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和世界史体系
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世界史”的内涵
“世界历史”在我国通常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在实践中，它往往成为许多国家历史的相加，若能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世界”（事实上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对很多国家的研究现在还属于空白）。
但我现在提倡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史”分支学科。我说的“世界史”，不是指在我国学科分类中人们通常所熟悉的“世界历史”，而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它的地位和“国别史”、“地区史”及其他分支学科同等，但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学科考察人类的整体历史，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它探讨一个地区的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除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发展逻辑外，是否还存在横向的互动？人类历史是否存在运行轨迹，如果有，是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世界史”应该主要关注的问题。
总之，这个新的分支学科关心的是世界整体的历史，它不是地区历史和国别历史的相加，而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观察与思考。
二、“世界史”的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着“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
吴于廑先生曾提出“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概念，他说这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总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吴先生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为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我在《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一文中，曾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最终组合成世界文明的过程。（注：《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自文明形成到资本主义出现，人类经历了“点”、“面”、“片”、“圈”的文明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则是把“圈”进一步扩大，引导出一个“世界文明”。我曾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说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即资本主义构造了“世界历史”。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圈”的限制被资本主义突破了，历史继续其“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这个过程至今仍在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三、“世界史”的分期研究
根据以上对“世界史”内容与过程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对世界历史几个公认的分期阶段可以做以下认识，从这些认识中可以确定“世界史”分期研究的对象、内容、范畴和侧重点。
1. “上古时期”——文明产生的时代：
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一般的说法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大约产生于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世界上有几个独立的农业起源区，它们形成的时间不同，例如在中国，农业大约发生在七八千年前。（注：这只是一种说法。此处不讨论农业的起源及其时间，因此不作展开。使用这种说法只是想说明问题。）农业的产生直接引导文明的出现，因此人类的史前史与文明的出现由农业的产生而得以贯通。文明最早出现的时候只形成于极小的地域内，因此只能是一个“点”。此后，如果具备条件，“点”会扩展为“面”，“面”再散布为“片”。文明的黎明期就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的“上古史”。
“点”的文明不可能长久存在，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张是其最终确立的保障。地域上的扩张需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两条是：（1）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同时出现多个文明的起源，形成相对密集的状态；（2）由此而导致各起源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包括暴力冲突与和平交往），从而形成早期文明间相互的碰撞、交流与对比，引发前进的动力。
因此，站在“世界史”分支学科的立场上，对人类上古史的研究其主要关注点就应该是：人类早期文明是如何产生的；不同地区的各种早期文明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如何从“点”发展到“面”、再发展到“片”？
2. “古典时期”——文明的早期发展与“固化”的时代：
“片”和“面”的文明继续碰撞，通过冲突与融合，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文明区，覆盖了更广大的人类生存地域。原先在“点”、“面”和“片”阶段上文明相对孤立、被非文明地带割裂的状态逐渐消失了，形成了连续大范围地区中具有共同特征的文明形态，即“文化圈”。在“文化圈”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两个必备因素出现，一个是庞大的国家体系——帝国，另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某种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其中前者充当了文明的有形载体，后者充当了文明的无形载体。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在“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缺一不可。到“文化圈”形成时，农业文明就扩张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了。
古典时期结束时，世界上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西亚——北非文化圈”、“欧洲文化圈”，分别以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各自统一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统一的意识形态比帝国更重要，因为帝国是可以瓦解的，而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会经久不衰。价值体系的固定指示着一种文明的“固化”，标志着一个“文化圈”的形成、并有别于其他文化圈。较晚时候，在南美也出现一些相当发达的人类文明，并扩张到相当广阔的地域，但由于它一直未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未能将这种体系推广到地域相连的广大地段，因此最多只能算一个“准文化圈”。
“世界史”分支学科对“古代史”的研究，其着眼点应放在各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上——它们如何形成、各有什么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何，价值体系如何形成并如何传播、如何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各文化圈之间有哪些接触、哪些互动等等。
3. “中古时期”——文化圈的巩固与发展的时代：
在“中古”时期，人类的历史主要在各文化圈内部发展，每一个文化圈在地理上仍旧扩张、但都扩张到各自的极限，在当时的技术、生产水平下，都遭遇到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每一个文化圈内部，社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与运行体制。在文化圈内部，地区之间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因相同价值体系的存在，地区间的共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共性是相比于其他文化圈而言的，异性是相比于文化圈自身内部而言的。
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都按照各自的发展轨迹运行，并不存在一个全世界都共同遵循的发展方向。农业文明是所有文化圈的共同之处，在农业文明的大前提下，各文化圈呈现不同的特色。文化圈之间交流很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隔绝的（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之间接触较多，竞争也相对激烈，这是一个例外）。
很难将不同文化圈的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东方长期超越于西方。在中古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如果对此没有异议，那么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统一的帝国与统一的意识形态长时期高度地结合，这应该是其根本的原因。
因此，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中古史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各文化圈内部的发展及变化、文化圈内部的各种关系；二是对各文化圈作横向的比较，经比较而显示各自的特色。
4. “近现代”——世界实行“现代化”的时代：
“近现代”在西文中其实只有一个表达法，即” the modern times” （请注意复数）。
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发展到“文化圈”，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整合过程。自资本主义突破文化圈的限制起，一个“世界文明”开始构建，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但它一经出现，就具有强大的扩张力，结果到20世纪，它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现代化”造就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也进入它最后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西方因先行而占据优势，超越东方，控制世界。非西方国家为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进行反抗，奋起追赶，急于完成现代化。“近现代史”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非西方是被强制纳入“现代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原先的运行轨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断裂”现象。但西方也是在背离自己的传统后进入“现代化”的，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现代化是对“前现代”的明显背离，引发出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整体转型，它缔造着一个“工业文明”。
作为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就应该展现世界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它的起源、演进、发展、推行；探讨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各自的特点；研究现代化的后果，成功与失误；回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张、扩张过程中的冲力与反冲力，等等。
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展现“整体的历史观”，这就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应该力图去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已经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学科分支，以便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现象来对待；应着眼于相互的关系、宏观把握时间与空间，而不只是把各地、各国的历史加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