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变迁及其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第七章第三节

　　宋代，泾洛流域上游得到了空前的开展，农业发展迅急。由于这一时期陇东、陕北地区为宋夏边疆之地，堡寨多布，驻兵繁多，战争不断。宋时陕西路禁军12．6万多人，后增加到16万多人，其中80％以上分布在陇东、陕北。加上厢军，陕西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四路兵在20—30万左右[111]。这与欧阳修奏文中所提到的近30万兵相一致[112]。这其中还未包括弓箭手、义勇等。景德二年（1005年），镇戎军以闲田分给每个弓箭手人均田二顷，鄜延、环庆、泾原、河东等亦募弓箭手授田。熙宁五年（1072年），赵岛在鄜延路募弓箭手4900人，屯田15900顷。元丰四年（1081年），募弓箭手2000余人，在渭州陇山一带屯川原陂地4000余顷。元祐三年（1088年），刘昌祚招募5261人，于陇山屯地10990顷。至崇宁初，招募弓箭手仍在进行。秦凤路、环庆路、鄜延路、河东路皆派官员招募。虽弓箭手或有逃亡，但“田多膏腴”，有些“沃壤”被“污吏豪民冒占”。由于元丰后蕃兵加入弓箭手，“以田猎骑射为能”。至靖康时，陕西、河东等路仍招募弓箭手分授肥沃田地[113]。而义勇军平日内为农，战时参战。治平时，陕西路有156873人，熙宁时仍是如此。庆历时，堡寨的“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仍“可以藩蔽汉户”，农耕和畜牧仍有经营。治平后，“蕃部族帐益多”，义勇多从此出。鄜延西路的保安军、德靖寨等领揭家、小胡、厥七等58族16316人；泾原路20城堡，领强人12466人，马4586匹；环庆25堡，领强人31723人，马3495匹。原州9砦也有万人蕃兵[114]。其实，陕西正是屯有重兵，以缘边隙地为营田而不断开垦[115]。咸平四年（1001年）于镇戎军四面立屯田，以2000兵士、800头牛来耕田500顷。而开垦之地，“已有人户耕种”。后“原、渭州亦开方田”[116]。天圣（1023—1031年）以后，屯田有增无减。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于陕西大兴屯田[117]；六年（1046年）夏安期与曹颖叔于缘边屯田[118]，陕西置营田务[119]；治平、熙宁时，陕西屯戍仍多进行屯田。元丰时，陇东、陕北四路新复土地，亦曾召募厢军耕种[120]，以下分各地区加以述之。

　　陇东泾水上游垦田不断进行，甚至连山坡荒地也多开垦。李继和在镇戎军多有政绩。“缘边民户不废耕织，熟户老有所归宿”[121]。渭州同知曹玮“以境内闲田，春秋耕敛，州为出兵护作，而蠲其租”[122]。泾原安抚使王克尧在庆历时“于泾原五州营田，益置弓箭手”[123]。王素拓渭州西南城，筑静边砦，于新拓边地“悉增募弓箭手”，“听散耕田，里有警则聚”，以至“积粟可支十年”[124]。熙宁时，蔡挺知渭州，“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125]。时陇山一带田地已被开垦出来（上述元丰、元祐时即是如此），德顺军（治今隆德）、仪州可耕官田4888顷[126]。值得注意的是，元祐时，泾原缺额弓箭手可以开垦“川原漫坡地土”和荒田，只把不堪耕种之地充作牧地，开垦程度已大大加深[127]。政和时，王恩于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以省馈饷”[128]。正是经过历朝的垦屯，陇东泾水上游已多出现膏腴肥沃之田。原州所产小麦，香甜可口，为馈赠佳品[129]。专事耕屯的农民也多出现。西夏兵侵，泾州知州滕宗谅“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130]。今在镇原庙渠乡文夏村发现三座宣和五年（1123年）的宋墓，据出土墓志砖述，墓为“大守原州开边寨人户”白重立、白舜珉两兄弟所立[131]。可见，陇东耕屯面积应与唐时相差无几，甚至还要超过唐代。其中仅屯垦万顷以上的就有两次（刘昌祚在陇山屯地10900多顷，王恩于渭州屯地23000顷）。

　　支流马莲河流域的环庆路，其屯垦耕种规模已较大。庆州曾一度“以刍粮数百万计”，虽知州为贪图功劳，“暴加于民”[132]，但庆州一带应是屯田产粮之地。种古曾于环庆“得良田三千顷，丁四千，悉刺为民兵”[133]。钱即于马莲河上源环江附近筑安边城、归德堡，“包地万顷，纵耕其中，岁得粟数十万”石[134]，其亩产不足一石。显然，陇东北部一带，农业为粗放式经营。虽然归德堡一带原来“皆沃壤”[135]，但时耕时荒，加之为边地，“人莫敢耕牧”[136]。其实，陇东马莲河一带与汉水上游一带一样，为半农半牧之地。诸族除一部分经营农业外，大量民众还是以畜牧为主的。环州马岭镇以北，“四望族落”。庆州胡家门、野鸡等族时常冠掠[137]。乾德时通远军（治今环县）使董遵诲安抚诸族，后数族叛乱，从“获牛马数万”来看[138]，这里诸族还是多以畜牧为业的。环州东北八珠原葫芦泉一带有明珠、灭藏等蕃部，环县西牛家山为牛讹奴族之地[139]，这些边族亦主要从事畜牧业。泾原的康奴、灭臧、大虫等亦时常叛乱，陈兴、秦翰等率兵平叛，“获器畜甚众，尽焚掘其窖藏”[140]，这些边族亦从事农牧。宋时，于陇东的德顺军、原州设置有“司牧”厢军[141]，从事畜牧。渭州垦田之外，“谓其宜于畜牧”，牛马繁多，民谚日：“郎枢女枢，十马九驹；安阳大角，十牛九犊”[142]。泾、邠、宁也多产牛马，庆州的牛酥也为一方土产[143]。可见，宋时畜牧业在陇东也有发展。

　　陕北洛水上游也多产羊，年贡“褐毛五段”，畜牧业仍有经营。虽保安军“地寒霜旱”，“不宜五谷”[144]，但沿河滨溪之旁多稻田，在保安军置有稻田务。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就曾“令保安军稻田务旬具垦殖”[145]。仁宗时，范仲淹为延安知州，“大兴营田”，“羌汉之民，相踵归业”[146]。由于宝元时用兵及诸酋长占田，“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赋”[147]。神宗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延州知州赵卨“请募民耕”，“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148]。元丰时，宋夏战争，宋军占领横山以北宥（治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石（治今陕西省横山东北）诸州，夏人“在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里”[149]。横山之北土地如此，其南洛水上游之地亦相仿佛。“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强兵战马，山泽之利”，成为宋夏边地争夺的焦点[150]。“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为党项南山、野利之地[151]，农牧兼有。山中劳尔族、兀二族等仍牧牛羊[152]。而沿山一带“人民繁庶”，每遇战时急需粮草，“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153]。西夏曾一度夺取鄜延路德靖砦（治今志丹县旦八镇东南）等十堡寨，“人界开垦生地”[154]。没藏讹庞曾在“鄜延以北，发民耕牛，坟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155]。横山一带已成为宋夏的粮草供应之地。虽宋夏沿边一带“禾黍如云”有夸大之嫌[156]，但横山确为“聚兵就粮”之所，德靖砦七里平山上，就有谷窖大小百余，共约八万石。桃堆平的国窖，“密密相排”，储粮不少[157]，“横山之腴”可谓名不虚传[158]。元符时，夺取西夏储蓄之地筑定边城（今吴旗西），“川原广阔，土脉饶沃”[159]，仍是值得称道之地。即使“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寨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160]。横山、延州以南，鄜州的洛川县，“见戎人杂耕，皆兵兴时入中国，人藉其力，往往结为婚姻，久而不归”[161]。条件优越的洛川塬地，自然为农业经营的场所。正是宋代对陕北鄜延坊州的开垦[162]，加之横山一带又为边防要地，驻军很多，鄜延路的土地就易开垦到最大限度。今天在陕北横山、子午山边远的山区及川谷地带，发现许多宋金时所建的石窟，石窟数量之多，与今天这里人寡地荒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在这里“不宜五谷”之地，开垦“土山柏林”，兵灾战乱，多所抛荒，出现“地皆荒瘠”的现象自然不足为怪了。今天在陕西榆林地区及黄陵、洛川、黄龙等县发现北宋时大量钱币[163]，证明当时这里人口密集，商品交易频繁。即使大量开垦新的土地，鄜延路人马粮草也“素号阙乏”，后来林木减少，“椽子、材植元不出产”[164]。大量森林减少，土地荒瘠，河中泥沙增多，淤积于黄河中下游，这也是宋金时期黄河大规模泛滥的又一个原因所在。

　　泾洛下游关中一带，宋时大兴水利，上述所言三白渠宋初灌溉面积不及二千顷，后经恢复，“工既毕而水利饶足，民获数倍”[165]。庆历时，三白渠灌溉超过六千顷[166]。至神宗熙宁及徽宗大观时，灌溉面积更扩大到三万多顷[167]。即使沙苑牧马之地，也变为营田场所，良田达六千顷之多[168]。同州桑蚕业发达，每年二月上旬还举办集市贸易，“应蚕农所用”[169]。正是关中农业发达，成为宋初都城漕粮供给地和宋代陕西边军粮草供应地[170]。这里自然条件好，即使经过长期开发，对自然环境也未造成太大的损害。

　　总之，宋时泾洛流域经过百年左右的开发，特别是泾洛上游横山南麓之地，由于边军的驻防和屯垦，使“陕西沿边州军地居山险，道路阻隘”之地[171]，也成为营田所在。虽然这里“不宜五谷”，“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黏齿难食[172]，但为战争和驻防需要，也大肆毁林垦荒。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一旦自然植被破坏，很难恢复昔日旧观。虽然元祐二年（1087年），麟、石、鄜、延等州南北三百里内“田土膏腴”，“一千顷可收谷二十万石”[173]，与关中沙苑亩产二石相若[174]，泾原、镇戎军等田也多膏壤，但战乱及不断抛荒，“鄜、延地皆荒瘠”已初露端倪。“河渭水多土”[175]，熙宁时同州等地引黄河水淤田足以证明这时黄河中泥沙含量较高。以前汉唐时也有引黄灌田记载，但都未利用河中泥沙淤田，倒是汉时泾水有粪田之说。看来，宋时泾渭洛及黄河中的泥沙确实大有增加，黄河中游在这一时段内不断泛滥[176]，以及黄河下游大规模泛滥改道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