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变迁及其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第七章第三节

　　清代陇东泾水上游为恢复农业生产，招募民众开垦荒地。灵台县民众“死亡过半，地瘠多荒”，知县黄居中多方招徕，县境增至36堡[264]。镇原县也招抚遗民900多户[265]。清代利民渠虽灌溉效益不如明代，但仍灌溉平凉、泾州等田亩。平凉城东200顷田地俱引泾水，北郭内外数十顷耕地引暖泉灌溉。浚谷、蛆谷、利民渠亦灌溉东川一带。县东30里的普济渠（后更名因利渠），历康熙、同治、光绪等朝的修建，灌溉田亩无数。平凉“东川饶五谷”，成为重要农业区[266]。华亭县自明惠民渠废弃后，仅有灌溉近河园蔬之小水利[267]。崇信县顺治时已开陂塘，教民种稻。后引芮谷泉、散花沟、杨家沟、暖泉寨沟等灌溉[268]。

　　由于康熙初分置甘肃布政使司，乾隆《甘肃通志》仅载各府田亩，未载各县田亩。光绪《甘肃新通志》所载各县田亩数未标明年代，难以考察陇东土地盈缩的过程。不过，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平凉府实熟并开垦民地29299顷77亩（原额川中山坡地112017顷19亩，豁免荒地82717顷51亩），接收开城等监牧马草场地7221顷24亩（原额124557顷9亩，除设白马堡及高山峻岭、石坎水冲砂碛不堪耕种地95524顷，豁免荒地21831顷88亩），屯地4381顷77亩（原额l2248顷29亩，内除荒地7866顷51亩）、更名地8849顷（原额折正地10828顷，豁免山坡折正川荒地1978顷）[269]。显然，清代还未达到明末开垦土地的水平，豁免的荒地数额远较已经开垦的数额要多。灵台县原额（应是明末数字）山原坡陡地共有12959顷12亩，顺治九年以前实有熟地2959顷11亩，豁除万顷荒田。顺治九、十年新垦地518顷3亩，共有实熟地3477顷15亩。顺治十一、十二年又兴屯地229顷21亩，十三、十四年新垦更名田137顷84亩[270]，民地、屯地、更名田在不断增加。光绪《甘肃新通志》所载平凉府各县民地、屯地、更名田的实熟地均较原额减少（平凉县原额民地80646顷29亩，实熟民地2592顷71亩；华亭县原额民地8838顷，实熟民地2073顷19亩；泾州原额民地1959顷41亩，实熟民地471顷12亩；崇信县原额民地5291顷36亩，实熟民地846顷62亩；灵台县原额更名田179顷，实熟更名田139顷），其中，镇原县民地仅比原额减少195顷93亩，达4706顷24亩，崇信县地减少4444顷。随着人口增加，乾隆、嘉庆、道光各朝农地不断扩大。泾州直隶开垦河滨弃地26顷26亩。道光时，平凉县查出入额地17顷96亩，华亭县查出入额地22顷59亩，崇信县也招垦人额地40顷75亩，镇原入额地更多达71顷40亩[271]。同治回民起义后，华亭县汉族仅余六分之一[272]。从华亭等县析置化平厅以安置回民，按丁给地，发给牛、农器和籽种开垦耕种，全厅共有熟地632顷33亩（民国时增至685顷88亩），多分布在东南和西北。东南土质肥沃，为黄土，宜种麦。西北土色青红，含有沙砾，地极硗薄，产秋禾[273]。同治回民起义后虽在陇东恢复耕垦，但耕地面积难以恢复到全盛时期。乾隆十八年（1753年）泾州有熟民地5046顷78亩，至光绪八年（1882年）和十三年（1887年）共垦荒地1055顷6亩，至宣统时垦成熟民地3991顷71亩。其州原额旧屯地1291顷13亩，除先年荒地661顷49亩不计外，实在旧熟屯地有633顷63亩。光绪八年又查得未垦屯地239顷89亩，现垦成熟屯地393顷73亩，加上更名田，泾州民更屯原额实熟地5699顷93亩，内除现荒未垦地1300顷63亩，实现垦成熟地4399顷27亩[274]。清末还未恢复到全盛时的垦田水平。

　　虽然清代垦田面积不如明代多，但清代平凉府及附近直隶州土壤侵蚀过程仍在一直进行。除自然原因外，还与人为地垦殖及土地承载力有关。明代固原州至宁夏及延绥的边墙，清康熙初大半需修复。边墙“有沙土埋没”，有“山水冲塌”[275]，这多与自然侵蚀有关。平凉县虎山以北虽多平原，但地高寒，“耕之仅足自给”。连崆峒山、大统山，山谷崎岖，“可耕者不能十一”之地都加垦殖[276]。同治回民起义后，“城郭田园皆成樵场”，后采樵供军薪，贷给民众牛畜、籽种加以耕殖[277]。镇原县“川狭原高，不能浇灌，且岁岁冲决败田”。“耕之不深，禾之所以易槁也”。耕垦的表层疏松土壤不断被雨水冲蚀，又不断耕垦，土壤总是处在不断地熟化过程中。昔日沃壤，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护，不但土瘠民贫，而且“一望濯濯”，四处荒芜[278]。古代“太原”之地，为秦、汉、唐、明等朝产粮场所。虽然清代镇原仍是平凉一带垦殖面积最大的州县，但已非昔日粮丰食足的情形，而变成“种多而获少”[279]。与镇原同样，华亭原来“林麓郁畅”，“田少而沃饶，山寒而喜旱”，由于伐林种稼，“林竭山童”，“风敞日暄”，已畏干旱，需引水灌溉[280]。泾州地广，原多川少，亦畏旱潦。虽种五谷，但“土瘠民贫”[281]。崇信也是原地多川地少。与别处不一样，这里人因川地湿润而喜种川地，原地干燥难以浇灌而不甚重视。川地植稻，原地植黍、稷、荞麦、玉米等，原地“率多硗确”[282]。灵台县山多川少，地瘠民贫，高原患旱，河滨多水冲沙压，十年内难有一二之丰[283]。看来，清代、民国时期陇东泾水上游一带农业生产环境已十分恶劣。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反作用于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与平凉府一样，马莲河流域的庆阳府历史时期也是农牧交替地区，汉、唐、宋、明等朝在此北部一带畜牧，而历代程度不同地都在开发屯田。虽然一年一熟，山坡坬（洼）地有种一年停歇一年[284]，但这里生态环境脆弱，稍一破坏原有的森林草原而代之以农作物，水土流失进程加快，造成的损失也很惨重。庆阳府是农民起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清初“所余残民十仅存一”，由于在此安插降兵，一段时间内，“村市寥寥数家”，农业难有起色。合水县清初仅存566家，虽召募安插开垦，由于“照例起科”，追加原来荒歉银两，“以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安化县亦“逃荒日多，民无完肤”。宁州、安化、合水时出现卖儿鬻女惨状。宁州虽原多，但“系高岭”，惧怕干旱。加之赋重，民力逃亡，“残土渐成废土”[285]。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五年（1676年），宁州“凋敝已极，杀戮人丁，丢遗荒地”，政府被迫免地1161顷27亩[286]。随着人口日增和耕屯进一步扩大，正宁县仅有县东山麓和原阜高地未有开垦[287]，庆阳府的耕地渐有恢复。安化县实有民地2407顷67亩，屯地1194顷16亩，董志原实有民地和屯地1274顷34亩。合水县实有民屯地785顷48亩。环县有实熟民屯地732顷84亩。宁州民屯地4108顷79亩。正宁县有民地1921顷45亩。除安化、董志原、环县屯地较多外，其余一州二县屯地各不足百顷。至道光时，合水县招垦查出新人额地29顷64亩，环县查出3顷30亩，正宁查出32顷17亩，宁州查出7顷31亩[288]。至光绪时，环县民屯地数额已增至740顷84亩，但还是难与明代相较。虽然这其间同治回民起义有很大影响，但环县自然条件差，“风高土燥，秋旱春迟”，又多沙碛，水性碱卤[289]，发展农业有诸多不利条件。加之这里山原多梁峁，地形破碎，也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出现“地旷而瘠，民凋零以贫”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290]。安化县北部二将、城壕、柔远等川，却是水草丰茂，最宜畜牧之地。农家除耕种外，多兼牧业，以牛羊为主，有骡马会等集市，牲畜远售关中[291]。合水县人口零星散布于崖壑间，县北、西、南诸原地，“高而平旷”，宜种麦，原田居高，难有水利，故“畏旱特甚”。遇暴雨“则当涧着沟处尤易冲溃”，水土流失不断。除固城川外，川旁之地可耕者甚少，由于河身日益低下，遇旱则槁，遇涝则潦。就是固城川，昔日民有俗语曰：“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原。董志原边，不如固城河川。”虽有夸大之词，但这里肥沃富庶应不虚妄。固城以下河川展宽，川地面积较大，如有水利，这里无疑是肥沃之地。至清乾隆时，固城川“旱不能救，而潦则先受抑”，难与肥沃富庶相提并论。有人将此归结于“治田者粪少力慵，培本不厚”[292]。其实并非人力懒惰，自然环境差，水利难施，一遇暴雨，肥沃表土冲走，人又如何培厚？合水县“平地之农亦少，惟山农居多”。山田多居山岔，与林木交杂，“峰阴嶂日，岚翠侵畦”，地高霜寒早，冬麦不宜，秋稼难成，“阨于地利，艰于穑事”。带来的更大恶果，林毁田薄，肥土流失。长此以往，“民安得而不穷且耗耶？”[293]

　　子午岭林区的合水县已非富庶。其南宁州虽原多，但“山高地寒霜早，土之所宜，不过糜谷麦豆，丰年亩获不过三斗，歉年或止数升”，但“赋重而民不能支”，虽民众“只知力田”，但“农岁不无饥馑”，大多逃亡，荒地增多[294]，农业难有作为。正宁县与陇东其他县一样，“水虽多而不腴，土虽厚而善燥”，掘井数十丈不见泉。因地力薄而推行“歇田”，“田数广而不精于耨”，广种薄收，仅供一岁之用，故“田愈瘠民愈贫”[295]。清代，陇东土瘠民贫已成事实，非宋时肥田沃野可比。究其原因，与历代垦屯耕种，土壤表土流失，肥力下降，人口增多等有关。

　　陕北洛水流域经过明末自然灾害和二十多年的战争破坏，土地荒芜，生产力减少。保安“则在城、在村几无遗种”，安塞洛河川仅留居民“百余人”[296]。延安府属“存者实百分之一”，到处“原野萧条，室庐荒废”，从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间，“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与虎狼而已”[297]。政府分别于顺治七年（1650年）九月、八年（1651年）十月、十一年（1654年）八月、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等多次豁免延安府荒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垦荒屯田。但收效甚微，成果不大，延安府开垦荒地仅有400多顷[298]。保安原额折正一等地322顷40亩，内除荒地265顷84亩，实熟地56顷多[299]。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与洛水上游一带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等因素有关。宋时还称延安府所属州县“昀昀原隰”，清顺治康熙时，“人民稀少，所在抛荒”，“天下荒残之地惟延为甚”。且不说“千里顽山，四围重阻”[300]，“沙石相错，嶂壁列”，府境“层峦陡障强半”，就是“岩壑可耕者，率皆伞盖插立”，仅梁峁掌地而已。“顺流而下，绝无仓版一节之平”。在如此陡坡耕垦，无论旱涝都难有太大收获[301]。这样“建瓴侧立”出赋之地，即使施肥灌溉，设法置堵，由于坡度大，“淋潦又复冲而泻”。如此“崖凹石坡沙砾相错”的耕耨之地，民众穷于耕垦，即使丰年也难有一收。故此有人建议鄜州6．5亩地应折1亩，洛川8亩应折1亩，宜君、中部5亩应折1亩[302]。沿洛上游各县多是“硗瘠之地，凋瘁之民”[303]。鄜州“地皆硗确”，“可作耕者十之一二”，山多人少，“山坡陵阜硗而且寒”，“崇山峻岭，旷土实多”[304]。洛川、宜川、延川县亦“土厥硗薄，民力艰难”，背井离乡，妻离子散[305]。安塞县地亩“俱系山坡险岭，难以丈量”，自古“原无顷亩”[306]。延安府所属洛川、宜君等十九县“皆山川硗瘠之地，地寒霜早，穷边独有秋收”[307]。耕种如此峻险瘠薄之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收获量亦十分有限，还要交纳田赋，民怎能不穷困而逃亡呢？

　　乾隆时由于人口增多，长期的休养生息，加之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乾隆五年（1740年），令百姓种植陕甘边陲山头地角、欹斜逼窄、砂碛居多之地，永免升科；平原隙地或碱卤之地，招民开垦，酌情升科[308]，使屯地增加。乾隆十七年（1752年），保安县金汤镇新得土地56顷73亩（此按旧例5亩折1亩）[309]。嘉庆时，延安府已有638352人，农耕地440157亩（校正额1980706亩）。鄜州直隶州有313840口，285307亩（校正额1283881亩）[310]。人口和耕地都较清初有所增加。虽鄜州“大率业农者十之九”，但“地僻土瘠”。宜君县也“地瘠民疲”[311]。洛川县顺治时“境土阔绝，人民稀疏”，嘉庆时虽人口和田地增多，但所产的麦、豆、粟收获量不大，碗豆仅能收十之三。不但作物产量不高，就是畜产和草木，也今不如昔[312]。洛川东山百数十里间，久荒之土，垦种有收，“然越三数年后，地力渐竭，种者无收，而垦者复荒”[313]。如此情形当是黄土高原普遍存在的现象。保安县山地居多，“砂石戴土，崎岖硗确，人口稀少”。当地人把收成寡少归因于施粪不多。稍遇歉收，“多不聊生”。这里“苦寒硗薄，播种不易”，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连行路都十分艰难，农业自然不会有太大作为[314]。道光时，卢坤作《秦疆治略》，将陕西各地自然环境作了介绍。时洛水上游各州县自然环境已出现恶化的迹象。定边、靖边横山一带，已非宋时膏腴多柏林之地，时“地利则素鲜膏腴土”，山穷水恶，“地土不肥”，民虽勤于稼穑，“多不收成，又树木稀少”，仅宜于畜牧而已。保安县民“以耕耘为业”，“土瘠沙硗，水陡而一泻无余”。如此山险而平川甚少之地，人稀地广，“播种不宽，故民多贫苦”。看来，这里已难以适宜农耕需要。安塞亦“鲜膏腴之饶”，无法灌溉，民“本务农”，“人多贫窘”。甘泉“地僻山多，人民稀少，土瘠沙硗，暖迟寒早”，民亦贫穷。鄜州地处万山之中，“沟谷涧壑，险阻鄙隘”，历历在目，气候常寒，暴雨时万壑汹涌，水土流失严重，“收成歉薄”。与鄜州同居洛川塬的洛川县，如上所言，“地土硗瘠”，河流下切而难以引灌，“农无余绩积”。中部县四山环拱，“地鲜平原，无膏腴之可藉”，“地利硗瘠，民亦薄收”。宜君县民“重农功”，水利难兴，“人贫地瘠，输纳艰难”。洛水上游各州县皆出现林木稀少，水利难施，土瘠沙硗。民虽耕稼，但收成歉薄，民众贫困。洛水上游显然已不适应农耕要求。改弦更张，发挥地力优势已势在必行。

　　同治回民起义，陕西“百姓流亡殆尽，地旷人稀”[315]。保安县于同治八年（1869年）招垦荒地3000多亩，十年（1871年）又垦15000多亩，十二年（1873年）又新垦5009亩多。后以九亩折一亩，加上新垦土地，至光绪二年（1876年），已有折正熟地5673亩[316]。甘泉县“始辟草莱，营庐舍”，农业逐渐恢复[317]。光绪十三年（1887年）延安府已有实熟地1321667亩，鄜州直隶州亦有282581亩（校正额1271614亩）[318]，但与嘉庆时仍有一定差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西北山稼事“多不可靠”，平川地未能尽辟，客民所垦地土“亦旋垦旋荒”，“垦户逃亡，熟地复荒”之处亦有[319]。除人为原因外，时土瘠民贫的情形更加突出。同治起义后，从晋、豫、鄂、川来陕之民多辟关中及肤施、安塞以南之地，从川、甘垦荒者多至安化、合水境地，保安县居洛水上游，垦荒民众难至。但知县还是采取种种措施，完成与原额一样的实熟地。新垦土地大多分布于山地，“以山地功粪均省，而岁收复丰于川地也”。因此，新垦殖山地面积扩大，水土流失亦逐渐加重。清末，保安县“水寒沙瘠”的情形并未改变[320]。自兵灾后，巨木良材“斩刈略尽”，仅在老山深岭中有残存。近山杂木杨榆多半供樵采和薪炭。没有林木被覆，水土流失自然加快。时保安一埒（又作垧，三亩为一埒）地上稔约收三斗（每三斗合京斗一石），中稔收成二斗，下岁收获仅一斗多。冬麦一*[土+寻]地仅收三四斗，春麦收成薄，减于冬麦2／3[321]，这已远不能与宋时亩产二石相比。到民国时，保安丰年每埒地收京斗谷二石一夫约种二十埒，广种薄收，耕植不精，为粗放式经营[322]。不过保安畜产至清末仍然兴盛，民多牧羊，兼有牛马[323]。“畜牧者十室而九”，深山广泽悉听纵放。春夏牲畜野外食草，严冬“搜齿宿根，随地取足”[324]。牲畜的啃食和人们的开挖，易使土壤裸露，加速了土壤侵蚀过程。与保安同样，安塞县多畜猪、羊，民众亦耕种“山地颇饶”地亩，但“土性瘠薄”，铧入土不满三寸，一*[土+寻]地不能受一亩粪，粗放经营的结果，“苗浅种薄，*[土+寻]止五六斗许”[325]。鄜州耕耘收获外，民多以砍柴为生[326]，林木减少，自然农田渐有增多。洛川县“原梁突兀，谷沟纵横”。农田有塬地、川地、洼地之分。山腰斜坡上多布沙土，土壤冲刷严重。由于民国采取施肥和精耕，全县459810亩土地，每亩平均收5斗小麦，年产近23万石，小麦还有部分出口外县。洛川塬地再次显示出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洛川东境于1938年划为黄龙垦区，垦区人口增加，林退农进，使这一黄土高原中的“绿洲孤岛”再遭破坏，自然环境日渐恶化。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末民国初引拓家河、厢西河灌溉，正是因这一带有杂木林，林木涵养水分，使河流水量稳定，才使水利设施得以发挥效用[327]。而中部县诸河难以灌溉，以沙质土壤分布最广，加之县境地势起伏，气候干燥，稍有垦田，水土侵蚀自然不可避免。“土壤硗瘠，农产不丰”[328]。总之，陕北洛水上游一带清末民国时，地力减退，水土流失加重，再难以看到土沃良丰的景象了。只是洛川原上农业还稍有发展，但这种发展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泾水下游历经明末清初战争，“土瘠地荒，民稀而贫”[329]。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免除荒地，招募垦耕。邠州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共豁免地1322顷70亩，同时又开垦和兴屯569顷48亩。雍正十年（1732年），新辟65顷75亩[330]。三水县顺治七年（1650年）、八年（1651年）豁免5084顷，康熙八年（1669年）、二十三年（1684年）豁免1641顷66亩，实在地2326顷63亩；乾隆时又开垦11顷8亩，引汃河灌田数百顷[331]。永寿县也于清初豁免荒地3937顷95亩（原额地7068顷61亩），乾隆元年（1736年）招垦荒地457顷20亩[332]。乾州至雍正时已开垦民地406顷69亩，实熟荒地947顷54亩[333]。醴泉县顺治时原额官屯熟地1553顷86亩，乾隆时已增至1571顷，并豁免“险岭沟坡之下”土田、临近泾水且屡被水冲石压的“沙石盘错不能垦种”之地[334]。泾阳县顺治七年、八年、十五年（1658年）共豁免5448顷23亩，至康熙时共有熟地3270顷72亩[335]。由于泾水下游泾阳、醴泉等县有龙洞渠，邠州有鸣玉渠、水兼镇渠、三水县有赵家渠及引西溪河水灌溉，永寿县康熙、雍正时不时修复宋金元的吕公渠，淳、泾、三、高一带引冶、清水等灌溉[336]。泾北一带“极目平畴”，为沃壤膏腴所在，只要因地制宜，耕耘尽力，农业自然发展迅速[337]。北部旱塬一带却未有如此条件。乾州北乡“冈阜崎岖，瘠薄尤甚”[338]。永寿县“崎岖硗确，山农力疲阪田”，但“产瘠而利微”，百亩仅当五十亩[339]。三水县亦“崖峻沟险”，“土瘠民贫”[340]。邠州虽旱塬平坦，但“土地硗瘠”，“民多贫苦”。长武同样“地土瘠薄，出产不丰”。淳化“深沟高岸，土瘠民贫”[341]，农业自然不如平川一带；而且这里旱塬地带坡度较陡之处，还易产生一些小的沟壑。上述第二章泾水下游渭北旱塬发育的沟壑即是例证。同治回民起义，丁户多逃亡，田野“无禾无麦草青青”。经过努力，同治末，三水县已垦种荒田3700多亩[342]。

　　石川河流域一带，亦同泾水下游一带一样，顺治时西安府流民“徕来复艺”[343]。北部同官县清初原额民地6662顷71亩，豁除荒地。乾隆时实熟地1724顷61亩[344]。富平县清初“田土荒废”，招募耕垦渐有起色，康熙时仅滩地新辟22顷19亩[345]。耀州于顺治七年（1650年）豁除3700顷。乾隆十二年（1747年），庆阳府无业贫民于耀州昭金寺一带开垦。这里地近子午岭，坡陡沟深，虽零星开种，但土壤瘠薄，种必歇年；加之沟谷“形势侧削”，旱枯霜早，山水暴发，“土被冲刷，仅存石骨，更难播种”。民垦地一顷，间歇一年，仅种一半。每亩获三斗，除种子和纳税外，无利可言。故“山地硗埆，旋种旋荒”，“人去地荒十有四五”[346]。北山一带农业开垦与水土流失加剧几乎同时进行。

　　耀州乾隆时有引漆水渠二道，灌地140亩，引沮水渠八道，灌地1400多亩。嘉庆时又增开阴家堡水渠，灌田200亩[347]。富平县有45道灌溉渠道，灌田17000多亩，“田多膏腴”[348]。同官县仅有城北和城东坡等渠灌园，山头地角多客民佃种开垦[349]。看来乾、嘉、道时，在发展水利的同时，北山旱塬山坡地土已开垦殆尽。同治回民起义时田多荒芜。富平县于同治六年（1867年）始，每年皆有新垦民荒地和屯荒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共计六年，招垦民荒地2009顷73亩，屯荒地9顷87亩，屯垦成绩还是较为显著的[350]。同治末和光绪时，同官修建诸多水利工程，灌田近千亩，由于山洪暴发，遇旱河竭，收效不大[351]。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国初，同官北山金锁关一带，山高谷深，土质疏松，雨水冲刷较为显著。由于种植玉米、马铃薯等，稍平坦之地种麦、菽，使这里侵蚀加剧。植禾之外，这里还牧牛万只、羊10万只，荒坡荒地载畜量亦为数不少。清末光绪时，同官县实熟地1620顷2亩，与乾隆时相差无几。证明有清一代，同官县等北山一带田地为数不少。1935年至1942年，大量民众又在东北乡一带，将荒地开辟殆尽。1942年，同官县已有522000多亩土地，其中山地近93000亩，包括大小荒坡在内的田地达近43万亩。即使山谷冲积扇石砾混杂，不易耕耘之地，也成为同官产麦地区[352]。如此开垦耕种，荒山荒坡几无剩余，北山一带水土流失自然就严重了。

　　洛水下游清初田多荒芜。顺治二年（1645年），白水县实行轻赋，即开荒地仅纳粮银三分，以至于报垦荒地23401亩（此数字有虚夸成分）。康雍时，继续屯垦。至乾隆初，规定五亩以下开垦土地永免升科，五亩以上若是瘠土，二三亩折一亩。白水县较好的上腴之地，丰年可收一石，次等收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而垒石包土修建的梯田，俱收三四斗粟[353]，北山旱塬沟坡之地已多开垦。澄城县旱塬之田亦皆仰天泽，十岁九苦[354]，加之明末兵灾，“野中地土竟多莱壤荒丘”，知县被迫豁除荒田钱粮[355]。蒲城县利用漫源渠、浩泉渠、半坡寨渠、平路渠、常乐渠等发展生产，垦殖熟地不断增多。顺治初为14553顷79亩；康熙五年（1666年）共四等地16657顷34亩；康熙十六年（1677年），还新垦碱滩地58顷69亩；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已垦地16895顷92亩[356]。乾邑县沙苑碱滩占十之四，明末黄河西徙25里，县境东南一隅崩入河东，则可耕田亩已不到十之四五[357]。随着不时开垦退水滩地，乾隆时较顺治时增加1821顷（顺治初15495顷，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17316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来，河患不断，尤以四十六年（1781年）、五十年（1785年）河患为重。水退后农田皆变为沙地，难以播种。其中东北沙地多板沙，不可耕种。嘉庆时土地减少到6832顷81亩，人口却增加了147047口（嘉靖有62627口，嘉庆时达209674口），朝邑民贫困不堪[358]。乾、嘉、道、咸之际，虽然澄城北山山地早经开垦，但可垦田仅十之二三，多外来民众开垦，加之咸丰时北山一带土匪出没，地多抛荒[359]。白水北山一带虽也有耕作，但土瘠民贫[360]。同治回民起义和捻军入陕，加之光绪初荒旱，洛水下游荒地增多。政府多次豁免荒地招募开垦[361]。光绪四年（1878年），仅澄城县就免征荒地1660顷14亩，后历年续垦1462顷70亩[362]。大荔也修凿坊舍镇渠，灌溉200亩[363]。农业虽有恢复，但已非盛时可比。

　　总之，经过清初农业的初步恢复，至乾、嘉、道、咸之时，整个泾洛流域屯垦田亩数达到有清一代的最高峰，但仍与明时有一定差距。清同治回、捻起义和旱灾频仍，都大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进程。而清代泾洛上游一带和关中北山旱塬已是“土瘠民贫”。人为地破坏森林，开垦土地，水土冲刷的恶果已显现出来。黄土高原泾洛一带再无昔日林多地肥的情形，代之而来的是濯濯童山、一片残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