1967年，诺思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转到欧洲。同时，他也调整研究方法，因为他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经济演变。而且，在研究中，他看到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作用。他决定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史的分析中。初期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本是1971年戴维斯和他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本是1973年他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试图找出在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后者试图证明有效率的组织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以产权理论为枢纽，诺思从纵横两方面勾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壮观蓝图。从纵的方面，诺思对人类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全新解释。诺思认为，狩猎的、不具排他性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农业与畜牧业分离的关键。从横的方面，诺思比较研究了产权在荷兰、英格兰与法国、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他认为，英、荷的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建立了有效的激励制度。
诺思从张五常和巴泽尔身上学到许多关于制度分析的思想，反映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这本书里，诺思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制度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他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由于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诺思一直在寻找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为此，1983年诺思离开了任教达33年之久的华盛顿州州立大学，而转到密苏里州（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诺思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他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
整个80年代，诺思专心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制度和组织：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竞赛参与者。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代理人，并处于生存竞争之中。竞争的强弱，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由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来决定。在这本书中，诺思也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对人们为何做出既有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和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之内涵。1990年以后，诺思的研究主要是转到这方面上。
资料来源：根据（美）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第十三章整理。
四、诺思的主要成就
诺思引领了新制度学派的诞生，为新经济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著述颇丰。迄止2004年，他一共发表了8本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最能代表他学术思想的是三本著作，即《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其主要成就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个是“论”，一个是“史”。所谓“论”，是指诺思在经济史研究中，通过吸纳科斯和其它制度经济学者的成果，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所谓“史”，是指诺思利用制度变迁理论，独到地分析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欧洲率先崛起的历史及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诺思的经济史研究为他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诺思主张，史论应该结合在一起，主张新经济史学家应该用理论来解读历史，同时，用历史来检验、完善理论[20]。
鉴于能够理解和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很少，诺思借鉴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来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制度变迁理论。戴维斯和诺思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阐述了制度变迁的原则。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他们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对比对于能否实现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制度变迁能够使企业达致规模经济，能够使外部性内在化，能够克服风险，能够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除了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归纳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外，诺思还通过一些概念（制度环境、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等）说明了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借助于制度变迁的原则和具体过程诺思考察了美国历史上的制度变迁。
产权理论是重新解读西方经济发展史的工具和切入点，并且与交易成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当时，学者们对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已经有所阐发。比如，科斯就强调了产权清晰界定的重要性。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勾画出与往昔人们熟知的情景迥然不同的历史图景。该书可以溯源到诺思与托马斯之前合写的两篇文章：1970年发表的《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1971年发表的《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如果说，之前诺思仅仅是不自觉地意识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那么，在这两篇文章中，诺思是自觉地提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制度而不是技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直截了当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21]什么样的经济组织才会有效率呢？衡量的尺度就是看该社会能不能在制度安排上激励个人的经济活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为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好的制度安排应该使私人收益尽量接近社会收益。该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历史也为诺思的分析提供了注脚。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率先在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在于这两个地区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而它们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和法兰西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1981年，诺思推出了另一部大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这本书里，诺思分析了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并完整地表述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谓“结构”，是指制度框架；所谓“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22]。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思论述了西方经济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则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上。产权对经济活动有促进作用，国家是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意识形态则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信仰体系。这三者构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三大基石。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中，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是解决问题成本最小的那种。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代替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国家如果清晰界定产权，则会使交易成本降低，即产权形式有效率。国家在诺思眼里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任。这样，诺思就把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结合起来。诺思构造了他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即国家有三个特征：一、国家为取得收入交换其所提供的“公正”和“保护”服务；二、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面临其它国家或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基于这三个特征，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使交易成本降低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使税收最大化。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并由此决定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产权界定需要成本，因此，产权界定也永远不会是最终的和完整的。这样，就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如何克服“搭便车”呢？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克服“搭便车”问题的灵丹妙药。制度变迁理论应该包含意识形态理论。至此，诺思就完成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全部分析框架，并用这个框架解释了人类的全部经济史。不难看出，诺思的分析虽然超出了纯经济领域，但其基本方法是纯经济的。
专门探讨制度变迁理论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该书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变迁的内在原理，提供了一个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概要，是诺思之前所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制度、组织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交易和生产费用的进一步说明。在该书中，那些以“文化”形式沉淀下来的对人们的交往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制度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另外，诺思也强调了制度的实施能力和效果。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之所以不同，与制度的能否实施也有很大关系。由于考虑的对象更为全面，因此，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可以更现实地透视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甚大之原因，并能够更为理性地看待各国经济发展道路之迥异。
注释：
[1] （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 （美）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 （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Douglass C. North, “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 (Mar., 1965), pp. 86-91.
[6] Douglass C. North, “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 (Mar., 1965), pp. 86-91.
[7] Douglass C.North, “Comment on McCloskey, Cohen, and Forster Paper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8), pp. 77-80.
[8] （美）道格拉斯·诺思：《时间过程中的经济业绩》，出自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471页。
[9] Douglass C.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 Douglass C. North, “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4), pp. 1-7.
[11] Douglass C. North, “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4), pp. 1-7.
[12] 该文是科斯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1937），为科斯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
[1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4, No. 16 (Nov., 1937), pp. 386-405.
[14] H.Demsetz,”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No. 1 (Feb., 1968), pp. 33-53.
[15] 转引自（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页。
[16] 比如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里。他在1953年写过一本讨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书，在这本书中就找不到交易成本的影子。
[17]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38页。
[18] 这些著作都有中译本，并且在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诺思本人也多次来中国，阐述其研究成果，并用其理论来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19] 笔者认为，历史研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描述历史，即告知人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层面是解释历史，即告知人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如何。诺思的历史研究属于后者，他的这两本书属于解释性的经济史研究著作范畴。
[20] 这让人想起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伟大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体现了历史和理论和统一。他们都基于对现实的丰富观察和理解来提出理论，并有着深沉的现实关怀。
[21]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