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研究综述

摘要:论文讨论《元典章》版本流传以及整理和研究等问题.全文概述《元典章》性质、编纂及其版本情况考察学术界对《元典章》体例、文体、语言结构及其价值的研究,并对《元典章》释读、整理情况进行总结。

关键词:《元典章》;版本及流传: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26.04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诏令、条格和案例汇编,简称《元典章》。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60卷,内容始自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讫于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另附《新集至治条例》,称作“新集”。新集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止于至治二年(1322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㈠丁、467目、2391条,是研究元史特别是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编纂与流传

  传世《元典章》最早刊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刊本。该本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纂者姓名,亦不悉刊刻之确切时间。元代著作也未提及该书,惟元末孔齐《至正直记》卷1“国朝文典”条提到,“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作者认为这些“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这里《国朝典章》是否就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目前难以确定。

  《元典章》元刊本“纲目”前,录有中书省“朴文”。札文宣称,大德七年(1303年),中书省根据江西奉使宣抚申呈,令各所属机构將中统建元以来所颁圣旨条画和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新集”卷首亦有“木记”说明为续编之作,目录之后又云,“至治二年以后新例,候有颁降,随类编入梓行,不以刻书已成,而靳于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谨咨。”《元典章》(即“前集”)称元仁宗为“今上皇帝”,当完成于延祐年间;“新集”成书于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将《元典章》存目著录,认为此书“乃吏胥钞记之条格”【1】。清末沈家本《跋钞本元典章》据书首“札文”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2】:近代胡玉缙《四库总目提要补正》认为“大抵前集为官刊,新集乃坊贾所次耳”。蒙元史专家昌彼得据书中内容和行文款式,赞同《四库全书总目》之说,认为中书省札文仅令官府置簿编辑圣旨、条格,“并无颁行成书之辞”,沈、胡二家不过揣测之辞。昌氏认为书首冠以中书省札文,乃抄录吏胥所为,“以有此令,各衙门之案卷始易所抄录”。【3】根据中书省“札文”,《元典章》的编纂起于江西奉使宣抚的建议。书中录有诏令、条格、断例以及中央部门档案,但多数还是地方各行省尤其是江浙、江西、湖广等省文书。沈家本认为是书“刻于江西,故有江西奉札之语”。【4】昌彼得则认为,传世的元刊本乃“建阳坊刻无疑”。建阳距江西不远,自宋以来刻书极盛,江西出书到建阳坊刻很是正常。

  所以尽管此书未必刻于江西,但为江西胥吏所编或许近于史实。自明代以来,《元典章》未见翻刻,然有多种传抄本,其中错漏之处颇多。据昌彼得先生看法,这些抄本“似皆自此元刻出,而辗转传录,致讹误衍生”。《四库全书》将该书“存目”,以为“其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但又认为,“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观省札中有‘置簿编写’之语,知此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故初拟缮录,而终存其目焉”【5】。

  存世元代刊本,民间未见著录。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14《政书类》记载,“《元典章》一部,十册,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钱曾《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抄本15卷,内容相去甚远。目前通行本主要有两种版本。其一是沈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进董绶金据杭州丁氏所藏抄本,刻之于北京法律学堂,由法学名家沈家本为之作跋,世称沈刻本。沈刻本以其刻印精美,受到人们重视,成为最通行的版本。后来文海出版社、中国书店又分别于1964年、1990年出版发行。然沈刻本错误较多,往往有整段、整页脱漏。民国二十年(1931年),著名史家陈垣根据故宮所藏元刻本,参以吴氏绣谷亭、阙里孔氏之影钞本及巴陵方氏、南昌彭氏两抄本进行校勘,校出沈刻本讹脱衍倒多达一万二千余处,撰成《元典章校补》10卷,包括校勘札记6卷,补正阙文3卷及改正表格1卷。二十三年,陈垣又从中抽取一千余条进行归纳,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沈刻本《元典章》时,将两书收入。其二是元代坊刻本。民国十四年发现于故宮博物院,现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书中钤有“毛晋之印”、“毛晋私印”等朱文方印,当为明清之际常熟毛氏汲古阁旧藏。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据此影印《元典章》,使该书得以原貌重新问世。此外在台湾以及国外如俄罗斯彼得堡和英国剑桥大学等图书馆,也藏有残抄本和《元典章》刻本若干卷。

  关于《元典章》源流与版本研究,日本仁井田陞发表《<元典章>的产生与<大德典章>》【6】、《永乐大典本<大德典章>续考》【7】,通过比对《大德典章》遗文与《元典章》,指出《元典章》资料多来自前者;太田弥一郎《<永乐大典>卷1942<站·站赤九>所引的(元朝典章)——<元典章>和<大德典章>的关系》【8】也讨论两书渊源关系。仓田淳之助《<元典章>的流传》【9】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元典章》各种版本的流传情况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岛田正郎《关于<元典章>的一个旧钟本》【10】介绍他在台湾见到的黄丕烈《元至治纲目》所藏钞本,考察此书系《元典章·新集》“兵部”以下之残本,与阙里孔宪培旧藏抄本有密切关系。

二、体例与内容

  《元典章》内容丰富,其体例也直接影响到明清《会典》。《元典章》附载“五服图”亦被《大明律》所采用。陈垣在《沈刻<元典章>校补》中称,《元典章》是元代传世文献中“可谓详悉无遗”之巨著,“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尤详于刑律”,【11】是研究元代社会及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黄时鉴在《通制条格·点校说明》【12】中也提到,“《元典章》是仿照《唐六典》编纂的元朝法令制度的大全,不是专门的法典,但其中包括了许多法典的内容”。

  《元典章》前集分为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则分为八大类,“以类相从”,分类编排元代法规、法令。国内外学者对此均有研究,国外主要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其中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13】分析《元典章》内容特点,概述《元典章》文书基本用语,又以三篇文书为例考察文书的转递关系。海老泽哲雄《<元典章>中的“圣旨”问题》【14】考察《元典章》中由八思巴体蒙古文直译过来的“圣旨”。宮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裁判机构:元典章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一文,【15】主要分析《元典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国内研究方面,韩志远《研究元史的重要参考书——<元典章>【16】简述《元典章》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李淑娥《<元典章>试析》【17】全面分析《元典章》产生背景、内容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该书是形势需要和元朝“祖述变通”的产物,全书内容丰富,尤详于法制史资料,其所载“条格”体现出相当浓厚的民族色彩。

  舒炳麟《试论<元典章>的特色》【18】从法制方面讨论《元典章》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丁华东《<元典章>的编纂评略》【19】评述该书按照纲、目、子目三级分类编排,突破《唐六典》硬搬《周礼》六典的做法,为后世修撰《会典》开创了新体例。陈高华《<元典章沪部>简论》【20】全面总结《元典章沪部》内容、体例及史料价值,并与《大元通制》作比较,并指出其内容存在的疏漏之处。

三、文体与句法

  《元典章》文体较为独特,语言结构复杂。行文不仅有一般的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还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一般概述为文言、语体吏牍和蒙古语硬译体公牍等三种文体。其中蒙古语硬译体公牍不仅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还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只有弄清这些语法结构,掌握这些语词的特殊含义,才能理解其内容。在这方面,中曰学者都做出不少努力。日本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吏牍文体》【21】考察《元典章·刑部》中吏牍文体,认为吏牍文体大量使用汉语口语,而且多以四字句及其变形为主,与汉语文言有很大差异。田中谦二《<元典章>中蒙古直译体文章》【22】考察圣旨、条格、断例中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分析其句法结构及所用新奇词汇,并与汉语文言做比较。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国内学者亦邻真(林沉)的研究。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23】通过《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等书以及元代圣旨、令旨碑文,称这种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为“硬译公牍文体”,已为学术界所接受。这种文体虽采用口语词汇,然常有蒙古语和其他民族借词,但并不等于元代汉语口语,其行文又拘泥于蒙古语法。作者认为“最适宜的解读方法是蒙句蒙读,汉句汉读,凡硬译蒙古语的地方都应按照蒙古语语法规则断句,按原意去理解”,并通过标点注解硬译文体公牍十篇(其中《元典章》4篇),展示其释读方法和内容。

  近年以来,国内学者著文专门研究硬译公牍文体的具体结构。李崇兴《<元典章·刑部>中的结构助词》【24】就“底”、“地”、“的”等结构助词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分析。曹广顺《<元典章·刑部>中的“讫”和“到”》【25】以《元典章·刑部》为基本材料,考察其中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状态的“讫”和“到”的使用情况。李崇兴《<元典章·刑部>中的人称代词》【26】对其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俺”、“咱”及其复数形式的用法进行考察。此外,李崇兴在《<元典章·刑部>中的“了”和“讫”》【27】,考察《元典章·刑部》出现470余次的助词“了”和490余次“讫”的用法,总结其基本含义及使用特征。丁勇在《<元典章>的被字句》【28】总结《元典章》共有被字句210例,作为动词“被”有“遭受”之义,但更多的则是表达原因的被字句。邓渝硕士论文《<元典章·刑部>词汇研究》【29】主要考察词汇以及语言与文化、法律之间关系等问题,着力考察元代新出现的词汇、人称代词和结构代词,归纳出元代北方汉语的若干特点。胡斐绩《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以<元典章>为例》【30】,讨论硬译公牍文体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语法特征等问题。祖生利《<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特殊语法现象》【31】以《元典章·刑部》中硬译公牍文字为基础,结合元代白话碑、《元朝秘史》以及《华夷译语》中蒙汉对译材料,揭示其语法特点和某些特殊的用法。

四、价值与利用

  《元典章》是元代法令汇编,保存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料,反映元代社会及法制情形,为治元史及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所必备。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称,“《元典章》为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32】李治安《元史学概说》、白寿彝《中国通史》等著作均对其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专题研究方面,国内李崇兴《<元典章·刑部>的语料价值》【33】分析其在语法史研究上的价值,指出其“语体吏牍”和“蒙古语直译体”两种文字对考察元代汉语的意义。丁华东《<元典章>的编纂评略》【34】认为其史料价值是:采掇广泛详密,保存佚文;照录原文,材料可靠;兼采方言俗语,保留元代语言资料。

  屈文军在《<元典章>的史料价值和通读要领》【35】总结其史料价值:一是可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记载,二是补充其他史籍的不足,三能反映元代官府处理政务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读通《元典章》,需要掌握元代硬译公牍文书的词法和句法规则,掌握公文的固定格式,掌握公文的结构。

  张帆利用《元典章》来校勘《元史》。在《读<元典章>校<元史>》【36】中,作者通过对照和分析,指出《元史》存在三种类型错讹,一是删节公文不当,致乖原意;二是错字或脱字;三是年代错误。国内外学者还利用《元典章》进行资料辑存工作。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37】中,“至元新格辑存”共96条,辑自《元典章》就有93条:“大元检尸记”中的“检尸式”、“尸帐式”、“检尸法”等条亦辑自《元典章》。日本学者植松正也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辑出《至元新格》佚文,【38】并在《元典章、通制条格:附辽、金、西夏法》【39】概述《元典章》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价值。

五、整理与释读

  《元典章》兼采方言俚语,语法结构复杂,文字晦涩难读。洪金富先生曾言:“今存元代载籍,论材料之富,《元典章》允称第一。惟学者利用是书,每以为苦.揆其原因,盖有二端。其一、元朝刻本,错讹颇多,传钞诸本,每下愈况,考订为难;其二、硬译公牍,所在多有,语法乖戾,诘屈聱牙,难以卒读。”【40】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释读工作,其中翁独健《元典章译语辑释》【41】考释从蒙古语硬译的元代口语,逐一考释其语源与意义,多有创获。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42】就《元典章》之《刑部》、《户部》中两则“断例”进行解读。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著有《读<元典章>札记三则》【43】,前两则阐释“合无”与“曾无”、“惟复”与“唯复”之含义,后一则以《兵部·逃亡军粮》为例,提出自己的校订意见;船田善之著有《关于解读<元典章>——兼谈有关工具书、研究文献》【44】,列举有关研究《元典章》论著,该文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晓克先生译成汉文,发表在《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3、4期上。国内学者陈高华、张帆、刘晓等先生组织《元典章》研讨班,相继发表《<元典章·产部·禄廪>校释》【45】、《<元典章·户部·户计>校释》【46】、《<元典章·户部·分例>校释》【47】、《<元典章·户部·婚姻>校释》【48】、《<元典章·户部·田宅>校释》【49】等论文考释“产部”条文,每条资料分为原文标点、参考文献、校注、解题四部分,考释极为详细。

  学术界在《元典章》校点方面亦有成就。日本京都大学安部健夫、岩村忍、佐伯富、田中谦二等组织《元典章》探讨班,并于1954年在《东方学报》第24辑刊载《元典章》研究专辑。岩村忍、田中谦二又集多年之研究,出版《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出版于l966年,第二册出版于l974年。2004年,国内学者祖生利、李崇兴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研究,出版《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50】,洪金富出版《元代台宪文书汇编》【51】,校点《元典章》中“台纲”二卷,并收入该书。日本东北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寺田隆信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0年发表《校定元典章兵部》(上、中、下),收入主编《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二、三、四集。近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元典章·礼部》研究,在《东方学报》第81册、第82册发表《<元典章.礼部>校定与译注》(一、二)。索引方面,则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撰《元典章索引稿》四册,为该书词汇之索引,分别于1954年,1957年,1959年,1961年结集刊印,又有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一册,将包括《元典章》在内的元代十四部法律资料文献编成年代索引。这些成果,便利人们对《元典章》的利用与研究。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元典章》整理和研究将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注释:

【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83《史部三九·政书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

【2】沈家本《寄簃文存》卷8,中国书店,1958年。

【3】昌彼得《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附录”。

【4】沈家本《寄簃文存》卷8.中国书店,1958年。

【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3,《史部三九·政书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

【6】《史学杂志》第51编第9号,1940年。

【7】《史学杂志》第52编第4号,1941年。

【8】《集刊东洋学》第27号,1972年。

【9】《东方学报》京都24册,1954年。

【10】《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1963年。

【11】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励耘书屋丛刻》(上),北京师大出版社,l982年。

【12】杭州古籍版社,1986年。

【13】《东洋史研究》第23卷第4号,1965年。

【14】《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记念东洋史论集》,同记念会刊,1976年。

【15】《亚细亚研究》之四,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16】《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

【17】《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18】《法学》1995年第1期。

【19】《档案管理》2001年2期。

【20】《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21】《东方学报》京都第24册,1954年。

【22】《东方学报》京都第32册,1962年。

【23】《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24】《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25】《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

【26】《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27】《语言研究》2002年2期。

【28】《孝感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30】台北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1995年。

【31】《蒙古史研究》第七辑,2003年。

【32】《元典章校补释例》,《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大出版社,1982年。

【33】《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34】《档案管理》2001年第2期。

【35】《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6】《文史》2003年第3期。.

【3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38】《汇辑<至元新格>并解说》,《东洋史研究》30卷4期,1972年。

【39】滋贺秀三主编《中国法制史——基本史料之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0】《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1】《燕京学报》第30辑,1946年。

【42】《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3】《石滨纯太郎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古稀纪念会,1958年;后收入《元代史的研究》,创文社,1972年。

【44】《中国語学研究·开篇》第18卷,文献案内,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46】《暨南史学》第四辑,聾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

【49】《燕京学报》新2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0】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51】台北史语所专刊,2003年⒅同朋舍,1980年。

作者简介:张金铣(1965-),安徽庐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蒙元史、隋唐史和历史文献学。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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