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元朝实现了全国(包括西北、西南边陲地区)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可以说，元代不仅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熠熠流烂的时期。
一、江南经历与蒙古色目人文化习俗的变化
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天水一朝”对士人的宽厚待遇及其经济、文化的繁荣进步，常受到学者的赞誉。尽管高度集权导致政治上因循疲沓之风盛行，军事上始终不甚振作，始蹙于辽，继蹙于金，僻处西北的夏国也不时前来侵掠，最后连东南半壁江山也没有保住，但两宋文化，尤其是退居江南的南宋时期，却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较之辽、金、西夏统治下的北方和西北地区要高出许多。
1234年，南宋出兵、助粮协助蒙古灭亡了金朝，以为可以乘机收复河南地，遂贸然仓促进军汴、洛，结果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被打破，同年的“端平人洛”之师在蒙古军进攻下狼狈撤还，次年，蒙古就开始正面攻打南宋。不过南宋毕竟人口众多，财力兵力雄厚，能支持长久抗战，素来所向披靡的蒙古也无法在短期内征服，南宋与蒙元的战争持续了45年，其间多数年代处在边境地带拉锯战(部分地区被占领)的南北对峙状态。1273年元军经过六年围城终于攻破南宋边境重镇襄阳，次年，元朝宣布大举“征南”，一路势如破竹，1276年初就兵临杭州，宋太皇太后与少帝献国投降，1279年灭南宋最后一支抗战力量。元军对南宋抗战者的杀戮和对人民的掳掠也是很残暴的，如湖南长沙、广西静江(桂林)等处都遭屠城。但与蒙金战争对中原的破坏相比较而言，程度要轻得多。江南地区入元后，经济、文化较快就得到恢复，并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发展趋势，成为蒙古、色目及北方汉人乐于前来任职、驻守、游学、寓居的地方。江南的秀丽景色、肥沃土地和繁华市镇，吸引了大量北人南迁定居；江南的文化对北方各族士大夫和读书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1235年蒙古攻打德安(湖北安陆)，儒士赵复被俘并带到燕京，设学院让他讲学和著述，北方儒者由此对程朱之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大为折服。经姚枢、许衡等人研习宣扬，理学渐成中原儒学主流，进而被蒙古统治者接受，成为国子学和州县(包括漠北各千户)官学教育的主流，影响扩展到蒙古、色目人中，皆知江南学术之精良。元朝统有江南，忽必烈多次派人到江南“求贤”，“尤重进士”；任职于江南的北方士人多喜与南儒结交，切磋请益。学子来南求师者亦甚众。抚州吴澄受业于朱熹三传弟子，人元后是最负盛名的南儒。在南昌做官的大名文士元明善素来以学问自负，与吴澄论经，质疑问难，吴澄随问随答，元明善大为佩服，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身。至大二年(1309年)吴澄被召人大都，授国子监丞，不久升司业，主持教务；四年辞职南还，学子从之南来就学者数十人。金华朱学传人许谦在家乡讲学，与北方许衡齐名，时称南北二许，幽、冀、齐、鲁学子远来就学者甚多。朱熹家乡婺源人胡炳文亦传朱学，尤精于易，任家乡明经书院山长，门人中就有从泰山、济南等地来者。元tj宗实行科举，各族人考试经义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更使北人学习江南儒学蔚为风气。元廷尊崇朱学，对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职、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热心习儒者为数相当多。南儒张须(居台州)是朱子四传弟子，入元后应荐教授孔、颜、孟三氏子孙，后南还，被寓居仪真的蒙古人拔不忽(曾任淮东按察使、江东宣慰使)留为家庭教师八年，直到去世，“始终敬爱不渝”，并为他出版文集。汪古人马祖常也特地到仪真从张须受业。拔不忽还将从大都南还途经扬州的吴澄留住，“身率子弟诸生受业”，其子孙后多成文臣。许衡门徒蒙古化康里人不忽木是元世祖亲信大臣，其子回回则师事吴澄，好读易经。蒙古人护都达儿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学习经史，为文论理深刻，侪辈钦服，延{；占五年科举中右榜(蒙古、色目榜)状元。元世祖朝大臣畏兀儿人廉希宪习儒甚笃，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其子廉悖任江西行省参政时，恭拜前宋名儒熊朋来(江西丰城人)为师，终身称门人。廉希宪家族在江南读书、做官并留居江南者为数不少。畏兀儿人薛超吾(汉名昂夫)曾拜在前宋名儒刘辰翁(江西吉安人)的门下为弟子。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儒者有许多人达到相当高水平，以至能出任江南地方官学教授和书院山长。元代考中进士的蒙古、色目人见于记载者，约有一半以上都在江南居住、学习过。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辑168人，约四分之三有在江南任职、寓居、游学经历；萧启庆教授《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列的ll7人中，有居江南经历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的杰出者如蒙古人张彦辅(画)、泰不华(儒学及诗书画兼长)、阿鲁威(词曲)、杨景贤(杂剧)等，色目人瞻思(经史兼长的大学者)、高克恭(画)、贯云石、萨都刺(诗)、蠖蠖(书画)等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丝毫不逊于汉族优秀文人的地位，他们在江南地区都有长期居住游学和工作经历。
元朝官制，各级政府长官一般要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汉人居次。初期，因言语不通，需设通事(翻译)一职。后来，蒙古、色目官员能说汉语的渐渐多了，元英宗时监察御史许有壬就提出建议：在监察部门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大率多通汉人语言”，其不通者仅“屈指可数”，因此可以取消通事以节省行政费用。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的成效于此可见。
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前期，就有蒙古、色目人改用汉人姓氏，或依汉俗取名立字(如廉希宪，阔阔子清，不忽木时用[字用臣]等)，中后期此风更盛，读书人多半都取汉名、立字，做官的即使汉文化水平很低或不习汉文，往往也要给自己立个字以示风雅。元中后期，吟诗作赋，唱和酬答，在蒙古、色目官员和士人中已成风气，可见蒙古、色目人汉文化浸润之深。
很多蒙古、色目人还在礼俗方面改从汉制，例如元代制度规定，汉人、南人做官者必须按汉制丁忧，蒙古、色目人则各从本俗，不必丁忧，但还是有不少人自愿为父母丁忧，退官守庐墓，服斩衰，如廉希宪，蒙古人达理雅饬(字子通)，回回人丁鹤年等。吴澄《沙的[建康路同知，回回人]行之字说》称：“建康贰侯沙的公，西北贵族，于今日为能吏，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礼法可慕也”。之所以从汉俗，是因为与汉人长期朝夕相处，在文化上、生活上产生深刻交融的自然趋向。有个担任江西吉安达鲁花赤的西域人，立“义冢”收葬亡故于当地的许多同乡骸骨，当地文人王礼为作《义冢记》说：“我元创业朔漠，……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家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之义乎。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可见大一统带来了东西南北各地区交通方便，人员往来频繁，移民众多的局面。这段话很可以解释元代北方、西北各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原因。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用这家留仕元朝第三代回回人荀凯霖(祖母是荀姓汉人，遂用为姓)自己的话，说明他们接受汉人文化风俗的理由和原则：“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唯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就是说，他们接受的是汉文化中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对本俗中不好的东西则予以摈弃。
二、蒙古、色目人学习经史与白话绘图本书籍的流行
以口语为基础写成的文章就是所谓白话文。元代的白话文有个特点，就是夹杂着表示蒙古语语法形态的字样，还有个别照搬蒙古语语序的直译。这和当时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有很大关系，是元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突出体现，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 元太祖成吉思汗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天骄”(此为汉代匈奴人自称)，他很早就注意收罗中原汉地人才为己用，特意命令镇守燕京的长官征召耶律楚材到汗廷为侍从，就是显例。他置楚材于左右“以备咨询”，主要任务是观天象、卜吉凶事，但也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如楚材所说“治天下需用治天下匠”就受到他的赞扬。太宗窝阔台在位的第五年(1233年)，就在燕京设立“四教读”(国子学)，选派担任汗廷秘书的蒙古子弟l8人来学汉人言语文字以及必要的“公事”知识，称这是“一件立身大公事”；规定上课时必须讲汉语，不准讲蒙古语，每讲一次就打一板子。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就常命文学侍从讲解经史，其子真金则从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即位后逐步确立了“遵用汉法”(中原汉地传统制度)的国策，立真金为太子，命他从文臣王恂学，并且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任命著名的北方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儒学和儒术成为蒙一元统治者必须学习的基本课程。许衡学生不忽木(康里人)是忽必烈亲信家臣之子，成绩优秀，l6岁就能书写《贞观政要》数十条上呈忽必烈。他还带领一帮同窗上书，陈述加强学校教育的重要：“臣等闻之《学记》日：‘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下之使令乎？……为今之计，如欲人才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这道奏章充分说明了蒙——元统治者大力兴办学校的目的。
国子学老师们为了教授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经史著作，不仅上课时要用最通俗易懂的口语讲解，还要编成口语体的讲义，现存许衡的《大学要略[直说]》便是其中的一部。许衡还著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等。此类用白话体裁写成的教科书在元代相当流行。作为从童蒙教学起步使用的教科书，为增加学习者的理解和学习兴趣，还加上插图，上图下文相互对照。江南许多路、府从唐代起一直是印刷业发达的地区，元代不仅延续了南宋印刷业发展趋势，而且有很大的推进。这是因为元代各类、各级学校的数量大增：’按制度，路、府、州、县都要设立庙学(儒学)；乡村每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要设立学校一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元朝廷还允许并且鼓励私人创办书院，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纳入学官系统(据粗略统计，元代全国书院在四百所以上，70％多分布在江南三省)；各路(后扩至上中州)、蒙古诸王封地以及各千户所都要设立蒙古字学。从中央的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到地方上的庙学、社学、书院、蒙古字学都要学习经史，可见教科书的需求量很大，这是印刷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此外，元代戏曲、说唱等俗文学的发展和民间文艺活动的活跃，也促进了此类出版物的繁荣。当时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北有大都、平阳，南有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阳，由朝廷(设有兴文署及艺文监广成局掌管刻书)或地方官府、书院出资刻印的，以及私人出书，多数都是在南方(尤其是建安和杭州)刊刻的。
据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所辑目录(尚不完备)，经史类中有相当多“直解”和“图说”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都分别有图说本，还有《四书章图》(程复心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图》(林起宗著)等。《孝经》尤其受蒙古人重视，上文讲到忽必烈曾命太子真金从儒臣窦默学习此书，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即位后，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孝经》译为“国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奉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现存还有畏兀儿字蒙古文和汉文对照的《孝经》译本。著名畏兀儿文学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著有《孝经直解》，1933年日本名古屋发现此书的元刊本。此书应该就是《元史·仁宗本纪》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条所记的《图象孝经》。此日新即位的武宗“诏立帝(武宗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受金宝。……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该书全册页面，上为图(三分之一)，下为正文夹注白话译文(三分之二)，图、文刻工都十分精致，可视为元代绘图(全相本)书籍的范本。见于记载的还有林起宗的《孝经图说》(一作《孝经图解》)和李孝光的《画孝经图》。
元朝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历史知识也非常重视。忽必烈即位前就喜听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太宗)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乃派遣侍臣到中原招聘名士“访问治道”，并把他们留在藩府“以备顾问”。即位后设立国子学教育蒙古子弟，前朝历史也是学习的主要课程。许衡为了便于学生记住历朝帝王事迹和年代，特编了一部《编年歌括》，从尧舜到金亡3566年，仅约1000字。忽必烈的汉人臣僚常给他讲述《资治通鉴》故事，甚至在他出征途中也开讲，忽必烈下令由朝廷兴文署用官费出版这部巨著。但更符合教学实用的是《编年歌括》之类大纲式或概要式的历史教科书。元代此类历史概略书以及历史题材的说唱本子“平话”书，比南宋时更繁盛。其中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白话体即所谓“直说”，二是有插图的所谓“全相本”。前者可以丽水人郑镇孙所著《直说通略》为代表，从作者自序中可知他受许衡《大学直说》、《贞观政要直说》启发，以用口语文字解释可便习者明白易懂，并因史书汗牛充栋不易通读，故择要节略而成此书。其内容主要取材于《资治通鉴》及《通鉴节要》，并利用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平话》作生动的描述。张元济称此书是近世白话文的先导，胡适也对这种白话体史书备加赞赏。现存元刊历史题材“全相本”图书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三国志》(《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此外，日本毛利家藏《吴越春秋连像评话》当亦为传到日本的元刊本。
日本学者宫纪子近十来年就元代出版文化进行卜系列深入研究，以充分证据纠正前人对蒙元朝文化政策的负面评价和对元代文化(特别是图书出版方面)成就的低估，说明元代的中国文化并非遭到重创和倒退，事实上是在南宋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发展。
三、元代汉、南人对蒙古文化的吸收
在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汉族的文化和习俗在若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语言文字。上述白话文体著作虽然基本上用的是当时汉族地区的口语(有一些是俚俗语)，但明显受到蒙古文直译文体的影响。蒙古文直译(或称“硬译”)体文字的特点主要是照搬蒙古文词序，动词与宾语倒置，并使用表示时态的文字，使用表示粘着于名词的格助词(介词)字样和词序，使用特定的蒙古词汇译语字等。这种文章风格既使用当时的民间口语，又尽可能结合蒙古语表现方式，便于蒙古人理解。
从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以来，有许多汉人“投拜”(归降)后在蒙古政权或军队中服务，或因被俘成为蒙古人的奴仆，他们中不少人学会了蒙古语。成吉思汗时，借用畏兀儿字母来写蒙古语，创造了畏兀儿字体蒙古文，现在我国的蒙古文就是从这种文字发展来的。忽必烈在位之初，又命吐蕃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造了一套新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及其他语言，称为“国字”，下诏颁行，并设立蒙古字学，令百官子弟入学，各族人等愿意学习者都允许，而且有优惠待遇。因为学会蒙古“国字”可以做通事(口译)、译史(笔译)或蒙古字教师，由此进身是一条做官捷径，所以汉人一南人学习者很多。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大量蒙古语名物制度词汇的音译，为了让更多汉人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时人编辑有汉一蒙语对照词典，元刊《事林广记》所收《至元译语》就是现存的一种，收录词语547个。还编有八思巴蒙古字《百家姓》和《蒙古字韵》，以适应用八思巴字母拼写汉语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语文书或碑刻，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元朝皇帝颁布的有些汉文圣旨，除用汉字书写外，还用八思巴字母拼写，一并刻在碑上。元时许多学者利用这种拼音字母来研究汉语音韵，获得可喜成绩，推动了音韵学的进步，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蒙古字韵》的校订、出版者朱宗文是信安即浙江衢州人。同时还有一位杭州人鲍完泽，著有好几部蒙古语言学的书，被称誉为“南北人学蒙古学未有出其右者”。婺州(今浙江金华)人王伯达也是蒙古语学者，著有《皇朝字语观澜纲目》，赵孟频称赞他“深解其(蒙古译语)义，编集是书，曲尽微妙”。
校订《蒙古字韵》的朱宗文的蒙古名“伯颜”即蒙古语Bayan，意为“富者”。鲍完泽之名“完泽”即蒙古语Oljei，意为“吉庆”、“福”。元代有很多汉、南人取了蒙古名字，除了很早就服务于蒙古贵族并且世代相承、获得高官要职的家族常用蒙古名之外，取蒙古名的风气在学习蒙古文字者和层次不怎么高而希图借此升官的人群中也十分流行。江南人士在元代做官的机会比较少，于是不少人就走这条捷径。所以阅读元代文献，不能见到蒙古名就以为是蒙古人。
元代有不少蒙古语和西域语言的音译词被吸收到汉语汉文中。如车站的“站”就是蒙古语jam(驿传)的译音，“站”字汉语本义是“立着”、“停下”，而元代汉蒙语并用合成“驿站”一词，遂发展为如今车站的“站”义。有学者认为北京的“胡同”也是来自蒙古语，可能是“井”的蒙古语qudugh的音译。戏曲语言最能反映百姓的语言习惯，元代词曲中就夹杂着不少蒙古语词汇，杂剧里，特别是道白中常见用蒙古语插科打诨者。如《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小衙内对责备他的张撇古说：“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你的银子又少，怎敢骂我!”“虎刺孩”是蒙古语qulaghai的音译，意为“贼盗”，这里是权贵子弟欺辱老百姓的骂人话。《随何赚风魔蒯通杂剧》演萧何惧韩信军权太重，恐后造反，找张良、樊哙来商议，樊哙这个大老粗说：“只消差人赚(骗)将韩信到来，哈喇了就是，打什么不紧!”“哈喇”就是蒙古语ala-(意为“杀”)的音讹。诸如此类习用蒙古语在汉、南人中很流行。上述《事林广记·至元译语》(庚集卷十)序言说：“至元译语，犹江南事物‘绮谈’也，当今所尚莫贵于此。分门析类，附于《绮谈》之后，以助时语焉。”据此知其所收五百多词中，有不少在当时已经成为“时语”。方龄贵先生著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收集的蒙古词语，还有许多未见于《至元译语》收录，可见当时汉、南人中流行着许多蒙古语的日常用语。
久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俗、饮食、服饰等方面也对当地人有一定影响。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说，南宋严州(今浙江建德)守臣方回曾声称誓死守土，但元军兵逼严州时却“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这可能是周密愤恨方回而加以夸张的指责，但所谓“鞑帽毡裘”的蒙古服饰后来逐渐被南人仿效，成为时尚。明初方孝孺著文论《正俗》说：“宋亡，元主中国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服不化为夷者鲜矣”，因此建议朱元璋加以禁止。说明元代江南地区受北方民族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异。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吸收是常事，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服食之类一旦被吸收成为习俗喜好，就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改变的了。其实，这种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是多样性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好现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摘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