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华读书报》专版缅怀唐长孺之三
《唐长孺文集》终于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该文集全八卷，不少分卷都收有唐先生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高屋建瓴，见微知著，将吐鲁番文书披露的历史信息汲取到极致，现在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学问的广阔境界和深厚素养。而唐先生从事吐鲁番文书研究，时间其实并不太长，大约从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进行过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晋—唐文书。而在此之前，学术界能够见到的吐鲁番文书，只有法国马伯乐编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考释》和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撰的《西域文化研究》中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二册。因此，学术界对这批吐鲁番文书期望甚殷，希望能够早日整理出版，推动“吐鲁番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先生对《文书》整理工作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将《文书》整理作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始于1975年整理组成立，终于1996年最后一部图书出版，前后经历了22个年头。《文书》整理地点，除唐山大地震后短暂迁往故宫和上海外，一直都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唐先生作为整理组组长、项目负责人、全书主编，基本上始终其事。
我是1981年9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开始参加《文书》整理工作的。1988年前，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北京，主持整理工作，我是主要接待者和协助者。1989年后，整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唐先生不再来北京，我有工作问题，不是写信请教，就是去武汉大学汇报。直至1994年10月14日唐先生病逝前，我与唐先生一直保持着工作联系。因此，对唐先生整理《文书》的情况，应该说比较了解。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如同整理古籍，要求十分严格。此外，从个人风格来说，有两个特点：
一是亲力亲为，不当挂名主编。
这是唐先生的一贯作风。记得1982年，我和林小安兄商议创办不定期室刊《出土文献研究》，我给唐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请唐先生当主编。同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读悉。本室出版这本刊物是有条件的。但我决不能当主编，这一点我早就和王东明同志（素按：王东明先生时为古文献研究室行政负责人）说了。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好的。目前中央进行调整机构，我觉得一个精神就是名实相副。既是主编就必须审稿，至少审难以立即决定的稿，我的眼力、我的时间已不容许我增加这一方面的负担了。……
可见唐先生对当主编“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赞同的。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所有文稿都要亲自过目，最后定稿尤其要亲自参加。在现存《文书》早期文稿档案中，随处可见唐先生批改的文字，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唐先生学识的渊博，更可以看出唐先生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特别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先生领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先生负责最后定稿，吴震先生负责出版前的校对，李征先生负责全部图版的摄制。还记得当时唐先生每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先生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先生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三先生中的一人读文稿。唐先生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让李征先生将原件取出，自己亲自核对；觉得解说、注释有问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我在一旁看着、听着，感觉获益良多。
二是见仁见智，尊重不同意见。
唐先生是位极为谦逊的长者。《文书》初稿将要完成时，唐先生就提出《文书》要出版两种本子：一种是释文本（有文无图，又称简装本），十册，为征求意见本；一种是图文本（上图下文，又称精装本），四册，为最后的定本。唐先生后来也多次提出，要整理组成员注意收集学术界对释文本的意见，以便作为图文本修订的参考。我参加《文书》整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受李征先生安排，将释文与原件对校。1982年1月初，我校订《晋阳秋》残卷，通过查证史籍，有一些想法，给唐先生写信作了汇报。同月20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悉。所述《晋阳秋》古写本校正之例，似有理，但我手头无录文及照片，须核对决定。所云“原件残缺不可识，甚至无墨痕，录文径作某字”，疑“整理者参照其它文书来判定”。按条例不能以他件填补，如果有点画可寻者，例于外加囗，决不能径补。至于无丝毫墨迹可寻者，只能作缺文。如你上举《晋阳秋》“齐”字，如果要补，就应作 。如果不能决定则作 。
最后唐先生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同意按我的想法在释文本中作了适当处理。后来我编辑图文本，唐先生要求我根据图版对释文进行最后校订。唐先生曾特别对我说：“你在编辑本书时，务必要将图版与释文对校。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校。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我校订出来的问题，如何修改，最后仍须由唐先生亲自审定。1994年春，唐先生已经卧病在床，还请陈国灿先生将我关于《文书》图文本[肆]的校订意见读给他听，并逐条进行审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书》释文本整理出自众手，“墓解”、“题解”、“注释”等文字风格各不相同，我做了一些统一文字的工作，唐先生都同意并采纳了。
这里顺带提一下，国家文物局曾有规定，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没有公开出版，个人不允许先写文章发表。唐先生对此是严格执行的。关于这条纪律，我刚参加《文书》整理工作时，唐先生就对我有所交待。1982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还专门提到：“我们规定，没有发表的文书，一律暂时不发表文章。”因此，至少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当时整理《文书》，还是后来整理《新中国出土墓志》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没有违反过这条纪律。而当时有位某先生，要来整理组抄文书，唐先生说有上述纪律，不敢同意，竟然引起一些无稽流言。唐先生无可奈何，同意某先生抄了一些文书，仅提出希望不要先写文章发表，但某先生并未遵守，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1983年11月1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说：“我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希望把文书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已。我觉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参加这工作，总以为我有所图，那就只好由他去说了。”1985年5月5日，唐先生给我写信又说：“我只希望身前及见吐鲁番文书全部出齐，也算完成了一件事。”都是有感而发。
我们知道，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是国内整理出土文献的专门机构，曾经主持过不少出土文献的整理，但成为完璧者却寥若晨星。从多卷本项目来说，1975年成立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整理组，到目前为止，《银雀山汉墓竹简》（计划出版3卷，仅出版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计划出版6卷，仅出版第1、3、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3、1985年出版）均未出齐，仅唐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年出版）堪称完璧。我保存的60余封唐先生来信，主要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至今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一切为了繁荣学术的拳拳之心。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06日15 版）
（作者系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