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中华读书报》专版缅怀唐长孺之一

  我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很多。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多,主要是学术关系。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北大发出挽联,那是周一良先生倡议的。周先生要去美国,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说如果有事发生,要发一个挽联,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挽联的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表示哀思。这不但是表达我们自己,而且也确实是表达了北大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重,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1984年,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回程特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报告,我也跟着做了发言。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拜见唐先生。我说的是真情,是实话。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日战争时各地隔绝,学术信息更少。50年代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出的时候,大家并不太熟悉唐先生。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这么高水平的学者!中国古代史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来,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视。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间的一段,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为了追溯隋唐制度的渊源。将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结合在一块,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竖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研究魏晋南北朝必须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帖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全社会、全局来抓问题,这是唐先生学马列主义的收获。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有自己的巧思,思辨能力很强。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一个更新的解释来。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英方举了他的三篇代表作,篇篇都具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题,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孟子说,“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刊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06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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