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变迁及其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第七章第三节

　　明初，由于战争破坏，泾洛流域农业残破不堪。洪武四年（1371年），陕西诸府已开始屯田。洪武七年（1374年）派邓愈于陕西屯田。时民屯、军屯并行，人授田50亩，给牛、种，教树植[197]。至次年，陕西等五省已新垦田62300多顷[198]。洪武十三年（1380年），陕西等省“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199]。洪武十五年（1382年）遣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于陕西屯田。宣德六年（1431年），又派侍郎罗汝敬督陕西屯田[200]。成化十年（1474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在东起清水营、紫城砦，西至花马池的1770里间筑边墙，“墙内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余石”[201]。弘治十四年（1501年），又于固原以北千里间的数十万顷荒田，“各筑屯堡，募人屯种”。正是经过明代前期屯垦，屯田数由明初的42456顷增加到嘉靖时的l68404顷[202]。嘉靖后期，又于诸边募流民耕牧，“田利大兴”。万历十一年（1583年），于陕西延（绥）、宁（夏）二镇丈出荒田近一万九千顷，“俱听军民随便领种，永不起科”[203]。将嘉靖《陕西通志》与康熙《陕西通志》（载明原额民田应为明末数字）所载平凉、庆阳两府田地数额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平凉府明末土地数（112017顷）高出嘉靖时72916顷，是嘉靖时的2.6倍，庆阳府明末土地数（23946顷）高出嘉靖时21229顷，是嘉靖时的二倍多[204]。这足以反映有明一代，包括平凉、庆阳两府在内的陕西布政使耕地面积在一直增加。以下分不同地区加以说明。

　　平凉卫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已经设置，共有五所5000人，人均l20亩，于西安、凤翔、平凉三府境内屯田[205]。上述弘治时于固原卫大兴屯田，使固原卫附近屯地大增。成化二十年（1484年），于平凉、泾州、崇信等州县，引泾、油等水，修长近200里的61条渠道，灌溉3000多顷田地，使陇东泾水上游受此利民渠的灌溉而收效大增[206]。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华亭县引油水灌溉城东郊园田数百顷[207]。其县西山之民“多垦峡荒”，于山地栽大黄、归芎等药材，每年售于陕商不下5000担[208]。嘉靖时，新辟的崆峒山地200多顷亦多植药材，间种杂粮。时平凉县境南山及泾滨未开垦之地后为牧马的场所[209]。镇原县嘉靖时夏秋地已有3738顷之多，成化四年（1468年）至九年（1473年）陇东大旱，镇原等州县人户大减。新开垦的田地大多抛荒，镇原西北百余里无人耕种。正德时，杨一清变这些荒地为牧监（即清平监或上彭阳驿，属灵武监），由于仍按旧额收取赋税，百姓逃亡，耕种田地仅占十之四五。后虽召人承佃，但“地高瘠薄，川涛峻骏，崩漂尤甚”，民众“贫馁死徙，无它生业”[210]。沉重的赋税以及明万历、崇祯等特大旱灾，使人口减少，大大影响了明末耕垦面积的进一步扩大。虽然镇原一县耕地有所减少，但明末平凉府、庆阳府耕垦面积较嘉靖时都有所增加，其间不可避免仍有一些荒田存在。

　　平凉府人“专业耕种”，庆阳府也“好稼穑，务本业”，“俗尚耕猎”。环县“多务田亩”，但“地狭民贫”[211]。平凉卫嘉靖时有4113顷66亩，固原卫2146顷36亩，而庆阳卫屯地有3463顷，环县安边守御所有屯地650顷24亩[212]。可见，嘉靖时庆阳府的屯地较平凉府要少。不过平凉府与庆阳府所产作物小麦、大麦、燕麦、稻、粱、黍、稷、菽、荞、豆、麻等并无二致[213]。由于郝镒、钟肃等庆阳府州县地方官员的“劝农兴学”[214]，这里的农业大有起色。北部沿边一带的三山堡、饶阳水堡、环县、白马城等，驻有4000多名士兵，牧马植禾，产粮达14000多石[215]。南部的宁州元代有田额8676顷67亩，至明隆庆二年（1568年），由于增开上、中、下等坡地，田额已达14397顷29亩，其中坡地为l37652墒（每埫准下地二亩），2753顷。而至万历二年（1574年），宁州上、中、下等地稍有减少，坡地实有128320埫，2564顷，抛荒上、中、下等坡地635顷81亩，总数已近3200顷，较隆庆时有所增加[216]。这一方面说明新的坡地仍在不断开垦，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原有的坡地在不断抛荒，抛荒坡地占实有坡地的近1／4。黄土高原坡地乱垦乱耕，土壤表层流失，肥力下降，被迫弃耕，重新开垦新的荒坡地。如此循环往复，愈垦愈荒，愈荒愈垦，人为地加速了土壤侵蚀过程。粗放式经营，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坡地成为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长此以往，黄土高原只能是沟壑增多，坡耕地愈垦愈陡，出现今天童山濯濯、沟壑纵横的现象自然难免。除主要有自然原因外，人为在其间起到的消极作用不可忽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期间与明代大规模在这一带屯垦有直接关系。陇东宁州荒坡地开垦面积的盈缩，正是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开垦水平的缩影。宁州位于黄土高原丘陵塬区，其北的黄土高原沟壑梁峁区更是有过之而不及。环县嘉靖时有13332人，46881亩，人均地3.5亩[217]，加之边军驻防，使马莲河上游土地承载力大，加重了这一地区水土流失，农业耕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可见一斑。

　　与固原镇屯粮319000余石，民运粮45000余石，屯田及民运草208000余束一样，延绥镇屯粮56000余石，民运粮97000余石，屯田及民运草69000余束[218]。边镇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219]。延绥镇洛水上源地区的新安边堡、石涝池堡、新兴堡有1861名军士，1100多匹战马，有粮料4400多石，草木1400多束[220]，应主要来自当地屯田所得。随着成化六年（1469年）延绥镇边墙修筑的完成，延绥镇边墙内广开屯种，上述余子俊于此屯垦就是如此。弘治时，延安府有46797户，696950口，田37531顷20亩，税粮324195石，草343313束[221]。而至嘉靖时，延安府夏秋也共计37563顷57亩，较弘治时略有增加。民田数低于平凉府三州七县的42800顷83亩，高于庆阳府一州四县的20742顷57亩[222]。不过，延安府有三州十六县中仅有保安等七州县在洛水流域，则陕北洛水上游的民地应略小于庆阳府。陕北洛水上游也种麦、粟、稷、黍、荞、麻等，与陇东一样，但保安县亦不植稻[223]。洛川县居洛川原地，“秋黍高低负郭田”[224]，农业一片兴盛。宜君县“晴川麻蔚蔚，幽谷黍凡凡”，男耕女织，尽力务农。但这里已“坡陀相倚叠，壑谷竟奔冲”，自然环境比关中差，“陡沟崖戍削，路险石穹窿。地窄田俱薄，溪乾水易穷”[225]，农业生产水平自难与关中相较。嘉靖时，洛水上游保安军有21555人，夏秋地504顷35亩，人均地2.34亩（当有许多人从事畜牧）；甘泉25740人，夏秋地1523顷48亩，人均地5.9亩；安塞22627口，夏秋地1346顷79亩，人均5.9亩；鄜州88993人，夏秋地5082顷30亩，人均地5.7亩；洛川县82227人，夏秋地8119顷24亩，人均9.86亩；中部县27026人，夏秋地3076顷41亩，人均地11.4亩；宜君县31957人，夏秋地3506顷93亩，人均地11亩[226]。从中不难发现，愈向北即愈是洛水上源地区，人均地亩愈少。其实，黄土高原地区愈向北，自然条件愈差，水土流失愈严重。而相反，明代，这里的土地承载力却明显较南部要大，这些生态脆弱的梁峁地区较南部丘陵塬区更易被侵蚀，更何况这里人均地亩较少，自然导致侵蚀加速加快。与平凉府、庆阳府各州县相比（参见表7-3-1），陕北洛水上游人均地较少，土地承载力大，明代对陕北开垦可谓盛况空前。虽嘉靖、隆庆时，“户口渐耗，赋逋不时”，蓬蒿满目，但万历时洛川知县陈惟芝，清地均赋，得熟垦地41300顷47亩。虽较以前减少，但随着荒地听土著和流寓之民开垦，并免除两税，洛之地亩很快开垦殆尽。即使万山丛林、深谷鸟穴兽薮之地，“靡不刈其木而禾”。如此地亩倍增，“开地得粟盈仓”[227]。今天当地仍留有一些屯田的残迹，就连黄龙山地，都有“开山到顶”之说[228]。史无前例的开发，也使这一地区自然环境遭到了彻底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明代黄河下游多次发生河患，不能不与中游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有关。

表7-3-1　明嘉靖陇东各府州县人地表

　　注：据嘉靖《全陕政要》卷一制。

　　明初开垦田亩繁多，“生齿殷富”，何以到嘉（靖）隆（庆）后，户口减少，土地渐荒[229]？除鄜州万历时“山田多荒，征输日增，逃亡岁有”[230]，自然灾害增多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税赋繁重，地力减低，田地瘠薄。嘉庆《洛川县志》引《箬亭管见》对此亦有叙述。洪武初，诏陕西屯田时“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使开垦田地日多。后议起科，民众积累渐尽，加之这里土壤开始耕垦时收获较丰，经过几年，土壤中富殖质和营养物质消失殆尽，收获量难与刚开始相比，出现抛荒的现象自然不足为怪了。嘉靖八年（1529年），就曾下令将陕西抛荒田最多分为三等：一等是召募垦种，量免税粮三年；二等许人承种，三年后纳轻粮，每石减纳五斗；三等召民自种不征税粮。虽有此政令，嘉靖中诏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后屡垦屡荒，根本就不管有无实效。如此“贻无穷之累”[231]，田地日垦日荒，民众愈垦愈穷，生态环境恶化，这是造成了今日黄土高原地区千疮百孔，水土流失严重，人民积穷积贫的症结所在。

　　陇东、陕北一带还有许多草地和荒坡地以供放牧。明洪武时陕西等省设太仆寺，置草场放牧。永乐时于平凉置苑马寺，领六监二十四苑[232]，地跨二千多里。属于泾洛流域的有：长乐监、威远监治平凉府开城县，所领八苑草牧地应在迩旁；同川监所辖的天兴、永康、嘉靖、安胜四苑在开城县及庆阳府安化县境；顺宁监所辖的云骥、升平、延宁、永昌等四苑在延安府保安县及庆阳府安化县境[233]。永乐至宣德年间，不但苑马兴盛，而且民间盛行畜马。宣德六年（1431年），陕西安定卫民王从义以所畜牧马来献[234]。正统时迁灵武监于镇原县，所辖清平、万安二监也内迁至开城县[235]。后马政荒废，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牧地仅有数百里，惟存长乐、灵武二监，原额137000余顷的草场，至此时“存者已不及半”[236]。杨一清整顿马政，得荒地128000余顷，又开武安苑地2900多顷。二监七苑主要分布在平凉府境，有草场荒熟地177161顷62亩[237]。同时，还设有“冬操夏种”的七百名土达[238]。土达为内迁的蒙古人（即鞑靼一部分），除少部分从事农耕外，数千内迁的土达居住于平凉、固原一带，过着“纵猎山野，逐获禽兽”的游牧渔猎生活。成化初，这些土达叛乱，看来人数还应不少[239]。可见，六盘山区一带仍有不少部族从事畜牧。平凉、固原一带“畜牧蕃滋”[240]，这里“牛羊被野”，“黍麦盖藏”[241]。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平凉通判陈应祥将平（凉）、固（原）以北皆变作牧地，“民村落室庐，皆度为牧”，原来州县先定田税，后以隙地为牧的做法被废弃，其结果使这一带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242]。至万历时，固原州境有开城等七苑，韩、肃、楚三藩牧地也相错壤，“藩牧军屯，什居七八”，“士马蚁屯，共亿蝟集”[243]，使泾水、茹水等水上源之地几乎全被开垦和变作牧地，人为地加速了这一地区水土流失的进程。前面所述秦长城在彭原县境的长城原附近残蚀得支离破碎，莫不与自然和人为因素有关。明代在这一地区过度农牧，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人为地铲削岸崖沟坡，更是雪上加霜。嘉靖九年（1530年），将环县甜水堡至石涝池堡皆“筑墙挑沟，设险以守”，挑堑铲崖，又在下马房（即下马关）及花马池东西三百里，“堑山堙谷”，设置“深沟高垒”[244]。这种改变小地形、小地貌，人为地设险置隘，更直接加快了水土流失，其后果更为惨痛。

　　延绥镇所辖的庆阳府、延安府的监苑嘉靖时虽已废弃，万历时仍有不少草场。万历《延绥镇志》载马莲河上游三山堡有二处草地，牧地达13051顷50亩；饶阳水堡牧地810顷；洛水上游定边营南牧地8019顷；石涝池堡牧地19440顷；新安边营牧地8505顷等。这些大量的牧地草场，有明一代基本上被作为畜牧业。过度放牧，啃食草地，或种植苜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土壤的侵蚀过程。与陇东平凉地区一样，修筑长城也更直接地加速了这一地区水土流失。天顺至成化时，余子俊修筑由皇甫川西至定边营的外城，“内复堑山堙谷”，建东抵偏头，西终宁（夏）、固（原）的骆驼城[245]，正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明代，泾洛上游屯田成绩卓著，荒坡地或多被开垦，或被利用为牧地，使这一地域的自然环境更多地受人为因素影响。而修筑长城，堑山堙谷，也加剧了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脆弱的陇东、陕北如此，而自然环境优越的关中，明代农业也有长足发展，但对环境未造成太大的破坏。明初，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关中农业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包括泾洛下游各县在内的西安府，至洪武十九年（1386年），已经粮丰食足，仓储繁多[246]。随着垦殖日辟，关中泾洛下游耕地日渐增多。三原县的官民田数字有八次记录，从开始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3991顷30亩，一直持续增加到弘治五年（1492年）的4151顷97亩[247]。至明中后期，耕田仍在增加。嘉靖三十年（1551年），澄城县有夏秋地5493顷17亩，而至万历时，已有中地（地分五等）10254顷，至明末已为10303顷73亩[248]。富平县洪武间夏秋地9097顷52亩，永乐间地8743顷77亩，嘉靖间地9647顷24亩，万历间田12751顷66亩[249]。其实，有明一代，并非泾洛下游各县耕地都在增加。朝邑县居黄、渭、洛之交，东有盐滩，西有盐池洼，南有沙苑“皆不可耕”，可耕之地仅十之二三。正德时，朝邑县有土田24149顷34亩[250]，政府曾引洛灌溉“沙碱难耕”之地[251]。嘉靖间朝邑田地减少17156顷24亩，实有田6993顷10亩。隆庆时虽也较正德时减少14131顷87亩，但实有田已增至10017顷47亩，至万历时，实有田已达10119顷73亩[252]。正德至嘉靖时田地大减，与黄河在此西侵，黄渭洛“岁溢而善崩。溢辄没禾稼，崩乃数十年不得田”有关[253]。由于“三河溃出，田屡变迁”，河中的泥沙随着泛溢和溃决而堆积在河道两岸。县东盐滩，盐碱硗确，经过河水淤泥粪田，“泥土田茂”。隆庆四年（1570年）前的洪水即起到如此作用。但河沙含量大，也使沃田化为瘠田或难以耕种。太阳社一带地土肥沃，民众“岁入殷富”。隆庆四年黄河发生大洪水，在朝邑与永济间西决，河水为高含沙水，“捅沙十里，高者如山如阜，讫不可耕”[254]，河道变化对朝邑一带耕地影响甚大。

　　明代，为了发展关中生产，大兴水利。引泾的水利工程多次兴修，成化时修成的广惠渠灌田8300多顷。因有泾水灌溉，高陵县2381顷的田地，“所产五谷颇佳”，泾水两岸多宜棉花[255]。而泾水下游渭北塬地，“地多山原”，未有沟洫之利。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后，“水旱频仍”，加之赋役繁重，“四郊一望，桑枯荡然，十室九空”[256]。

　　与泾水下游郐地同样，石川河流域的同官、耀州亦居渭北塬地。耀州夏、秋地1597顷11亩，同官1733顷20亩，大多居山谷，“不可尽耕”。永乐及成化时，引漆、沮两水灌溉耀州西南和东南田地，发展农业[257]。富平县境，引石川河、温泉河等，将宋元时旧有的渠道加以改造，修29渠引灌田地。赵老峪等山前冲积扇地带，“其水膏泥如粪”，仍然淤泥粪田[258]，但这里山谷多石沙地，面积占县内田地3／10，东南盐滩多水草，“盐脉日浸，移于良田中”。且诸水善崩亦时常坏民田。这些都使良田面积减少[259]。明代中后期，“旱蝗叠仍”，山高土瘠之地大半荒芜，“弥望榛莽，百里无烟”。神水峡以上，崎岖难行，“荆棘满路”，农业已难有发展，“家无牛具，人力代耕，苦愁万状”[260]。 洛水下游明初屯田收效甚大。澄城县“颇称富庶”，置64里。后经天顺、弘治等裁减，至嘉靖，已减1／3。之所以如此，与赋税繁重有关[261]。其实，澄城“独食资五谷”，“山林不甚深，无虎豹”，水惟细流，自然条件差，其邑西北地高土瘠，沟涧荒芜地占到一半，至嘉靖时澄城“民独贫”[262]。嘉靖中后期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增多，土地兼并，农政懈怠，虽屯田总数有所增加，但屯田收益明显不如明代初期。澄城县隆（庆）、万（历）以前，丰年居多，自山西蒲坂来开垦者络绎不绝；天启以后，旱灾频增，“逋负疲累”，已是“瘠土贫乡”[263]。澄城大半为旱塬，难以引灌，灾害频仍，自然荒田弃地为数不少。像澄城这样的泾洛下游北部的渭北旱塬，较其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自然条件优越，坡度小，虽经开垦，危害远较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