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变迁及其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第七章第三节

　　从东汉中后期羌人起义开始，羌人等已开始入居泾洛流域。《后汉书·西羌传》曾四次提到羌人禾谷，而同传提到马、牛、羊、驴、骡、骆驼等畜产却多达数十次，且这些畜产数量惊人（从数千上万头至十余、二十余万头不等）。《后汉书·段颖传》也提到段颖在对羌人的l80次战斗中，斩杀38000多人，俘获417000多头牛、马、羊、骡、驴、骆驼等畜产。证明畜产为羌人主要财富，羌人以畜牧为主[37]。东汉黄巾起义后，匈奴、羌、氐、鲜卑、羯等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入居泾洛流域下游关中一带。而这时关中，经过董卓之乱及李傕、郭汜拚杀，“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38]。王粲《七哀诗》也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39]。建安初，关中流入荆州十余万户，至三国魏时，流人大多返回，“勤耕积粟”，“关中丰实”。京兆尹郑浑“比勤稼穑”，后颜斐“整阡陌，树桑果”，据说当时京兆一带无牛车，颜斐教民“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养猪赚钱以有车牛，“田役省赡”，京兆丰沃。随后屯田，兴修临晋陂等水利措施[40]，关中农业逐步恢复起来[41]。而陇东陕北之地，“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42]，这些地区东汉末以畜牧为主，这时应不会有太大变化。晋时，关中百余万人口，“戎狄几占一半”[43]，但关中仍多为农业经济。新平太守周处，“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州刺史范晷“于时西土荒毁，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敝”，乃“劝以农桑”[44]。西晋亡后，泾洛流域为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混战时期。这一时期，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以南主要为农业区，以北主要为牧区[45]。这还可以从《晋书》各《载记》所载得到证实。公元325年，后赵袭击前赵上郡之地，俘3000余落，擒马、牛、羊百余万头[46]，畜产仍是陕北民众主要财产。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进攻关中。前秦苻健“收麦清野”，打败桓温军队[47]，关中仍以农业为主。苻坚修引泾工程，“以溉冈卤之田”[48]，关中农业有所发展。十六国大夏时，“高平险固，山川沃饶”，曾被建议立为夏国都城[49]，固原一带林畜丰饶。北魏时，山陕黄河以西，“水草善”，仍为牧地，“畜产滋息”，马、骆驼皆有百万匹以上，牛羊无数[50]。关中一带仍多为农业区。1983年，在关中北山一带的长武县出土了北魏时的砖刻地券，反映了当时以谷、布为本的土地买卖活动[51]。北魏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关中应为受益地区。西魏北周时，关中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郑白渠、龙首渠等重加修浚，同时广置屯田以供军费。薛善就曾为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二十七屯监[52]。关中农耕面积较前代扩大。陇东一带，畜牧仍为重要产业。大统十二年（546年），茹茹围逼原州，“剽掠居民，驱拥畜牧”[53]。而晋西北、陕北一带的稽胡，“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54]，已逐渐开始农耕，但仍以畜牧为主。直至隋代，据《隋书·地理志》所载，今富县、合水、泾川以南一带，“勤于稼穑，多畜牧”，农牧并重。而甘泉、庆阳以北，“连接山胡，性多木强”，农业比重显然略有逊色。从东汉末年以后至隋的五百多年间，泾洛上游地区基本上以畜牧业为主。其中从北魏开始至隋，由于稽胡的汉化过程比较缓慢，虽然农耕区向北扩展，这一带郡县增多，户口渐繁，但泾洛上游由牧变农至唐初还未完成。正是在这长达五百多年中，泾洛上游黄土高原腹地主要为牧区，畜牧较农耕对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较弱，故一些灌丛和草原植被仍得以恢复和保留，较农田植被保土保水作用增大，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一时期黄河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应与黄河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有关[55]。正是水土流失大大减轻，马莲河汉时称泥水，北魏时却称作白马水[56]。河流中水土泥沙含量减小，与这一时期当地改农田为草原，水土流失减小，泥沙减少，河流变清有关[57]。可见，农牧变化直接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乃至流域以外的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隋代，农耕已在泾洛上游的陇东陕北逐渐普及开来。除陕北稽胡已知种田外，陇东原州道路近旁，也已种植田禾[58]。这一时期泾洛上游人口众多，农业发展。隋末战乱，丰州一带百姓迁徙至庆、宁等处[59]，农牧分界线南移。唐代，泾洛上游农耕和畜牧业一片兴旺。虽然唐开元户数和人口数少于隋代，但当时逃役和隐匿户不少。杜佑认为实际数字是入籍数字二分之一强[60]。则唐时郡县编户（即农业人口）与隋大业时基本相当。人口如此繁多，屯田营田自然多所致力。玄宗时，“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在河东道、关内道等军队垦田面积达五百万亩[61]。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62]。就连六盘山地，“崆峒小麦熟”[63]，也有农田连片。安史乱后，吐蕃逐渐东侵，陇右和关内道的兰、渭、会、秦等州陷于吐蕃。陇东平凉一带为边防重地，军屯一直都在推行。代宗时，元载为营田使，原州“草肥水甘”，受早霜影响常使黍稷难成。而其东平凉，“独耕一县，可给军实”，曾建议于此屯田，惜未能实施[64]。后马麟为泾原节度使，“在泾八年，缮屯壁，为战守具”[65]。段秀实为泾州营田官，屯田功绩卓著，就连部将占有数十顷田地也召人开垦[66]。贞元时，刘昌兼泾原节度使，“在边凡十五年。身率士垦田，三年而军有羡食”[67]。陇右节度使李元谅驻良原，毁“平林荐草”，“甾翳榛莽”，变吐蕃牧马草地为良田，“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人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后李观“在屯四年，训部伍，储藏饶衍”[68]。据说李元谅屯田“方数十里”，崇信镇为三镇屯军之一，宋初因镇置县[69]。元和时，陇州节度使李惟简（华亭县时属陇州）“益市耕牛”，“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70]。长庆时，泾原渭节度使杨元卿“发屯田五千顷，屯筑高垣，牢键闭，耕者保垣以守”，屯居六年，收益显著[71]。王茂元于大和九年（835年）至开成五年（840年）为泾原节度使，“拥戎马于泾上，获田谷于回中”[72]。武宗会昌三年（843年）至六年（846年），史宪忠为泾原节度使，“积缗钱十万，粟百万斛，戍人宜之”[73]。宣宗大中时，秦、原、安乐三州七关之地归降，裴识“整戎器，开屯田”[74]。大中十二年（858年）至咸通元年（860年），浑儡为泾原节度使，为防御西戎别种王蒙，“萃战马牛骡，备丁壮卒三千，聚新粟五万斛”[75]，粮食亦应从屯田而来。乾符年间（874—879年），泾原节度使周宝“务耕力，聚粮二十万斛”[76]。中和二年（882年）至乾宁二年（895年），张钧、张鐇兄弟为泾原节度使，“训兵积粟”，以备边防[77]。看来，泾原节度使、陇右节度使、陇州节度使所辖今陇东平凉之地，屯田几乎一直没有间断。同样，邠宁节度使所辖之地屯田也一直进行，大历建中时，泾原军守边十余年，“始匀邠土农桑”；后又徙至泾州，于“榛莽中”建城[78]，屯田自然在此进行。元和四年（809年）至九年（814年），阎巨源为邠宁庆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使置等使[79]。大和六年（832年），户部尚书叛度支王起，于邠宁、灵武等“起营田”[80]。后邠宁节度使毕诚“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81]，屯田收益不小。陇东水草肥美，还在牧地内置有屯田。唐于陇右牧以外还于岐、邠、泾、宁千里间置有八马坊。“八坊营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析置十屯。密迩农家，悦来租垦”，“岁中收贮二万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安甿尽地”[82]。募民耕种，“以给刍秣”[83]。

　　陇东八坊监屯田之外，还主要是牧马，“泾水之将兮多微草，缭垣墉兮积刍稿”。八坊中，五坊在岐，其中北普润（治今麟游万家城）近在灵台百里以南。而另外三坊，宜禄在邠，安定在宁，太平在泾。这里“岐山近甸，邠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84]，成为牧马之地。而陇右监牧地“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85]。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从泾州西行越陇山关，“次瓦亭，观马政”[86]。后元载也言道，“原州以西皆监牧故地”[87]，则原州（治今固原）应为陇右牧的东界。其实，陇右牧的南使、北使、东使等，其所辖诸监有些已在六盘山以东泾水流域[88]。南使统辖的泾川监在泾水源头之地，当在今泾源县境。亭川监应在今华亭县境（因华亭县曾改名为亭川）。赤城在今崇信县赤城镇附近。西北使所辖乌氏应在今平凉西北、固原以南，东使所辖木峡监当在木峡关（今固原东海子峡）附近。包括原州（即平凉郡）在内的陇右监，“幅员千里”，从贞观至麟德仅四十年间，由3000匹发展为706000匹。开元初缩减至24万匹，开元十九年（731年）又增至44万匹[89]。安史乱后，陇右沦入吐蕃之手。八马坊“国马尽散”，牧地给贫民、军吏开垦，又赐给寺观千余顷[90]。贞元中，临泾一带“其川饶衍，利畜牧”，建临泾城，置行原州[91]，畜牧亦应有所经营，但已远不及安史乱前。

　　唐开元时，散居在甘南、青海的党项请求内附，玄宗令其众迁至庆州，并把原设于陇西的静边州都督府亦移置庆州。此后，党项族发展成为东山部和平夏部，一部分又向东迁至延、绥，居横山一带。山北为平夏部，横山一带为南山部。这些党项人“其所业无桑事”[92]，“剽劫”、“寇扰”或窜入山林，在边境“为恶多年”[93]。因此，内迁的党项人仍多从事畜牧，间或在横山一带狩猎，当时横山上还有不少林木[94]。不过这些迁移来的部族，多从事畜牧。其南的郐、宁、鄜、坊一带，多事牛耕，以桑麻为业，唐后期时常遭党项等的侵扰，“无屋可居，无牛可种者”比比皆是，“桑麻亦遭砍伐”，“生业既失”[95]，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唐中后期，洛水上游屯田也时有进行。贞元时，王崇俊为鄜坊节度都营田使，徐钊为坊州司田参军[96]，其规模和垦田面积远远不能与陇东相较，应与这一带还有不少“点羌未葺”，“羌浑小扰”有关[97]。

　　泾洛下游关中，唐时仍号称沃野。唐初，白渠浇灌之地多为腴田[98]。由于兴建通灵陂、三白渠、漕渠等水利工程，出现继西汉以后的第二次兴修水利的高潮。永徽中，郑国渠和白渠灌溉万顷良田[99]。有唐一代，不断发挥灌溉效益。开元时姜师度所修引黄、洛的通灵陂“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繇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100]。即使北山一带，也多兴修水利。强循在华原（治今耀县境）“教人引渠水以浸田”[101]。李孟准曾在合阳、三原披荆斩棘，“疏凿于涑川，化草莽为陂塘，变硗确为坟壤”[102]。唐三原李寿墓中的《播种图》、《牛栏图》壁画，反映了关中农牧生活情景[103]。关中因近都城，土地狭小，“不足以给京师”，故关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相应“蚕桑少”，后改“每年庸调并宜折纳粟、造米支用”[104]，其农业丰足可见一斑。安史乱后，关中农业发展有所停滞，邠州人“业尚播种畜积”[105]。王崇俊曾在同州营田[106]。长庆中高陵令刘仁师修刘公堰，扩大三白渠灌溉[107]。大和时，韩辽疏浚兴成堰，“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108]。虽采取众多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措施，但安史乱后，关中农业的发展远不如以前农业发展的水平。

　　总之，隋唐时泾洛流域经过开垦，农田面积增加，森林减少，整个关中已无什么森林可言。关中自然环境优越，平原坦荡，即使经过长时期的开垦，也不会人为地对土壤侵蚀造成太大的影响，对自然环境造成太大的破坏。相反，人们精耕细作，采用耧车等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兴修水利，淤田施肥，使关中在原生褐土上逐渐出现人工耕作层，以至逐步发育成肥力较厚的塿土。关中北山一带，“沙石相薄”，虽山前“土适润，苗则大获”，但旱塬山中一带仰天泽，数旬不雨，则四望蒿然。夏秋暴雨，亦在沿山一带冲刷成无数小沟，“土田枯卤，树植不茂”[109]。而泾洛上游陇东、陕北地区，人为地破坏原生植被，开荒垦田，土质渐变疏松，稍遇狂风暴雨，就易出现尘暴和雨土现象[110]，河流泥沙含量高而抬高下游河床，容易出现改道。这也是唐代黄河下游较东汉以后五百年间河患增多的原因所在。虽然陇东一带，唐安史乱前还是畜牧之地，但其在泾洛流域仅局限在陇东六盘山以东及陇东南部一带。安史乱后，这里唐蕃战事不断，新垦土地易被撂荒，时垦时荒，人为地加速了土壤侵蚀，使泾洛流域上游难以恢复昔日生态环境较优越的局面。虽然泾水支流马莲河上游及洛河上游有些游牧民族，但其人口少，多从事畜牧业，难与泾洛下游的农业相抗衡。正是人为地开垦土地，从唐代始，泾洛流域上游自然环境已逐步地出现恶化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